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以后……——在车间（上）/ 作者：余杰

1992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第三机床厂工作。领导上决定我去一车间当支部书记。那时，我在厂党委办公室当主任，刚当选为厂党委委员。我知道领导上的用意，因为这个车间对于全厂来说很重要。一个厂固定资产一千万，这个经过世界银行贷款改造的车间就占了九百万。一个厂的家当差不多都在这个车间里。而且这还是一个全封闭的空调车间。所以那时全厂的人都习惯叫这个车间为“空调车间”。里面的设备基本上都是进口的高精度机床。到这个车间工作，责任重大啊！

从云南农场回到上海，顶替父亲进了这家有1500人的机床厂工作。我在车间里从学习钳工开始，认认真真地干了三年多一些时间，被调到宣传科、党委办公室工作。虽然在厂里，但是离开生产一线已经有八年了，到车间的时间很少了。这次再去车间工作，应该说是一次重新学习的机会。

来到车间，给我的“下马威”是劳动纪律问题。车间主任告诉我：车间里30岁以下的青年占了一半。这些年青人很调皮，干完活就不见人影了。不是跑到厂区对面的游戏机房里玩起游戏，就是三五成群地去看电影、喝老酒了。而上了年纪的工人，手里都有这么几下子，靠着技术吃饭。不是怨声载道就是消极磨洋工。说来说去就是奖金少、工资少。车间里已经有不少有技术的青工“跳槽”到中外合资企业去了。人心散的很。

大家希望我这个新来的支部书记能够带来灵丹妙药，能够使车间“起死回生”！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是什么“救世主”。但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企不完蛋才怪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我感到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怪工人们。为什么工人们干完活就跑了，去打游戏机，去看电影，去干家务？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给他们活干，没有使他们看到努力干了能够得到更多的报酬！长期以来，我们一味地搞什么理想教育、思想教育，为什么人们感到厌恶呢？就是“不贴肉”、不结合实际。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机制下，不会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什么农村在十几年前一搞承包就焕然一新呢？原因就是打破了“大锅饭”。我深知，在国企里要打破这些陈规是何等之难啊！你一个车间的领导，能够给工人加工资吗？不行，这是劳动工资科的事情。你能够给干活出色的人多一些奖金吗？不行，钱从何处来？到了年底，你明明知道谁好谁差，但是奖金的发放只能按照一年请了多少病事假来衡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说明多发少发的依旧。因为大家都在吃“大锅饭”，没有一个严密的、科学的考核机制。一个1500人的厂，真正在一线干活的仅仅是三分之一的人。这样下去真的很危险啊。

面对现状，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有在现实面前，我才开始反思自己原先在厂部工作时的问题。喊的口号多，脚踏实地少；表面文章多，立足实际少；唱赞歌报喜多，讲问题报忧少。

想起了来车间前厂长和书记的一番叮嘱：不要怕，大胆去干。不要居于现状，而是要大胆突破。我们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

是啊，每个月底厂长都会亲临车间督阵，抓紧当月机床的装配任务完成。一个月底，厂长立马要投入筹集工资的事情，必须保证在当月15日把工资发出。周而复始地循环，真的够累的。这个厂长的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你发不出工资，全厂的人都会把斥责声投给你（我是以后当了两年厂长深有体会的）。

反正到了再不改就完蛋的地步，只好破釜沉舟了。那时，上海的纺织行业基本都“破产”了，下一步呢？我们机床行业会不会？就看我们自己了。

我没有表态。心里总是有个疙瘩，肯定有原因的，只是我们不知而已。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小童没有朝食堂方向走去。他等在一旁，见大家都离开了车间以后突然一个转身朝厂外跑去。

又跑了！

我立即悄悄地跟了上去。小童急匆匆地回到了家里。他前脚进去，我紧跟着也进去了。小童看见我的到来先是惊讶，随后马上向我解释道：我回家吃吃饭就回厂里去。

小童的家里很凌乱。厨房的水斗里还留着早晨没有清洗的饭碗，桌子上还放着一些吃剩的菜，墙上挂着没有洗涤的衣服……。这时，从里屋传来了声音：“谁呀？”

“妈妈，是我。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来了。”小童说：“我去做饭，你们别急啊。”

我走进里屋，眼前的情景使我目瞪口呆：小童的妈妈蜷缩在一把破旧的躺椅上晒着太阳。床上躺着一位老人，不用说肯定是小童的爸爸。

小童的妈妈看见我进来后，想站起来。我连忙上前请她继续坐着。然后，我耐心地听她讲起家里的事情……。

再次回到车间，我立即把车间其他几位领导召集起来，作了一个简短的决定。

在随后的车间大会上，我宣布：今后，小童上班不需要考勤！他只要完成生产任务，来去自由。为什么小童可以“特殊”？因为他的爸爸今年65了，瘫痪在床上。他的妈妈有严重的高血压，连行走都很困难。两位老人都是当年从上海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的工人。如今，他们老了，回来了。

小童是妈妈在38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的，不易啊！

现在，小童除了要上班干活，还要照顾两位老人的吃喝拉撒，不易啊。

我建议车间团支部议一下，怎样来帮助小童。

我知道个别的同志会嘀咕，这样照顾小童，厂里的劳动纪律严肃性没有了。不错，劳动纪律是一定要执行的。但是，今后谁要是也是妈妈在38岁生你的，你也享受同等待遇！

我看见坐在职工中间的小童眼里含着泪花。

说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会后，车间副主任与我聊起这件事情，我只说了一句话：一项特殊的照顾政策，就是要没有可比性。

对不对呢？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实事求是，特事特办。

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师傅的母亲突然去世了。

怎么办？他不去不行啊！可是，毕竟是母亲去世啊！厂长特意把我和车间主任找去，让我们尽量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保证参展。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其一：老人的尸体怎样运到浦西的殡仪馆？许师傅的老房子拆迁了。这是他和母亲都暂时借助在浦东地区。9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座南浦大桥和一条打浦路隧道连接两岸。根据殡葬行业的规定，尸体是不可以从浦东运送到浦西的。怎么办？

其二，老人是在临时借助的家里去世的。那时正是8月高温季节，尸体经不起高温的烘烤，要立即采取措施。怎么办？

其三，还有三天的时间，许师傅要出发去哈尔滨。还能不能去？如果不能去怎么办，再派谁去？

其四，我们能够帮着许师傅做些什么？

我立即找到海生师傅。他的亲戚在龙华殡仪馆工作，请他想想办法。海生师傅是车间的工艺员，为人热情。当我把眼下的困难一说，他二话不说立即联系了亲戚。

很快，海生和车间里的一些师傅骑着黄鱼车，想办法到菜场里搞了一车冰块，从浦西骑到浦东，先把遗体保存好。殡仪馆得知此事后破例将许师傅母亲的遗体接到浦西的龙华殡仪馆。车间里的朋友们都纷纷出力相助，有的帮着写挽联、做花圈，有的帮着去购买老人的寿衣，有的陪着许师傅去通知亲朋好友。

当天晚上，许师傅对我说，放心，我一办完母亲的丧事就去哈尔滨。

许师傅母亲的追悼会是在休息天举行。我要求车间里所有的党员、班组长们必须去参加追悼会（除了有特殊事的），一律按上班考勤，属于加班。

没想到大家都说，你不叫我们去，我们也会去。许师傅为了厂里的事情，能够这样做，我们更加要关心他！

到了那天开追悼会的时候，我看见车间里90%的职工都到了。

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毕竟人家是母亲去世啊。

开始，三个人都不愿意去参加学习。我问他们原因是什么？结果令我啼笑皆非。原来他们看见学习班结束以后要撰写学习体会，至少要2000到3000字。用车间调度员的话说，从学校出来到厂里干活，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文章。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啊！。

我听了他们的解释以后，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尽管去，写体会的事情，我去对党委书记说。

他们都知道我与新来的书记曾经是关系不错的上下级，就寄希望于我能够帮着网开一面。

其实，我根本没有向书记打招呼。

等到他们三人学习结束后，我才想起这件事情。团支部书记一身油污跑来对我说，组织科来电话了，后天要交学习体会。

我告诉他，你们几个好好去干活，我知道了。

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又去干活了。

第二天上班，我对车间其他几位领导说，今天我啥事也不管，一门心思抓“革命”了。他们几个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于是我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把电话线拔掉，为三位朋友每人写了一篇学习的体会。在写的过程中，我结合了他们自己的工作，越写越顺畅。因为太了解他们了，所以就会一气呵成。

等到下班的时候，我把他们三人召集起来，把每人约三千字的体会文章交给他们说，都回去加加班，抄一遍，自己修改修改，看看对不对。记住，千万不要说出去是我写的。

几天以后，三人高兴地对我说，在总结会上，党委书记表扬了我们写的好。最主要是联系了工作实际。

一个星期以后，我去参加党委会。书记悄悄地对我说：你想蒙我呀，就知道是你代笔的。

随后，他感慨道：工厂与机关不一样啊。他们能够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我们需要好好帮助他们总结总结。临了，他不忘说了一句，下次不可以代笔啦！

有时我想起这件事，总是在问自己，对于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人，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写这类文章来检验考核呢？他们的成绩或者说能力应该如何检验，还是要看实际的工作业绩吧。来点实在的东西真好。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做事，几位老师傅急匆匆地跑来说，制造加工中心的两位大师傅打起来了。我一听就急了，这还了得。加工中心是厂部下达的重点任务，限时限刻要完成。这两位师傅都是车间里的骨干，技术好，水平高。把他俩派上去是我们车间领导商议了很久的。只有他们上，任务才可以确保。如今到了节骨眼上，居然打起来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生产的现场。

一位额头上渗出几丝血痕，正虎视眈眈地手握一把钳工用的锉刀望着对方。要不是身旁的几位师傅拉住，他还想再砸上去。

另一位的鼻子里流着一行血，正捂着鼻子坐在一边的工作台上。几位女同事帮助用纱布给他擦着鼻血。

围在四周的工人们见我来了，散开一个通道。我一下子就站在他俩的中间。

现场一下子安静了。大家都在看我如何处置。

其实，从内心来说，这两位师傅我都很喜欢。不管谁对谁错，都是车间的骨干师傅。干嘛要打呀。

“继续！”我对两位师傅说：“我做裁判，看看谁厉害！”

见我这样说，两个人都低下了头。

“打呀！”我大吼一声说：“吃饱啦，力气没有地方用啊。都是当爹的人了，还在打架，好意思啊！走，都到我办公室去，其他人都散了，干活去。”

事后，我得知两个人在干活的时候，一位开玩笑开得有些过头了，造成了一些误会。直来直去的性格，火爆的脾气，引发了一场打斗。就是这样简单。

我和车间主任分别与两位谈了话。当然，我们都是从车间的生产大局出发，希望他们不要为了一些小事造成这样大的动静。你看，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吧。我们正在谈话，场部保卫科的人跑到车间来了。真不知道是谁多事的，报告了保卫科。

“没事了，两个人之间开玩笑产生了误解。”我对保卫科的来人说：“回去告诉你们科长，车间里解决了。”

可能是保卫科来人了，两位师傅见事情闹大了。在我们的劝解下，双方和解了。

趁热打铁，下班后，我和车间主任请两位到厂门口的餐饮店里小吃一下。一杯酒下肚，这两个师傅张红着脸，抢着要对对方赔个不是。唉，早知如此，白天你们干嘛呢！

这就是我们朴实的工人师傅。

那天，金师傅所在的工段长来找我，拿出金师傅十几张工票（工厂里工人干活的记录，上面有干什么活的内容，工作的时间，干完以后检验人员的确认）告诉我，他涂改了工票，在时间上多加了几个小时。如果没有这加上去的时间，这个月他没有完成任务。

没有完成任务，就意味着奖金要被扣除。

我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工段长指着一张被涂改过的工票说：“我拿到以后要在登记的台账上进行确认。完成的打钩，没有完成的还要去催促。我一对照就看出这张改过了。”

“你找他谈了吗？”

“谈了，他死皮赖脸的。开始不承认，后来又请我帮帮忙，不要汇报。书记，你看这件事如何处理？”

正在这时，金师傅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开了，还扬言不干了。口气还不小：“不就是奖金少一点吗，有啥了不起的！”

这时，我感到必须支持工段长的工作。我对着金师傅说：“浪头（上海话：口气）不要太大。你老婆还等着你的奖金给孩子买衣服呢。弄虚作假是很坏的品质，一定要从严处理。你不干可以，立即把机床交出来，你可以辞职回家！”

见我的态度强硬，金师傅一下子下不了台了。他把机床的钥匙朝桌上一丢，头也不回走了。

我对工段长说，按照规定，扣罚奖金。同时，对于弄虚作假的事情，按照厂纪厂规罚款。

“书记，这加起来要900多元啦。”工段长说：“算了吧，这活还是要他干的呀！”

我告诉他，你软了，将来这种歪风会得寸进尺的。一定要扣到他痛为止。我会处理的。

很快，我就到金师傅的师傅家里家访，请他出山。

很快，处罚的通知出来了，张榜公布在车间里。

很快，金师傅的老婆来求情了。

才一个星期，金师傅来上班认罚了。被他的师傅狠狠地教育了一通。

等到了年底，我看金师傅一直表现很好，认真干活了，再也不惹是生非了，就与车间其他几位领导交换了意见，找了他谈了一次话，把扣罚的900多元钱作为一次性奖励，变相还给了他。

唉，这样的事情做多了也不好。在我调离车间的时候，工人们送给我的一首歌是《心太软》。

没有办法啊，扣他的钱，又不是我的。一个普通的工人，知错了，还要他怎样呢。900元钱在90年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