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近代史（下：民国篇）| 呼斯楞

玖、关于近现代革命的一点见解

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途径神户，看到一份日本报纸的报道，标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今国人遂亦沿用之。（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这段记录，道出了“革命”一词的由来，更重要的是，孙先生一生致力的事业，为它赋予了崭新的现代涵义。

对这个词的最早了解，来自小学课书里的“革命家”，其中的所有故事，为我的小小内心蒙过一层伟大色彩。重温近代史后，增进了对这个词的理解和个人看法，革命有很多类型，不止暴力夺权一种，比如农业改良、工业升级、信息开放、思想转变、政体革新等等。本文在《重温近代史（上：晚清篇）》第六节中，提出“近现代革命”的主要涵义，即“立足于世界局势下的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现尝试将这个理解分述为两部分：

一、立足于世界局势

中国古代“王者受命于天”，革命即“革其王命”、“王者易姓”。这是革命一词的汉语出处，也是后代农民战争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可一分为二：随着战争进程所发生的变化，一是策动者把握机运，易姓而王；二是追随的人群，大体是为了生存。

这种王者易姓的农民战争，直到洪秀全其本质都没有变化。自兴中会、同盟会开始，革命告别关门造反，明确了建立共和制国体：取消万人之上的帝制，代之以人人平等的民国，并以国与国平等的理念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设定这个目标的灵感，完全来自“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即西式领先政体。

基于这样的理解和原因看待洪秀全策动的农民战争，除了建国，与捻乱、回乱、苗乱并没有拉开差距，都在起义、造反或光复的范围。当时东西商贸、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汇已近半个世纪，在旁观渔利的列强看来，他们不过是清国官民或政权内斗。不论谁胜谁负，都得不到列强对这片土地的尊重。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局深受欧洲、日本等国的强势压迫，不论谁取满清而代之，都应直面对这种国际关系。天京政权（包括清廷）的总体态度是与西方国家互为排斥、逆向而行的，并在一定范围内被列强和清廷联合绞杀了。与之比较，“革命党”迥然不同。

武昌首义第二天，临时军政府即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以“同盟会7点对外方针”¹征得列强中立，从而帮助新军不受外力干扰，集中精力应对清军。同一时间，孙中山从美国返回前，先赴英法两国进行“外交斡旋”，进一步加强了列强的中立态度和对“军政府（交战团体）”²的预先默认。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月5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在内容上重申了同盟会7点方针及湖北军政府对外宣言的主要内容，除承认前清政府所缔结条约及借款外，增加了对满人的保护条款，并许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宣言最后呼吁：

“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

这是孙先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正式要求列强的承认，并呼吁民国“列入国际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与各国交相提掣”。

中华民国诞生之初，自然的契合了国际局势，第一时间照会西方各国中华民国之建国方式和外交立场，其后接掌权力中枢的北洋政府得到了国际承认。此后的民国，虽然依旧动荡，但终于在“千年变局之下”转变了一个中古式国家的身份，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战胜国地位。抗战后，虽然政权再次动摇，但中华民族告别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完全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潮流。

简要概括，辛亥革命与历史上以往的农民战争截然不同，它所面对的革命对象不仅是“有种的王侯将相”，还有窥伺在侧的八方列强；它与满清皇室、天京政权的相异之处是，自革命起始，就与列强发生着紧密的国际外交关系，并且将复杂的中外关系格局有效梳理，主动斡旋，顺潮流而动，建立了西式的共和制国家。

以上为近现代中国革命之“立足于国际局势”。

孙中山亲书同盟会誓词

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

孙先生政治纲领的开头就是民族独立，即“驱除鞑虏”，驱除鞑虏的内涵并不是杀鞑子，而是终结满清帝制，改变满族为尊、人分等级的不平等社会，将一国之“王权”易姓为“民权”。这也是孙先生同意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的先决条件，即：共和民国之成立，首要在各民族解除满清的统治枷锁，实现独立平等。

什么是独立？在生存上我不依赖别人，别人也不依赖我；在社会地位上我不从属于他人，他人也不从属于我；在人种或民族上我不优于任何人，任何人也不优于我。一个人具备这种双向平等思维，人格就独立了；一个民族具备了这样的认知，国格也就拥有被尊重的力量。国家民族的独立，正是个人独立面貌的整体呈现。

民国刚刚从清朝的专制枷锁解脱，这样独立的个人少之又少，而这极少数人历尽艰难，也仅仅带来国家民族形式上的独立。随后即陷入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的夺权弊流。军阀夺权纯属一己之私，且各自背后又有不同外国势力支持，不可能实现完整的民族独立。这就是中华民国后路漫长曲折的原因之一，也更凸显孙先生孑然孤单的革命思想和精神。

前文有述，思想转变也是革命。民国初立时，国民并不清楚共和意味着什么，孙先生在建立民国后，未及在民众中普及革命思想，便忙于应付袁世凯的窃权窃国。民心虽然不再支持帝制国家，但身为曾经被统治的奴隶式小民，也并不清楚如何做一个真正独立的现代人。

民族独立不是高看自己的传统，而是打开国门、更要打开心门看看世界潮流；不是关门自我孤立，而是既客观看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接受和研究外来文化。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提出新青年六个标准：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经典的思想见解，不仅仅是青年更是整个民族对国家社会的转型诉求。《新青年》刊行后影响广泛，被民国人普遍接受喜爱，孙中山为其题词，蒋介石爱不释手，胡适、鲁迅等知识精英纷纷撰稿。民国出版业的发达，促进了中西文化大交流，人们不谈解放思想，但人们有了真正的思想，而民族独立的根本，正是思想的独立。

近代民族独立运动得到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那便是新文化运动在心理和思想上，为这片土地埋下了“德、赛二先生”的种子，民国人开始了解和发扬两位先生的精神，从而一个个具体的人萌生了平等独立的人权理念，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滋生了力量、焕发出新的容光，一个国家告别痛苦的呻吟，正常融入了浩荡的世界潮流。

这样的文化运动，弥补了孙先生革命理念向民间推广的不足。这种立足于世界局势下的国家民族独立运动，走到哪一步才算成功了呢？

孙中山与革命伙伴秘密会议

拾、先总理的身后事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另一个现实是，由于南京缺乏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实力，无法有效掌控清帝退位后的军政乱局。南京的优势是革命党的政治力量，这也是国民党得以帮助国家确立共和体制、并在后来军阀混战始终占据一席之地的基础。这个军事上的薄弱点，直到孙先生选择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才得以弥补。

由于欠缺精纯的诚意以及明确一致的理念，甲乙双方的合作充满了风险与不安。甲方自辛亥革命起始终是国内一线政治力量，合作的目标是借助乙方外援壮大军力；乙方当时虽然名不经传，但有总部撑腰，与甲方的合作目标亦相当宏伟：“借壳上市”继而全资控股。因此，利益双方都担心被对方侵吞，所以自始冲突不断，最终分道扬镳。

蒋接手国府后，自北伐到抗战、内战到南退，从一而终没有与乙方勾兑的意愿。这份坚定的政治信念贯穿其一生，并帮助他达成相当不易的政治抱负，一是扫清各系军阀，由形式而实际的统一了民国；二是虽然抗战后败退于岸东，但却凭据转移的民国巨资败而不败，并为小岛发展为亚洲后起之秀奠定基础。

蒋府败退的内因，或者说孙先生未竟的事业主要有三，第一是“三步革命理论”方案未能有效实施；第二是三民主义”之“民生”建设被严重忽略；第三是抗战之后军心疲软即军事建设失败。但第二、第三方面，却是乙方的重视和优势所在，并籍此优势最终出乎意外的击溃了甲方。这三方面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骨干线索，分述如下：

第一、三步革命理论落实不力

先总理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方案，是他结合中外实际深思熟虑后的建国方案，却是同盟会以及国民党大多数成员并不深谙于心的鸡肋，他们以为推翻满清就大功告成了。这是知道和做到的区别，但凡经典方案，难点既在策划和开端，更在于透彻的理解和执行落实。

三步式革命即三个施政时期。首先军政期，军政府与地方人民合作以清除诸如奴隶制、缠足、鸦片、腐败等社会障碍，宣传主义，开化人心，历时三年；其次训政期，成立地方自治政府，普选地方议会及官员，同时出台临时宪法，区分军政府与民众的权利义务，为时六年；最后宪政期，国民依照新颁布的宪法进行民选，军政府解散并授政于民选后的政府。

先总理的三步方略，不排除在时间规划上的操之过急，但蒋府的实施情况却囫囵吞枣，步骤紊乱：自1926年北伐战争起到1928年东北易帜，在行政上统一全国，第一步军政结束；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临时宪法《训政纲领》，大体形成民选制以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的五权分治结构；这第二步训政刚开始，1929年，蒋府却突然宣布延长原定六年的训政期，此举被视为牺牲宪政，拖延独裁专制。

蒋继承的三步建国方略，打乱了先总理规划的时间期限，实施程序和程度也极为松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没能有效指导后续的国民革命，加之国民党派系倾轧严重、国内军阀林立、苏区另起炉灶、日本席卷东北，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蒋府的统治始终处于被挑战状态。事实上，自掌权到抗战胜利、移居岸东，蒋一生都在极力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力。

第二，不应忽视的“民生”。

甲方于建国初期完成了形式上的民族独立，民国从一战协约国到二战同盟国地位，陆续收回租界、实现关税自主、基本取消了以往列强在华特权，并在二战中确立了与美英苏“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这是自清朝解体后国民政府达成的最高政治建树。

遗憾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是，蒋府热衷于工商业投资和英美式的工业化之路，这是优选的方向，但不应忽视清末及军阀混战以来困苦凋敝的农业基础。占国民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其生存问题就是国家大计，尤其在战乱时期更应得到重视，此为蒋府明显的政策短视，终至民心背离。

古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民政府对民生问题不仅是忽视，简直是轻视。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导淮工程为例，由于欠缺经费，江苏政府不得不强行征集数十万民力，由此引发大范围的民间动荡，随之即以军力镇压。导淮工程最终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从长远看是一项利民工程，在当时却虎头蛇尾，弊乱丛生，大失民心。

蒋府的财政收入，先期以东南财团为主要支撑，后期以关税、盐税、统税以及发行内债，举借外债为主，钱来的快去的更快，所以国民政府始终依赖金融赤字运转。一小部分资金用到了交通、工业、农业等方面，但基础的民生建设极其迟滞，实在不能恭维。

先总理建国后的三十多年中，甲方与乙方在均等公平甚至明显占优的竞争格局下，自立而不能自律，徒举三民主义之建国纲领，却没有足够的践行力度，政府治国无能，官吏腐败有方，尤其一大败笔。直到抗战胜利后，不过是“收复了失地，丢掉了民心”（郭廷以语）。

乙方则不然，不但重视农民问题，还视若珍宝，打土豪分田地，紧紧纂着民心，最终实现了实力的快速增长，大败甲方。所谓民心可依在此一斑。

第三，抗战后军心疲软

这里举一个军事上的例子。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视察东北驻军情况后指出：官多于兵、兵多于枪；各部队暗中经商；倒卖武器军粮、私设赌场；各部长官在沈阳私设豪华住所；地方政府收编杂色游兵虚设保安团，坐吃空饷；纪律涣散，腐败成风……

很难想象一个刚刚抵抗外来侵略取胜的国家，它的官方军队是这样的腐败样貌。毫不客气地说，彼时的国军犹如清军。

抗战结束后，甲乙双方的状态截然相反。从结果看，甲方军事力量“大伤元气”，乙方则得到快速扩充发展³。从心态看，双方都有开启新生活的迫切愿望，不同的是，甲方总体是“五子登科”⁴式的享受心态，乙方的根本诉求却是“重新做人”、开辟新局。动力孰强孰弱，不比可知。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军心，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由于乙方想打、敢打、愿意打，所以连战连胜，一口气把甲方从正统打成了穷寇。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寇，但由于甲方战败后居岸东而不灭，还活得很好，事实上双方算是不胜不败，均指对方为贼寇。与历代战争结果相比，是一大奇观。

史家对国军失利原因分析详细，如经济崩溃、美方禁运武器削弱战力、民变学运层出不穷……等等。抗战致使军力损耗巨大是事实，但根源在于甲方的组织纪律涣散，革命理念松懈，以为抗日胜利就不用再打仗了，这就像从前同盟会成员大多数人以为清朝结束了，民国建立了，革命就成功了一样。

拾壹、革命何时成功

唐德刚先生在《从晚清到民国》一书结尾时，这样定义辛亥革命：

曰：广义上，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1890—1912）。狭义上，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1911年10月10日—1912年1月1日）。

请允许我以另一种简略的方式概括辛亥革命，即：孙先生的心愿。

孙先生临别时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这个遗言是他心愿的继续。他的心愿全部实现了，辛亥革命也就成功了。

近现代革命，是一场曲折的社会转型事业，无法在民国伊始一蹴而就，究竟需要多少年，后人已有目睹。今天，岸东在距二战结束的整整80年当中，前40年可视为军、训政的延续，后40年则完全实现了宪政，虽然大幅延缓了孙先生的三步革命规划，但毕竟以普遍的民族尊严与优秀表现，峭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单从这一地来讲，孙先生的心愿实现了，只是先生未曾料到，这个心愿的最终实现，不但跨越了一个多世纪这样的时长，而且是在他也曾登录过的与檀香山一样美丽的岛屿上，率先成功了。倘若先生复生，隔海望去，不知是何感叹。

纵观民国38年大陆史，自蒋府接任总理重担后，始终处于乱局之下。经历一系列内部派系斗争，历经统一军阀、日本侵华及内战，蒋介石在政治上取得了最高权力，在军事上则打了一个大大的、长长的败仗。而这38年，即没有深耕农民土地问题，也耽误了国家经济建设。

有史家认为是战乱耽误了民国的国家建设。我认为这仅仅是外部因素，内因也是主因，在于国民政府不重视民生的观念和经验。不是耽误，是自误。

拾贰、何为大师

读史明智，但读史的直接目的，却并不是为了明智，而是了解一段历史的真实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人的生存与思想状况。民国脱胎换骨于内部战乱和外部文明并举的特定历史阶段，它虽短暂，但切入中国社会转型的足迹很长；它虽纷乱，但那时的人们，思想与精神却足够有力。民国诞生了许多为人推崇的大师，这是它深深吸引后代人的一种独特魅力。

在一次《南渡北归》的主题读书会上，一位朋友问，何为大师？民国的大师们对得起那个时代吗？

这个发问引人深思。历史就像一幅草就的画板，里面的人和事，无法扭转也无法改变。当我们评议何为大师时，首先值得明确一点，大师也是人，也有缺点。讨论有缺点的大师，更符合人性。给大师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无实际意义，但在人们的内心期盼里，一定有这样的人：

在进步的社会过程中，能做出个人建树，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在社会倒退时，敢于挺身逆行，更是对国家民族难能可贵的奉献。众人都说假话时，他敢说真话；众人昏睡时，他独自起行；众人皆浑浊，他却孑然一股清流。

谓之大师。

当我们议论谁是大师、他们是否对得起那个时代时，有一个隐藏很深的问题总是被忽略：时代的不堪，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当我们认可了这一点，似乎又不需要大师来带头做什么了。我们可以真切地从人性出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师也是人，和我们一样面临时代难题的人，仅仅是具体的命运行程不同而已；如果说大师有一点过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敢于做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生抉择。

胡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可说八分话。那么，没有证据的时候怎么说话呢？大师早已远去，我只好自己给个答案，没有证据，人性就是一种最可靠的凭证。从人性出发，大师也常常有小人的一面。因此，当我们寄望一个时代有大师出现时，那正是我们的人性被无情的压抑之时；而当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向大师一样有点“过人之处”的话，我们何须在意何为大师呢？

拾叁、怀念

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敢于坦白记录自己的丑陋，而真实，永远是人类探求历史的方向。有些历史不容重温，那就点到这里。今天的革命或许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变化，在Sora的算力革命呈几何级的进展当中，再谈老式的革命，分明过时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生存在属于自己的这片大地上，却又一次被孙先生所呼吁的那个“交相提掣”的世界引领着……

回到本文的开头，立足于世界局势下的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其充分意义应是整体的、奠基的、民族的、远见的。当我们评议何为大师的时候，我们没有自信叩问当下，只能返回民国，说胡适、鲁迅，说陈寅恪、蔡元培……我们更不应忘记他：一个真正领衔民国、并矗立于世界潮流之中的大师级政治家，孙先生。

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逝世了，距今几近100年，人们怀念辛亥革命。再过100年，我想，人们仍然怀念。

（完）

注释

1. (1)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2) 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3) 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4) 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5)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6) 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7) 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可以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 

2.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对内发表了系列通告，昭示新政府的成立，在发表对内政策的同时非常关注对外交涉。10月12日，军政府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表示承认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缔结之条约、赔款与外债，各国在华权利及外人在华财产一体保护。但同时表示，如有帮助清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该照会明确表示了革命党人对晚清外交遗产的继承态度，以及所准备采取的外交原则。学界普遍认知，这样的声明是同盟会既定政策的运用，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正确选择。军政府的对外方针是中华民国外交政策的源头，决定了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的外交基调，在对待列强问题上，中华民国没有跳出同盟会和湖北军政府所发表的对外声明框架。

3.收复区“五子登科”之说，指接收者但重金子、银子、房子、车子、料子；又有“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以及“三阳开泰”之说，即“骂东洋（阳）、捧西洋（阳）、抓现洋（阳）”。

4.甲乙双方兵力对比（单位：万人）
1947年6月：甲方373、乙方195；
1948年6月：甲方362、乙方280；
1948年11月：甲方290、乙方300；
1949年6月：甲方150、乙方400。

【作者简介】呼斯楞，80后蒙古族，传媒人，自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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