温海波 ：旧学新知：中国共产党对乡土杂字的利用改造

日用而不觉的识字读写，既是政治力量联系民众的重要方式，也是动员民众的基本手段。中国有着悠久的读写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必须直面的文化传统。关于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文字读写问题，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但相关研究集中在如何应对繁难的汉字系统，偏重革命中的破旧立新，特别是拉丁化新文字的兴衰。与向外学习的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相比，汲取本土文化资源的识字方案相对被研究者忽略。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识字扫盲上，曾依赖于中国源远流长的读写传统，乡土社会的识字杂字就是不容忽视的一类。本文将首先从民众接受的角度，梳理清末民国杂字的遭遇，以呈现蛰伏于民间社会的读写力量的长期延续性。在此基础上，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论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生产编纂、教读使用方面，对乡土杂字进行旧形式新内容的改造。这些讨论或有助于立足乡土，从较长时段探寻革命年代被遮蔽的政治文化实践，尤其是发掘中国共产党对民间识字传统的继承发展，进而从知识社会史的演进深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一、 古旧杂字的延续与新编字书的缠绕

清末科举停废以后，中国教育长期处在变动之中，在外来西学文化持续输入的同时，原有私塾传统也在挣扎求存。古今中西教育的碰撞，为各种力量在基层教育的舞台竞相登场提供了契机。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团体，将文字普及与国家富强挂钩，新编出版大量识字教材，但在官定或精英规划的框架之外，民间社会自有一套行之已久的读写传统。其中杂字这一形态将民众生活的常用字汇辑，依韵成句编排，以满足日用识字需求，延续传递实用的文字知识。杂字虽遭士大夫的鄙夷，有杂字编者亦称：“夫杂字者，不敢称书，无非集其所用之字，以备无力多学者取其捷径耳”，但这类读物自明清以来盛行各地，晚清民国时仍在基层社会具有广泛影响。

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廉调查北京各私立小学，发现各小学未采用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而是沿用《六言杂字》等书，与教育部定章不符，遂令学务局派员详查，“如有滥用书籍教授者，即将该校解散以资整顿”。1918年天津《大公报》报道，有的小学将教科书弃置不用，反而以杂字诸书代之，教科书虽经购置，但“平时则束诸高阁，仍诵读旧书。至有人查视，始将教科书摊置案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提出识字运动乃挈纲领、树初基之法，因之开展强迫性的识字运动，以期塑造新民。对旧杂字，教育行政机关则通过“视学”等行动予以禁止。但在四川乐山等地，纵有督学前往没收处理旧书，但仍有私塾纯以杂字为教材，教授如何写约据、记账，还传授婚丧嫁娶礼仪、人情往来称呼等相关文字。舆论对政府禁读杂字也有所呼应。北京《世界日报》主张，私塾及其教授的《六言杂字》应被打倒。绥远《民国日报》也报道，当时各乡村新式学校，实际多教授杂字，地方教育会函请教育局予以查禁，令改授新式小学课本，教育局很快接受提议，不时派督学前往巡查。但督学在下乡整顿过程中仍发现，“全县尚有多半数学校皆念杂字”，拟调查后一律取缔。

禁而不止的杂字认读现象并非毫无缘由。民间之所以沿用杂字，原因之一是这类读物所教的文字适合民众实用。有人建议，现行小学教材“学生所学，多非所用”，应每周加授应用杂字一两小时。也有论者认为，政府在教材上应谋改进，目前课本中各种单字并非乡村生活所需，现在“多能拉住几个学生的学校，他们依然兼教《四言杂字》《三七言杂字》等以应实际生活之需”。除了传授的文字实用，杂字一类的读物以其韵文编排，易学易记，符合初学者的认读水平。1934年一份关于民众读物的社会调查指出，以往的民众读物尽管不是政府派人修撰的，也不是著作家精心编写的，而是“不列于经史子集的书目，并且文人学士们绝对不屑入目”，然而一般民众“没有不受这些读物的熏陶，因为它的结构，不是好唱的，就是好听的，而且文字没有之乎焉哉，容易看得懂的”。调查者认为，新出的《平民千字课》《平民读本》等民众教科书，是“无意味的、不切实用的、不宜唱诵的”，若非政府强迫则无人愿读，民众乐意采用的倒是往时《百家姓》《六言杂字》《增广贤文》之类，其中的杂字读物大量在上海刊印。总之，民众的认读偏好实具韧性，想改造积久成习的认读习惯，以新的识字文类或新的读法开启民智，势必充满阻碍。

从接受方来看，不论是政治权力抑或社会力量的识字扫盲，与民众的识字需求和识读习惯都不尽协调。直至20世纪40年代，仍有报道指出，“乡村传统的教育形式深印于同胞脑海中者为私塾形式，流传在民间的读物系《百家姓》《四言杂字》，或通俗的歌本说部之类”，普通民众并非不需识字，“但要求认识他们所习见的读物上的字，甚或就是要求认识那种读物，而我们今天给他们的读物如《平民千字课》等等，形式与内容对他们都很陌生，他们不易感到兴趣”。质言之，清末民国，虽然各种力量舍旧逐新推行识字教材，查禁或规避杂字，但切合民众日用和认读习惯的杂字在基层仍有相当根基。

正因如此，明清杂字书在民国被大量翻印，内容多照旧式重刊或字句稍加调整。民国报刊广告和实地调查中，旧书杂字随处可见。1921年的《民国日报》广告中，有近10种杂字。1925年上海广益书局的儿童书目中，仅杂字栏就列出16种之多。1928年恰逢上海大华书局成立五周年纪念，书局在《时事新报》和《申报》密集投放包括多种杂字在内的书籍广告。此后的《申报》广告，亦不时登出其他书局刊印的杂字。从各地调查来看，1931年杨懋春在山东乡村发现，《百家姓》《千字文》对乡民的用处不大，而《日用杂字》“倒为送子弟入学的父母所注意，因为他们只希望其子弟能认识人的姓名，能看地契，能赶集算账就算满足了”。1936年马鹤天对甘边地区集镇的调查显示，“各家庭中对儿童之读物，仍多用旧书”，置办的书籍中竟有光绪年间出版的《七言杂字》。直到20世纪30年代，湖南的嘉禾、安乡、麻阳等县所用识字教本仍多是地方性的《包举杂字》《增广杂字》等旧书。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不乏认读甚至教授杂字者。他们不仅熟稔杂字，并察觉杂字在民间社会具有重要的识字效用。以湖南为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所记《夜学日志》中提到，1917年11月10日记录购参考书12种，其中杂字占9种，分别为《珠玑幼学》《指明算法》《中西日用杂字》《便用杂字》《启蒙杂字》《包举杂字》《四言杂字》《六言杂字》《捷径须知》。毛泽东一次性购入如此数量的杂字，可见他知悉杂字对普通民众的重要意义。徐特立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经历旧塾师到新教员的转变。他在1924年的一篇演讲中谈及传统中国的教育，士大夫修习孔夫子的书，“而人民连《三字经》都配不上学，所学的不过是《包举杂字》《百家姓》《增广》而已”。在书籍的秩序中，徐氏认为杂字比《三字经》更贴近民众。彭德怀、罗荣桓等人，也读过当地的杂字。

早期共产党人对基础识字的重视程度超过正规的渐进式教育，但在残酷的战争和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承袭传统的余绪，而是革故鼎新，采用内容和形式皆有别于杂字的新教材。1931年，湘鄂赣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文化问题的决议，已显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要把旧社会里所流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教育以及旧礼教等彻底铲除”，决议要求统一审定印发教材，内容以阶级教育为原则，字句宜简短且带有鼓动性。1933年，闽浙赣苏维埃文化部的报告指出，使广大群众具备看苏维埃法令、研究政治问题的识字能力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而扫盲识字班“应当是最精干、最有效果的一支军队”。为迅速唤醒民众，推广革命理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采取禁读老书的政策，并以俄为师编制系列新教材，包括共产儿童读本、列宁小学国语课本、红孩儿读本等。如1933年新编《共产儿童读本》，第1册是简短词句，第7课内容是“分田，分了田，自己才有田”；第2册后过渡到长句和段落；第4册第21课“为什么要革命”中，第1段是先生讲革命兴起，第2段学生提问“他们为什么要革命”，先生回答农民、工人如何遭受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要干革命；第22课“谁革谁的命”中，学生先问，先生再答工人、农民、士兵怎样联合起来，推翻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政府。除了刊印流通的新课本外，还有村落间传抄的新读物。在毗邻上杭县才溪乡的玉女村保存了一份认字本，包括开学、红军、共产党、国民党等20类，内容以阶级斗争为主，如“十七、共产党：领导红军杀豪绅地主的，是共产党。没收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是共产党的主张，大家要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这些新编课本，形式上并非民众熟悉的整齐字句的韵文，而是分册析课，明显受教科书体裁影响；内容上较少日常生活用字，多以归类的革命语词、阶级斗争的语汇，力图将民众从自然人塑造成政治人。然而，在推行使用新教材的过程中，老书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如福建长汀出现一种现象，教育科人员“把《共产儿童读本》发给教老书的，让教老书的在有人来参观时就把儿童读本拿出来，把老书藏起。参观的人走了以后，又读老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完全忽视传统杂字。1928年，在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紧急扩大会议上，与会人员讨论党、团内文盲占多数，文件难以贯彻的问题，有人建议用杂字的形式编辑以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史、阶级斗争为内容的读本。1933年，国民党方面一篇题为《赤匪的新四言杂字》的通讯，也谈到赣南苏区编写的读物，“为了从失败中取得教训起见，又新编了一种《攻赣教训》的小册子，约二千字，分为二册，已通令作为红军读本之用”，“该书内容介绍一段如下：‘攻赣未克，军事之过。轻敌疏忽，布置不妥……混战一场，敌胜我挫。血的教训，大家要学’”。这本小册子形式为四言韵文，与杂字相类，故而被国民党记者称为“新四言杂字”。其内容是传达红军攻打赣州失利的原因，让红军战士吸取失败教训。同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售的各种识字书中，除《红色战士丛书》、列宁小学课本外，还有《五言杂字》《四言杂字》等。

综合来看，清末民国，尽管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为改造民众，编纂出各类识字教材，推陈出新。但从接受方来看，民众的识字诉求、读写习惯未必得到有效涵纳，基层识字教学仍多延续传统。杂字一类的古旧读物，由于其形式和内容适合民众，仍旧持续广受欢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政治动员中，虽对传统杂字偶有留意，但倾力在识字读物上“革命”，形式上多采用叙事问答的散文，而不是民众习惯的韵文；内容上偏重阶级斗争和军事战争，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隔阂。换言之，识字规划与民众意愿的张力，始终是识字普及过程中面临的症结。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利用改造杂字，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二、 旧形式新内容：

陕甘宁边区对杂字的改编

1939年，陕甘宁边区明确要求每人识1000字。边区生活的各类日常空间，甚至灶王爷的牌位上都写满字，民众随身携带“字拖拖”、识字本，见字就抄，见人就问，有空就划。这一时期边区文字工作最突出的是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种激进的废除汉字尝试，外受拉丁化浪潮促动，内与左翼思潮结合，在20世纪30年代勃兴。1940年，由于抗战动员的迫切需要，陕甘宁边区将新文字纳入冬学中的读写实践，并于1941年在全边区普及。1942年，新文字在冬学运动中的实践缩小到延安县。1943年春，新文字的推广基本停止，开始全面检讨。1944年底，文教大会转变路径，在新文字冬学之外，提出要走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文字道路。

冬学运动中，关于新文字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对此学界已形成相对清晰的历史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识字史上“显”的一面，然而也要留意识字史上“隐”的部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如何在变革趋新废除汉字之时，转向复归汉字传统，寻找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文字道路。目前，关于这一识字扫盲路径的资料零散，认识比较模糊。1944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指示信是其中一个关键节点。指示信明确提出，按群众识字需要，“如群众不愿意用我们的课本，而要求教《百家姓》、杂字等书”也可以商量，并委托教育厅代为编写“旧形式新内容”的课本。这一古为今用的识字转轨，与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的暂停衔接，体现了断裂与延续两套识字方案的此消彼长。其他根据地的党报随即登载该指示信，各根据地政府则陆续发布编、读杂字的具体指示。

中国共产党为何会转而利用旧形式的识字读物，尤其是改编杂字，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艾思奇早在1939年就提出“（文艺）要能真正走进民众中间去，必须它自己也是民众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能和民众的生活习惯打成一片”。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部分知识分子不断发掘被鄙弃的民间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利用乡土文化孕育了基础。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文化战线上的民族化、大众化，创造性提出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以此为契机，“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不仅被提出，且具备了合法性，编写杂字也因此有了政策依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杂字改编者之一的董纯才分析，当时识字教育最主要问题是学与用的脱节，“只是教学生学习一大堆抽象的政治名词和空洞的政治口号，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群众生活所需要的社会知识”。因学、用分离，语词传授的效果不佳，亦使发掘适应民众需要的识字读物显得必要。

除此之外，陕甘宁边区自身的杂字识读传统也不容忽视。清代靖边县的乡间贫穷子弟曾取坊刻杂字等书，“日日认字若干，旋认旋写，旋讲字义，又温故知新，旋得旋积，不一二年，即应用优裕”。在米脂县，明清以来的启蒙教育中即有《日用杂字》。清代《七言杂字》不仅在边区集镇的家庭中广泛使用，同治、光绪以来还有20余家陕西、甘肃的书坊刊印发行，其扉页广告宣称：“凡某应用字迹，无不豁然贯通，熟读澈记，何难酬世？”直到1938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新中华报》还报道，志丹县的乡里小学因教育工作检查不严，出现教员用古书杂字当教材的现象。简言之，陕甘宁边区自清代以来就广泛流行利用杂字识字，而且当地杂字还可能为改编者提供参照。

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以下简称教育厅）编辑教材的人员主要是董纯才和辛安亭。从个人经历看，他们生于废科举前后，出生地域素有编读杂字的传统，个人或有直接认读杂字的经验。董纯才1905年生于湖北大冶，这一县域清至民国盛行《四言杂字》《鲁上谭杂字》。1937年10月，他到延安后被安排在教育厅工作，由徐特立领导。1937年年底，热心新文字的徐特立被党组织委派到湖南，董氏接手教育厅教材编审。据其回忆，他原先编的农民识字课本着重政治思想与抗日救国，但1941年增加了农村常用字；1944年，他开始编写民间惯常形式的识字课本《庄稼杂字》（四言韵文），受到农民欢迎。辛安亭1904年生于山西离石，幼年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五言杂字》开蒙，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38年春到延安，分配到教育厅协助董纯才编写、审定教材。辛安亭曾提到，在1940年教育厅大会上，有同志反映民众不喜欢《新千字文》这类啰唆、没有意思的课文，如第二课“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千合一石”，还不如旧杂字中“石斗升合”直截了当。他总结称，“依照旧杂字的编法，把许多日用字排列在一起，只要声韵调谐，便于阅读，同类相聚，便于翻查就行，不必勉强凑成内容空虚的课文”。编者在接受这一教训后，1940年的冬学识字课本就利用《三字经》、杂字等旧形式，编辑了由《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和《新五言杂字》三部分组成的《边区民众读本》。果然，这种以旧形式编辑的“混合课本”广受欢迎。这两位教材负责人所编杂字，与各自曾接触的四言、五言杂字对应，恐怕并非巧合。应当留意的是，1940年应是边区最早出现改编杂字的年份，虽然彼时所编杂字只是《边区民众读本》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有人批判借助古书杂字的编法，认为这种对旧形式的利用是在“开倒车”。具体而言，部分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认为革命的延安竟出现复古的编书方法，无疑是很大的错误；而专门从事教育研究的知识分子，则怀疑杂字课本无法教学，因为单字过多，又缺乏必要的重复。前者从文体形式批判，后者对教学字量、生字重复率有所批评。对此，编者辛安亭写信做出说明，经李维汉审读并斡旋，得到时任教育厅厅长周扬、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的肯定，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不过，以1944年年底的文教大会为转折点，杂字的改编出版、教读使用逐渐呈现新气象。1945年之后，边区总体上形成了两种形式的民众识字课本，既有长短句不一的《识字课本》，也有利用旧形式韵文编成的《日用杂字》和《庄稼杂字》。这两类课本相得益彰，尤以改编杂字为大宗。

在此期间发生的转变，与《解放日报》对编写“旧形式新内容”课本的过程性报道分不开。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传递党对各项工作的指引，编读之间形成双向互动，其登载的党政军的指示、规定，对读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塑造威力。1944年5月，即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意援用杂字等旧书的指示发布一个月后，教育厅开始在《解放日报》头版屡次悬奖征求冬学教本，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各分区、各县担任实际工作的同志编写教本寄送教育厅，如被采用有奖金，稿费另付；部分可作为材料者，亦酌给报酬。其种类及条件如下：

一、日用杂字。选用群众最实用的字，以三言、四言或五言句体裁编写，共用字五百到七百，生字四百到六百。

二、庄稼杂字。以识字为主，但须包含简单的农业常识，体裁同第一种，共用字七百到一千，生字五百到七百。

三、识字课本。以识字为主，但须兼顾一般常识，分课编写，全书四十课到五十课，生字五百到八百。

此后教育厅陆续收到来稿23种。经文教大会公开征求大众意见，及后续的延安大学教育系、教育厅研究后，教育厅认为以先期被采用的《日用杂字》《识字课本》《庄稼杂字》为佳，而其他20种教本也为教育厅编写冬学教本提供了词汇短语和日常用字素材。

事后，编者辛安亭认为，给成人、青年与儿童编写识字教材，内容和形式都要有所区别，农民的识字教材“要用《三字经》《四言杂字》《五言杂字》等书的形式”，这是因为“农民平时劳动忙，没有时间上学”，他们希望识字课本“尽量把常用字编进去，上一两次冬学就可读完读熟。对其中的生字即使不能全部认识，以后也好查阅复习，可以逐渐消化”。辛安亭回顾，《日用杂字》等书的编写为期一个月左右，需要“先做调查，如访问农村，了解农民及群众的要求，收集农村流行的各种杂字书与应用文；然后再根据党的路线、政策对收集的材料加以研究和整理，决定如何取、舍、增、改；再后就写出初稿，请人提出意见；最后斟酌修改完成”。可见，杂字的改编并不是简单的新旧改造，而是涉及知识的收集、编辑、反馈和完善，尤其重要的是前两个步骤。上述悬赏征稿是起步的一部分，而文教大会的公开征求意见及延安大学教育系、教育厅的研究只是第三步。辛安亭总结称，杂字编写的过程与过去教材的编法有很大不同——注意力不仅在写作，还在研究服务对象及其需要。

以编定的《日用杂字》为例，四言韵语，内容分类编排——个人（家庭、社会）、食、衣、住、用、卫生、文化、政治、 自然九大类。其下又有小类，如“卫生”下分为“人畜卫生”“破除迷信”两类，“文化”下分“读”“写”“计算”“待人”“处事”，“政治”下分“会议”“宣传”“自卫”“拥政”“拥军”。书的开头是“上学识字，先认姓名，认会自己，再认别人”，以姓名读写为首，由己及人，结尾是“冬学念书，消灭文盲，革命恩德，永世不忘”，总计328句，1312个字，生字780个。改编后的杂字书，与传统杂字形式相同，单字数也相当。不过，在知识分类上，不再是传统杂字的天、地、人三才的叙事，而是在包含旧有的食、衣、住、用的同时，又迥然有别——新增“卫生”“政治”等类目，“政治”类下新设“会议”“宣传”“自卫”等小类的政治文化内容。不同的知识分类，表明改编后的杂字字词，已无法置入旧的分类体系。

《日用杂字》初印后，年年再版，经常供不应求。1944年10月，有读者来信提议赶印，新华书店总店在同月登报答复，正在赶印的有绘图《日用杂字》《庄稼杂字》等，承诺月底印出，并盼望各界各地的同志经常反馈和批评。1944年12月初，不断有题为“最新出版”的大众读物广告，位居前列的正是绘图《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定价远低于边区常见的《识字课本》《卫生常识》，广告还提示各地新华书店均有分售。不过，当月依然有报道称，这两种杂字印量还是太少，不几天就销售一空，读者希冀多印一些。直到1945年6月，这两种杂字仍不够用，教员只好给学生抄写，并希望大量印刷。据1945年7月的报道，太行新华书店在短短5个月内出版的大众读物有13万册，其中改编的《日用杂字》最受欢迎，印量达2.8万册。此外，韬奋书店、文化书店、鲁迅书店、群众书店、新生书店以及更基层的潞城县文化教育合作社、稷山益民书局等也刻印或油印了《庄稼杂字》，仅韬奋书店1945年8月一次就印了3万册。

除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统编的《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外，边区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自编更具地方性的杂字。1945年底，教育厅印发了推介陕甘宁冬学经验的小册子，提到盐池县不仅教授统编的上述两种杂字，三分区还因牧户甚多而编学《放羊杂字》；在村落层面，甚至现编现学篇幅更小的《庄村杂字》。杂字的改编不断推广，各根据地政府相继发布指示，推动形成以杂字为津梁的识字网。1945年，晋察行署指示新、老解放区的冬学识字课采用《日用杂字》，“城市可由专署或县将不适合部分加以修改”。1946年，苏皖边区初级小学国语教育，也要求学生“能写《日用杂字》”。1946年，山东省政府也指示，发动群众购买新编《庄户杂字》作为冬学教材。在偏远的晋西北地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指示，为了在教材中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容，应包括各种杂字；绥蒙政府还向各县长、教育科长发布指令，倡导自编适用杂字教授儿童识字，同时，将指示文件抄至蒙旗绥东办事处等地，要求一体遵照施行。

在编出的杂字中，有些读物的用途颇为专门。如山东东营一带编有《妇女杂字》，总计仅300余字，含上冬学、认票子、纺线生产、土地改革、讲求卫生、反内战、劝夫参军、拥军优属八类内容，这些文字既与妇女的生产生活紧密关联，也有针对妇女参政拥军的。在雷州地区，甚至有四言编排的《革命杂字》。该书前三部分是生产生活介绍，并将群体成员划分为农民、工人、寄生虫等，第四部分“阶级斗争”为单独的门类，启发民众阶级意识，其后是“中国革命”“革命道路”，多为翻身话语。《革命杂字》用方言教读，既包含对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生活的描述，也有对阶级斗争意识的唤醒，同时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少村落认读传诵，当地识字班也以此为教材。在教育厅统编之外，各地的自编行为也不断涌现，甚至还有村落参与编写；杂字的改编主要面向成人、青年，也针对某一群体、特定功能的识字。

要言之，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文字工作上从颠覆趋新转向汲取传统读写资源，其中表现便是对古旧杂字的利用改造，1944年后尤为突出。这一转变是传统识字方式延续、新文字运动受阻等因素合力的结果。借助民众熟稔的杂字形式，中国共产党将民众识字需求和习惯置于重要位置，改编杂字成为宣教与受教的双向过程。虽然新编杂字语句押韵、分类编排的形式与传统杂字无甚差别，但内容不仅囊括日用常见文字，还引入革命、翻身的政治意识。在废除汉字消灭文盲之外，另辟了一条调适日用寻常与革命动员之间张力的汉字启蒙通道。这类新编杂字的规模数量、波及范围、发展纵深都不容小觑，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推进了杂字教法、读法的革新。

三、 识旧如新：新杂字的教读使用

陕甘宁边区曾开展“文化下乡”与“书报下乡”相结合活动，理由是作品再好，没有送到百姓手里也是枉然。因此，教读使用新杂字，先要确保书籍能够深入乡村。以西北区新华书店为例，其书报发行网虽不健全，但也开设延安、兰州总店，每个地委均有分店，各县城还多建有支店，形成总店—分店—支店的散发体系及更底端的分销网络。如晋绥新华书店有晋西北、晋南2个分店，12个支店；在面向基层的发行力量中，与晋绥新华书店形成代销关系的有书店24个、邮局15处、民教馆合作社8个、书贩15个（晋南未统计）。一位书商在晋绥农村，每月能售出3000多本包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在内的通俗读物。晋绥新华书店还借助货郎担、赶集、摆摊、轮回书店等渠道，组织合作社、教师、下乡干部、邮工、通讯员、剧团等参与杂字的销售。

在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发行网之外，其他销售通道也值得留意。如绥德分区的文工团利用演戏的机会，在集市上销售图书，3天卖出近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和《识字课本》。延安大学科学院还派出文化货郎担到周边乡下流动，允许民众赊账，一个货郎担一次出门，最多可卖出《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各200本。可见，民众对新杂字不仅有旺盛需求，各级新华书店为主体的销售网，以及其他各种渗入基层的流动灵活销售，保障了民众可轻易获得这类读物。

边区的不同媒介，上文显示的党报、书店、货郎担、戏剧演出等都向基层宣传新杂字，而以戏剧最为喜闻乐见。广泛盛行的秧歌剧《夫妻识字》，教导民众不可做“睁眼瞎”，剧中扣人心弦的一幕是夫妻争抢《庄稼杂字》，接着便唱起其中的内容。在流行的短篇系列小说《四斤半》中，一个生动的场景是主人公走进三口之家的窑洞，看见小男孩手里正拿着《庄稼杂字》。当然，新杂字在基层的传播，尤其不能忽视教员宣讲。1945年初《解放日报》报道，为动员民众识字，教员宣称“今年学的是《日用杂字》，不比过去的新文字洋码码”。

围绕教读使用新杂字，《解放日报》等报纸还辟有“读者往来”栏目。这类栏目构建了杂字编者、教员的论域，集中讨论受众学习杂字的一些问题：一是光念书而不教认字写字；二是强调做到“四会”（会认、会写、会讲、会用）。前者的后果是念了许多书，还是一字不识；后者却使识字进度太慢，念不了书。对于前者，辛安亭认为宜斟酌采取私塾教学法，“每天所念的课文，不必每个字都写会，写会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即可。那些比较繁难的字，可留待识字较多时再写；甚至有些用处较少的字，如《日用杂字》中的笊、籬等字，在冬学期间完全不写也可以”。这样既能使初学者不至畏难而退，又可加快教学进度，增强识字效果。

“读者往来”栏目所载教员关于“认写讲用”的“四会”的争锋，尤可注意。刘稚农指出，四会是学习者的最终目标，而不是一开始学习就要求做到，应有先后缓急之分——首先要求会认一个字，念一句话，然后才要求会写，这个会写并不一定全会写，而是写简单的，如《日用杂字》（辛编）中前两句“看图识字，先认姓名”，可要求先学写“看”“字”“姓名”等字，等时间久了，再要求写复杂的字。教员史松北也从村里写来工作报告——为迎合百姓要求“念口歌”及适用于不同对象，他自编了《农家杂字》《油房杂字》等，这些课本的字量在300字上下。史氏称虽在乡里十来天，但已编写了20余种课本。随后，刘稚农也在栏目中对史氏来信，特别是对其短期内自行编辑诸多课本，及提出教育厅所编课本中有些字不太适用进行反驳——课本本身不可能有那样大的普遍适用性，教员也不可只在书本上教学。两人的论辩见刊后，署名“易行”者也来信，认为刘稚农所说有道理，而史松北的反馈也不容忽视，在地的自编杂字未必比教育厅统编的更适用，“教材的适合程度常常是由教员的实践来证明的，所以编者应当倾听教员的意见，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来改进课本；然后再把改进后的教材交给教员，使它回到实践中去，来再次证明、考验”。经过一番讨论，教材的适用性自有限度，教材的改进要靠教员、编者之间往返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史氏又来信解释，指出并无“推翻”教育厅所编杂字之意，其目的只是使杂字完善。他还具体举出，“《日用杂字》中的墕岔壕坳，山峁圪塔等，不仅群众中不常用，就是一般东西上也很少用。在初学的群众中，这些字，写和念都不适合”。又如“插图都很好，为群众所欢迎。其中毛主席木刻像上的阴影是不适于‘艺术水准低’的群众的，读了《日用杂字》的学生，都说毛主席有大胡子。曾对群众解释，那是线条、阴影，很难使他们了解”。因此，他提出给不识字的工农看的图画，美术工作同志以后需要注意。除考虑文字常用与否、插图视觉效果之外，还有人注意到教员的识字水平。如把《日用杂字》上的“消滅蠅鼠”的“滅”字教成“减”字，“蠅”字教成“號”字；“院里干净”的“院”字，教成“碗”字。对于教员教错字，有人提出应弄清楚两件事：其一，这些不常用字是否需要；其二，是否因印刷模糊而引起的偶然错误。

在读到易行、史松北的文章后，刘稚农也谈及，他们之间并无原则上的分歧，没必要在技术问题上争论，并坦诚自己的意见主要从“冬学通信”“冬学报告”中搜集，期盼亲身下乡的同志多指点，他还具体提醒《日用杂字》中的其他缺点，如部分词句念来顺口，但讲用困难。为此，他建议根据对象差异编写不同的教材，后附教员教学说明，注解可更详细些。经过几个来回的讨论，焦点最终落到教法与教员上，此后出现的改编本，始附详备的《请教员注意》：

一、这书《日用杂字》是供给初入冬学的学生用的。为了适合群众的要求，采用旧日四言杂字的韵语形式编成。

二、全书的韵文部分共三百二十八句，一千三百一十二个字。其中生字七百八十个，连练习部分，共有生字八百八十来个。这些生字都是农村中比较适用的字。

三、这书的主要目的在教学生识字，但也顺便讲一些今天边区公民必需的常识。教员教学时应尽量联系实际，多加发挥，使学生能够应用。

四、为了帮助了解并增加学习兴趣，每页根据内容配了插图一幅。又为了使教员能够灵活地补教一些更实用的字（如学生自己的姓名、父名、村名、乡名、乡长姓名等等），更具体的知识（如当地植棉、纺织等的数字），每页中又附了一个练习。教员教学时，对插图与练习应充分予以利用。

五、韵文教学的进度可稍快些（开头每天可教四句或六句，最后每天可增至八句到十句；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要根据学生的程度与生字多少再加伸缩），笔画较多的字（如第一行中学字与识字），一开始不必勉强学生去写，只要念熟、认会、明白意思，就可继续往前教。第一页练习中的姓名、村名等字，如果笔画太多，也可先认模样，缓几天再写。不然恐使学生一开头因畏难而降低学习信心。

六、教学练习部分，教员要多费辛苦。有时须个别教学（如教学生姓名），有时须集体讨论（如教育巫神问题），有时需要指导学生作简单的调查研究（如种棉纺线等数字）。不可只在书本上教学。

七、这书上的字，都用正体字。教员教学时应该把很流行的简体字（如劳、盐、变、什么、边区等等）一并教给学生。

上引内容可分成两组：第1条至第3条和第7条是对改编杂字形式（四言韵语）和内容（日常用字与政治常识、正体字与简体字）的说明；第4条至第6条是对教读的具体指导。从中可见新杂字的教读，保留了传统杂字的韵文、插图辅助识字，新增教与学的“练习”，还倡导教员对不同内容进行“个别教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同时，鼓励教员联系实际，使学生学以致用，提倡教员进行调查研究，而不能囿于书本教学。这种推崇以启发与讨论为主的教读，挑战了以往个别点读、记诵为主、偏重识字而少讲解的方式。教学也不再是传统的“先生讲—学生听”模式，而是希望教员成为引导者，而非权威式的传授者。

后来，各地翻印改编的《日用杂字》也多含教读说明，与前引内容主体相同，但在细处有差别。比如，在甘肃出版发行的《日用杂字》，改编者认为“这本小册子，是1944年在延安时编的，里边对食物用具等，用了不少陕北地方语，政治一节内也有些争取抗战胜利的词句，今天在甘省采用，都不相宜，因此这次翻印时略加删削与修改”。1946年底，山东出现《庄稼杂字》的改编本《庄户杂字》，编者指出，“凡原书之不合山东情形者，均予以删改，并增加了一些政治内容”，同时提示教者“须灵活机动……因为它是采用杂字的形式，对于生字的分配上，课文的排列上，都不适宜于按课本办法讲授”。编者还指出虽系改编，但创作的地方也不少，“这种利用旧形式，充实新内容的工作，还是第一次做，希望教者与读者多提意见，并尽量供给一些参考材料，以备二次修正与改编”。可见，新杂字不仅在内容上以开放的姿态适应各地需求，在教读使用上也倡导机动灵活。并且，编者一再希冀与教员、读者建立起编、教、读的沟通。事实上，除陕甘宁边区之外，其他边区的党报，也不乏编纂、教读的问答互动。

实际上，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当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各县接信后行动起来，“文化教材以教育厅审定的《日用杂字》《识字课本》《农村应用文》为主，读古书的现象加以说服”。在其指示中，已不再将改编杂字视为“古书”。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1947年欲在东北推广识字前，相关的识字经验汇编论及先念什么书时，有民众认为，“念杂字好，庄户人适用。念一个，顶一个，过去那些猫猫狗狗的书，念了不顶事”。有人还提出，当地《庄农杂字》虽内容“庸俗恶劣”，但“说的是农家事，用的是农家话”，这类读物可用最少时间，获最大效益。然而，单是实用还不够，进步也不能偏废，“何不以土地改革、农民翻身、换工小组、开荒生产等等为材料，来一套《新庄农杂字》”？同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指示确定以编辑中的《新庄农杂字》作为识字教材，并提示不可照旧日那样教人死读书。有人还以《新教育的萌芽》归纳新杂字教法：“免除填鸭式的、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不久，《新庄农杂字》出版，在各区、村、屯流动供应，出现贫下中农踊跃购买的情形。仅一年内，东北书店就印刷该书5次，发行量达28万册。

过去鄙俗的识字杂字，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改造革新，已不单是文字的认读查用，还是一套唤起民众的动员机制。这种识字启蒙从重“记诵”转向偏“讲授”，同时，公众（集体讨论）与私密（个别教学）相融，尤其增添了互动的“练习”，并要求教员、读者不能囿于书本，要有调查实践。这种“识旧如新”的教读方法，将识字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探索，识字不再只是个体的读写能力习得，而是增添了可辩、可论、可调查研究的体验。有报道称，定边县完小的学生激增，正是由于教学方针改革——增加了新杂字等课，“学生不仅识字，而且学了就能用”。在太行区的村庄，还出现“新婚夫妇结婚都要互相测验《庄稼杂字》”的现象。昔日目不识丁的农民，有的“至少能识三百字，多则识千余字，大多能记账、写路条、日用杂字及简单信件”。有的妇女在坚持念杂字等课本后，“会开便条、写契约和打算盘（简单的加减乘除）”。晋鲁豫甚至印制了大批《翻身农民杂字》，定价很低，民众可直接购买使用。可以说，这套旧瓶装新酒的文字传授路径，既保障了民众实用性识字，也为革命作了启蒙动员。不过，也要注意这类读物限于实用，读者群体由传统的以童蒙为主转为以成人（含青年）为主，“《日用杂字》适用于一般成青年，《庄稼杂字》适用于务农的成青年”，预设儿童年龄太小，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由此导致相对忽视儿童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处处推陈出新，但在诸多层面仍延续乡土传统。在识字上依然改编使用杂字，其间虽有顿挫，但总体上席卷全国。陕甘宁边区曾流行的《日用杂字》，继续被增删改编成《农村日用杂字》，编者指出“杂字的形式，对巩固识字很有好处，因为它是用韵语写出，便于阅读，便于记忆，便于查找，熟读之后可起到和字典相同的作用”。但与陕甘宁边区不同的是，政治、生产、文化部分是新写的，其他部分也有删改，内容的前后次序也有调整。各地教育厅、文教局（科）还新编了诸多杂字，甚至细致到“补充本地、本校、本班”情况的杂字。此类因地制宜的杂字受众广泛，如1951年中南人民出版社的《农民杂字》出版46万册，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的《工农日用杂字》销售了10万册，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参考同治、光绪本《七言杂字》编写的《绘图农村日用七言杂字》首印30万册等，出现各地教育管理部门主导改编、推广杂字的情形，其规模之大、参与之众，前所未有。

结　语

革命的促成不只是因为各种转瞬即逝的政治事件，还有不易被察觉的其他因素，日常的识字读写就是一股重要力量。清末民国，在基础识字领域，趋新与守旧相互缠绕、时有牴牾，承载传统文字知识的杂字一类的旧书，并没有被各种势力不断推行的新编字书取代，而是顽强地潜沉于民众生活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虽不乏认读、教授古旧杂字的经验，但重心在舍旧谋新，编写革命话语浓厚的识字教材。这些模仿苏俄的教本却难以契合民众日用之需，致使扫盲效果难副所期。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勃兴，但不久即遭遇挫折。随着文艺座谈会提倡文化战线的民族化、大众化，发掘利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成为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的文字策略，由颠覆革新转向继承发展，开始有意识地汲取旧有的读写资源，表现之一便是组织引导、改编传统的识字杂字。

借助各种方法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民众需求和接受为导向，对杂字的生产编纂、教读使用予以改造革新，逐步形成“旧学新知”的读写机制——不仅在文字内容上延续明清以来注重实用性识字的文字下乡传统，还借助杂字的旧瓶装上革命、翻身等语词的新酒；在识读方法上既包容个别认读传授，又鼓励集体讨论的启发式教学，甚至提倡实际的调查研究。改造后的杂字，学与用结合、政治动员和民生日用协调，构筑了一套“旧形式新内容”的汉字启蒙形态。

相较于新文字运动，改造乡土杂字扫除文盲，仍是中国共产党识字史上的“低音”。这一尚不为人所熟知的识字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波及其他边区，直至全国，形成扫盲上废汉字与保汉字并行的教读实践。由此可见，尽管革故鼎新是中国革命的显著标志，但其中亦呈现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也正是因为在读写实践中找到古为今用的接榫，施教者除旧布新，受教者温故知新，才使得传统识字文化与革命文化彼此契合，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勃兴和最终胜利提供了智识与情感基础，形成了故物与新知兼具、延续与创造并存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

转载自：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