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观点 ｜ 朱永新：深化全民阅读工作的若干思考

原题为《深化全民阅读工作的若干思考》

作者：朱永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了文化领域的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1]《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全民阅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路径，对于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国际阅读协会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研究表明，全民阅读对于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素质、淳化社会风气、构建核心价值、促进社会公平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 本文通过梳理新世纪以来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进展与特点，分析当前全民阅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进一步深化全民阅读、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政策性建议。

倡导全民阅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提出“书为人人（Books for All）”的倡议，并将1972年定为“国际读书年”，开展了大量阅读促进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将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3]，并在1997年正式发起“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4]项目，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阅读。[5]

在我国，1997年1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知识工程”的四项目标：一是形成全社会爱书、读书、利用图书馆的良好风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二是完善图书馆布点及条件建设，使图书馆网点遍及城乡各地；三是把知识送到农村去，提高广大农民素质，为科教兴农贡献力量；四是提高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与服务能力，发挥图书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通知》还指出，要通过各种读书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热爱书籍，多读书、读好书，让全社会每个人都能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增强全社会的图书馆意识，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型图书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社会作用，树立起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崇尚文明的好风尚，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6]该文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全民阅读”的概念，但其内容已经涵盖全民阅读的方方面面。

2006年4月，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7]由此正式开启新世纪我国全民阅读的新征程。近20年来，全民阅读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践行为基本原则的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发展。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倡导和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的顶层设计与高位引领，为全民阅读的深入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公开表示自己对阅读的热爱[8]，亲自推进全民阅读相关工作。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9]2022年，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期许，“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10]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开展全民阅读”首次被写入中央全会决议。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 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最初的“倡导全民阅读”发展到“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将“推动全民阅读”作为提升国民文明素质的重要部分，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也正式出台。随后，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

围绕推进全民阅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做了大量工作。在2019年召开的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宣部对来自全国多个省市、行业和民间的20个“全民阅读优秀项目”进行表彰，将其作为推动和丰富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典范。2020年，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并与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开展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的通知》，推出“我爱阅读100天”“小康年，读书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全面部署促进全民阅读工作。教育部于2023年出台《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将青少年阅读融入全民阅读，提出“引导激励青少年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的总体要求。[11]文化和旅游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有关部委和群众团体也基于自身工作特色致力推进全民阅读。比如，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在2024年组织开展“千万职工共读经典”主题活动，利用15余万家职工书屋阵地和数千个职工读书组织，吸引热爱学习阅读、富有创新理念的职工参与读书活动。

新世纪以来，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呼吁加快全民阅读立法进程。[12]在国家层面，2013 年，全民阅读立法列入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不过，由于主管部门变动，该条例在2016年征求社会意见后未能如期公布实施，目前这一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正式颁布。

在地方层面，2014年12月，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这是全国首部正式颁布的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省级地方性法规。[13][14]至今，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陆续制定了《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和条例，以保障经费投入、设施布局、活动安排等软硬件条件促进全民阅读深入开展，浙江等地还将全民阅读水平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全民阅读逐步步入法治化轨道。[15]

除了推进全民阅读立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201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也对支持、促进全民阅读作出规定，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提供了重要保障。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3年6月 2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马拉喀什签署的《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以下简称《马拉喀什条约》），进一步保障了我国阅读障碍者平等获得文化和教育的权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全民阅读的投入，全民阅读公共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不断完善。“十三五”期间，国家财政共安排1.83万亿元投入公共文化事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具体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支持地市级及地市级以下约5万个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城市社区（街道）文化中心免费开放和提供公益性讲座、展览、宣传、文化骨干辅导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16]

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6个，从业人员6.1万人。全国公共图书馆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2259.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7%；全国图书总藏量14.4亿册，同比增长5.6%；阅览室座席数168.0万个，同比增长8.3%；全国平均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160.3平方米，比2012年增加近90%；全国人均图书藏量1.02册，比2012年增加近50%。[17]

以农家书屋的投入为例，自2005年甘肃省首批15个农家书屋在兰州、定西、天水等地正式挂牌启用以来，截至2012年年底，农家书屋已经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惠及近7亿农村居民。7年间，全国累计投入资金180多亿元，建成农家书屋600449个，配送图书9.4亿册、报刊5.4亿份、电子音像制品1.2亿张、影视放映设备和图书设施

60多万套。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增长了10倍以上，基本解决了农村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全国范围的农家书屋工程全面竣工以后，2013年起开始把工作重心由建设转入补充更新、加强管理、维护使用的发展阶段。为保障工程的运转，财政部按照每年每个农家书屋2000元的标准给予资金保障。[18]虽然农家书屋还存在使用效率不高、图书配置针对性不够强等问题，但在如此短的时间投入如此多的资金集中为全国乡村建立阅读设施，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新世纪以来，各地党委、政府在推进全民阅读方面持续发力，出台了系列全民阅读的条例、决定、规划或工作方案，并以建成“书香省市”和“阅读之城”为目标，借助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月、阅读日、阅读节等各种方式，切实推进全民阅读的落地落实，形成了一批全民阅读品牌。从“北京阅读季”“书香上海”“江苏读书节”“深圳读书月”“书香荆楚·文化湖北”到“南国书香节”“书香天府·全民阅读”“书香重庆”和“书香吉林”阅读季，以及“书香新疆·全民阅读”、“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三秦读书月等，几乎各省（区、市）都拥有自己的省级全民阅读品牌，80%以上的县（区）也拥有全民阅读品牌活动。[19]

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深圳为例[20]，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把全民阅读作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重要途径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1996年，深圳建成全国第一座以“书城”命名的新华书店——深圳书城，开启了推进“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建设“书店之都”“千馆之城”的书香城市建设；2000年11月，全国首创的“深圳读书月”拉开帷幕；2006年，全国第一家24小时书吧在深圳正式开放；201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截至2020年年底，深圳各类公共图书馆（室）、自助图书馆达1012个，实现了每1.5万人口拥有一个图书馆服务点，每年依托书城书吧开展的全民阅读公益文化活动超过1万场。[21]

在各级政府的持续推动和民间力量的协同推进下，全民阅读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11年的77.6%增长到2023年的 81.9%，增加了4.3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从2011年的53.9%增长到 2023年的59.8%，增加了5.9个百分点；图书阅读量从2011年的人均 4.35本增长到2023年的4.75本，增加了0.4本；2023年全年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116061万人次，比2013年增长了66829万人次。[22]在许多国家全民阅读事业面临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阅读率下降趋势明显的情况下，这是殊为不易的成绩。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阅读的对象和载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数字媒体阅读资源骤增，电子书、有声书、加码图书、元宇宙图书层出不穷，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电脑阅读等新媒体阅读成为日常重要阅读方式，微信、手机APP、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成为数字阅读主流平台。[23]

在科学技术的赋能下，数字阅读以网络检索的便捷性、阅读形式的多元性、内容及载体的丰富性、阅读过程的互动性，以及个性化、精准化的阅读服务，为读者创造了全新的阅读体验，成为全民阅读的新风尚。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达567.02亿元，用户规模已达5.7亿。我国数字阅读用户占网民规模的比例为52.19%，在全体网民中占比首次达到一半以上。在数字阅读用户中，19—45岁占比约62.70%，60岁及以上年龄的用户占比由2022年的2.74%增长到了4.20%。[24]同时，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统计，2023年我国数字化阅读率为80.3%，比2011年的38.6%增加了41.7个百分点，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成为全民阅读新的增长点。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方便用户在任何时间、地点借阅图书，大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范围。近年来，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迅速，截至2021年，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拥有馆藏文献2.2亿余件，日均访问量800余万次，对促进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基层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也不断加快，比如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云上·五悦”全域智慧数字文化服务网，依托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管理系统平台建立了“总馆—分馆—基层服务点”三级网络化管理体系，对覆盖全县镇、村两级的280个图书馆总分馆网点及其数字资源进行系统管理，以数字化服务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25]

对数字化阅读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普遍重视数字化对阅读的影响，相关研究方兴未艾。“数字化阅读素养”正在逐步取代“传统阅读素养”，成为国际上各项教育素养与能力测评中最快做出修正与扩充的指标之一[26]。我国学者胡洁等依托“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阅读素养数据库开展了多项数字化阅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7]，提升了我国在大规模有组织阅读教育评价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与此同时，以“听书”作为阅读形式的在线音频行业迅猛发展，现存与音频相关的企业2.4万余家，其中仅广东、湖南和安徽三地的音频相关企业，就分别有92000余家、3300余家和970余家。听书的龙头企业喜马拉雅平均每月有3亿用户在线听相关的音频内容。[28]截至2023年年底，喜马拉雅围绕有声阅读累计作品总时长超过4161万小时，平台拥有1163万部有声剧、9.8万部广播剧、280万部在线课程，以及501万部曲艺、热点、娱乐、生活等其他有声作品。2024年第一季度，人均有声书听书量9.7本。[29]以“帮助3亿书友因阅读受益”为使命的“帆书”APP（原名“樊登读书”APP），2022年9月总注册用户数突破6000万。2023年4月23日，帆书携手深圳卫视、抖音举办的“4·23世界读书日年度主题演讲”活动，全网累计触达超5亿人次。科技赋能加持全民阅读，各种新型阅读方式的出现虽然带来了碎片化、娱乐化等新的问题，但是对于增加阅读群体、延长阅读时间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我国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客观现实。虽然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区域、城乡之间阅读差距较大，但由于缺少对区域、城乡在阅读投入、阅读资源、阅读设施、阅读率方面的数据比较，很难准确客观地描述真实的差距情况。但是，从教育部公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可以大致看出，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在青少年学生阅读资源方面是极不平衡的。以各级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例，2022年北京市幼儿园、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是37950.54元、35896.90元和62214.95元；上海市紧随其后，分别为36105.81 元、32009.96元和45055.84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全国最低，分别为 4354.63元、8904.78元和11637.40元；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则为8188.40元、11696.22元和18334.67元。其中幼儿园最高与最低相差8.5倍，小学最高与最低相差近5倍，初中最高与最低相差近5倍。各级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的情况同样差距很大。[30]这些差距直接影响了不同区域各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图书购置、图书馆建设以及师生阅读。

城乡阅读的差距也比较显著。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我国农村居民2022年纸质图书阅读率为50.2%，比城镇居民68.6%低18.4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3.77本，比城镇居民的5.58本少1.81 本。[31]这些数据说明，在纸质阅读方面，城乡居民在阅读率和阅读量上存在巨大的鸿沟。数字阅读的差距同样存在。2018年农村居民的网络在线阅读率为60.5%，比城镇居民的76.8%低16.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手机阅读率为66.4%，比城镇居民的80.0%低13.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听书率为24.7%，比城镇居民的27.1%低2.4个百分点。在阅读量方面，农村居民的电子书阅读量为3.23本，比城镇居民的3.41本少0.18本。在阅读时长方面，农村居民每天进行网络在线阅读时长为27.55分钟，比城镇居民的37.53分钟少9.98分钟；农村居民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32.17分钟，比城镇居民的43.90分钟少11.73分钟。[32]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阅读差距主要体现在阅读环境和资源、阅读习惯与态度两大方面。相对来说，东部地区和城市的阅读环境和资源较为丰富，这部分地区的居民可能更容易接触和利用各种阅读资源，如图书馆、书店、网络资源等。同时，东部地区和城市的居民可能具有更强的市场意识和开放观念，对阅读有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西部地区和乡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阅读基础设施比较欠缺、阅读环境不够友好、阅读资源相对匮乏、阅读活动与服务缺失，影响了居民阅读意识、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的养成。[33]

建议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计划时，加大对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全民阅读投入，加大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力度，确保西部地区和乡村居民能够便捷地获取阅读材料，在西部地区和乡村加大力度培育阅读推广志愿者队伍，研究不同西部地区和乡村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努力缩小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阅读差距。

在全民阅读中，短板是老少边穷地区、乡村居民的阅读和弱势人群的阅读。部分弱势人群如视障儿童、听障儿童、残障人士以及福利院、养老机构人员的阅读基本处于全民阅读的“盲区”。以盲人或视力障碍者为例，我国有1730多万盲人，是世界盲人和视力障碍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目前我国只有中国盲文出版社一家出版盲文读物。该社截至2019年出版盲文图书1827种，盲文配套教材教辅（汉文版）189种，和其他出版物的数量无法比拟。受限于盲文出版物种类单一，盲文阅读普遍存在内容陈旧、更新缓慢的问题，再加上盲人或视力障碍人群行动不便，其前往图书馆租借图书存在困难，自费购买图书又容易增加经济负担。正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盲人和视力障碍者人群对阅读的价值意义理解还不够深刻。[34]

保障残疾人的阅读权益，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进一步深化细化扶贫工作的重要路径之一。早在2020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就指出要关注残疾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痛苦：“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这就意味着有8500万个痛苦，特别是重度残疾人和家庭就更加痛苦。残疾不是哪一个人的痛苦，而是人类的痛苦之一。”[35]2023年4月，在出席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主论坛时张海迪进一步谈道，阅读对残疾人有着重要的意义，读书能化作奋斗的精神力量，内心产生的力量才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源泉。[36]因此，我们既要改善残疾人的物质生活，也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阅读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美国著名学者赫希借助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阅读的差距是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只有在妥善处理好阅读问题后，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处于最佳地位，才能实现保证每位学生人生起点公平的目标。与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相比，解决阅读问题才是当下最为紧要的事情。”[37]基于这样的认识，赫希把阅读能力视为民主教育事业的核心和“新民权前沿”，并发起核心知识运动，旨在让包括弱势群体儿童在内的所有学生都能够和那些最伟大的经典对话，用阅读填平社会的沟壑。

为此，建议从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对包括盲人和视力障碍者在内的弱势人群阅读权益的保障，加大对《马拉喀什条约》的宣传和落实力度，针对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关于已发表的作品改为盲文出版无需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付费等条款，进一步细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应从财政上对盲文图书、明盲对照图书的出版提供更多资助，让更多盲人能够从最新出版的优质盲文出版物中及时获取最新资讯，也让更多健康人群增进对于盲文版图书的了解。宣传、出版部门要制定激励措施，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入适合盲人和视力障碍者阅读的有声图书领域。可以通过相关机构集中购买、公益赠阅的方式，为盲人和视力障碍人群提供更多公益读物支持，运用高科技手段推动盲人和视力障碍人群的阅读。

教育部门要充分发挥特教学校的核心枢纽作用，吸引社会阅读推广机构合作开展阅读辅导等工作，进一步推广包括盲人和视力障碍者在内的弱势人群的阅读。同时，还应联合国内外各大院校、学术机构组建团队，进一步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专项阅读研究工作，让盲人和视障人群的阅读更为科学高效。相关部门要结合网络时代中已有的丰富视听资源，为盲人和视力障碍人群提供更多公益性服务，让这一群体了解“听读”的方式，得到更多阅读资源的支持。同时，对于盲人和视力障碍人群，需要进一步加强阅读的价值意义、方式方法上的公益培训与指导，让这一群体采取更多途径，积极自主行动起来。

总之，要面向全社会加强对弱势人群阅读权益的宣传推广工作，既要让弱势人群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通过阅读掌握更多自食其力的本领，使身体的障碍不再成为贫困的根源，也要让全社会增进对弱势人群的了解，并对这一群体的阅读给予更多关注和关怀，更要在具体的举措上指导、安排采用更多方法，才能有效推动这一群体的阅读。

图书馆作为主要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阵地，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二战中被毁的德国国家图书馆废墟上，德国人曾经树立过这样一块碑文：“没有比毁掉图书馆更容易毁掉一个国家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开展教育、传播文化、提倡包容和提供信息的有生力量，也是发挥所有人的才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个人和平与精神充实的重要推动力。”“公共图书馆作为各地获取知识的门径，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终身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38]

美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展全民阅读推广的国家，图书馆体系是美国阅读推广活动最重要的推进者。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是美国两大重要官方阅读推广机构，除日常图书馆相关事务外，负责举办不同规格的阅读推广活动。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图书中心专门负责公众阅读推广，举办国家图书节、美国“一书一城”活动等。[39]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共有25931家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16905家、学术图书馆3496 家、军队图书馆226家、政府图书馆804家以及专业图书馆4500家，其中还不包括中小学图书馆。[40]再看德国，这个人口只有8200万的国家，居然拥有各类图书馆9300座，实体书店约6000家，每年使用公共图书馆人次达1.26亿。

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仅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41]，其他数据仍然不够翔实。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体系，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与大中小学图书馆、各类专业图书馆之间普遍缺少沟通联系；学校图书馆基本封闭运行，很少对社会开放；儿童公共阅读空间如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等在地区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农村地区尤为匮乏；社区图书馆缺少政策鼓励和规范引导，难以形成推广全民阅读的合力。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表明，2022年我国城镇成年居民对居住的街道附近有公共图书馆、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城市书房）、报刊栏等至少一种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知晓率只有52.5%。其中，对公共图书馆的知晓率为30.7%，对报刊栏的知晓率为25.8%，对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城市书房）的知晓率为27.1%。2022年我国城镇成年居民中，使用过公共图书馆的比例只有14.9%，使用过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城市书房）的比例只有12.1%，使用过报刊栏的比例为10.3%。也就是说，我国有70%左右的成年人不知道公共图书馆的存在，85%左右的人没有使用过图书馆。[42]另外，我国拥有图书馆借书证的国民不足8%[43][4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包括公共图书馆、大中小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统筹规划和经费投入，系统推进公共图书馆建设。2024年3月30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举办了第四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暨阅读推广人与馆长对话论坛，专家们围绕“社区图书馆与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比如，从融合发展能力、地方资源建设能力、专业化阅读推广能力、人才队伍建设能力、标准化建设能力五个方面提升图书馆专业能力；借鉴较为成熟的图书馆体系化建设经验布局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以体系化的发展势头为引领，推动图书馆事业向更高层次的专业化发展迈进等。[45]

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是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既包含出版行业协会、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也包括各类阅读和文化基金会。虽然这些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活动能力、活动方式、目标对象有所差异，但均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

各国政府都非常支持专门从事阅读推广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比如，德国阅读基金由德国著名企业家、贝塔斯曼基金会创始人摩恩和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共同倡议成立，他们主办的“德国阅读奖”（专门奖励富有创意的阅读促进项目）、“阅读指南针奖”（专门奖励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优秀图书）在德国很有影响力。又比如，成立于2002年的英国阅读社根据阅读专家的研究成果，为不同人群量身定做不同的阅读项目，先后启动了阅读点亮人生（Reading Sparks）、阅读挑战（Reading Challenge）、读书分享会（Chatter books）、幸福阅读（Reading Well）、提前阅读（Reading Ahead）、世界图书之夜（World Book Night）、阅读之友、快速阅读等项目。阅读社在全英成立了5839个阅读小组，成员突破 4.2万人，每年有170万人参加该机构的阅读活动。[46]再比如，法国的“阅读社会协会”“途径协会”“阅读即出发协会”“读书即生活协会”等，均是针对不同阅读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地方阅读促进组织。截至2022年，法国的“读与促读”协会共有近2万名阅读志愿者，均为50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这些志愿者走进小学为学生朗读图书，前往图书馆、休闲中心、幼儿教育机构、卫生所和母婴保护所等社会机构为儿童分享阅读乐趣。

阅读是一门科学，阅读推广不仅需要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支持，更需要专业阅读推广机构的参与。不过，我们现在对阅读理论的深层次研究，无论是阅读的心理学、阅读的脑科学、阅读的教育学等方面，还是对全民阅读的实践经验总结方面，都还远远不够。未来唯有培养专业的阅读研究队伍、成立权威性的阅读评价机构，依托各大研究平台开展阅读相关研究工作，并加大成果转化力度，才能真正带动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

建议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中国阅读学会、中国全民阅读促进会等公益性学术组织，并在高校成立全民阅读研究机构，实现不同部门专业力量的有效整合；加强与国际阅读研究与推广组织的深度联系与合作，借鉴先进国家的全民阅读经验，汇聚建设书香中国的阅读资源，保证全民阅读工作行稳致远。在互联网、自媒体、短视频、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对传统阅读提出挑战的新时代，[47]一方面可以组织专业研究力量深入分析新型阅读方式对于全民阅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课题招标、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还可以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公民、法人和非法人捐赠财产用于全民阅读研究与服务。

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认为，阅读受技术、形式和文化变革这三重变量的影响和塑造，经由三者复杂的排列组合构成各种不同的阅读类型。[48]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出现与不断升级迭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99年第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仅有3.7%的人使用互联网，“数字阅读”尚未出现。2013年，我国数字化阅读率达到50.1%，首次超过纸质阅读，出现了历史性拐点。根据2024年公布的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23年我国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80.3%，听书和视频讲书等新兴的数字化阅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成年国民喜爱。[49]

与传统阅读相比，数字阅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具有信息海量、互动互联、查找快速、存储量大、方便携带、成本低廉等明显的优势。数字阅读赋能全民阅读，让阅读资源的获得更加快捷便利，全民阅读的普及率迅速提升，但数字阅读也呈现出碎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倾向，给全民阅读工作带来一些困境与挑战。

首先，数字阅读在重塑人们阅读习惯的同时，也挤兑甚至替代了纸质阅读。《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行业竞争格局及用户调研分析》显示，人们在碎片化生活场景的阅读时间占比高达56.4%，其中睡觉前、通勤途中、放学后或下班回家后的阅读时间占比分别为43.0%、35.2%和13.3%。这种碎片化的阅读不是简单地把纸质媒体的阅读内容搬到线上和手机屏幕，更多的是用于信息交流、休闲娱乐、商品挑选、事务处理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劳累一天的人们，把晚上刷手机、看视频当作纾解疲劳、调适身心的主要生活方式。”[50]

其次，数字阅读内容的良莠不齐与个性化传递影响知识的整合和思辨能力的培养。由于数字阅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门槛相对较低，加上大数据采集读者偏好数据之后的定向传递，导致数字阅读内容存在同质化和功利性等问题。面对芜杂的海量信息，由于缺乏一定的甄别能力，人们往往难以选择、无所适从，容易陷入泛阅读困境。与纸质阅读需要更长时间的投入、持续的注意力和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不同，数字阅读的基本特点是快速、间断和表层，以获取特定信息为目标，更注重实用性而非深度或享受阅读的过程，[51]这明显不利于知识的整合和思辨能力的培养。

再次，数字阅读的娱乐化和群聚性对儿童和青少年阅读具有负面影响。有记者对某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进行数字阅读调查，在回答“您每周进行网络阅读的时间为……”时，选择1—3小时的学生占44%，选择1小时以内的学生占42%，选择3小时以上的学生占14%。这说明对于课业负担相对比较重的高中生来说，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阅读方式。在回答“您上网阅读的最主要动机是……”时，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休闲娱乐”“了解资讯”“学习需要”和“增长知识”，可见，休闲娱乐和了解资讯是中学生数字阅读的目的。[52]上海交通大学闻媛的研究发现，Z世代年轻人习惯通过电子屏幕进行阅读，并以“盗猎”的方式展开衍生创作，由此团结同好，建立起虚拟社群。[53]这种群聚性虽然具有培养合作精神与交往能力等积极作用，但是也容易导致儿童和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影响其正常学习。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网络视频（含短视频、微短剧）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125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7.1%。[54]如何引导我国网民把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结合起来，把实用性、休闲性阅读与探究性的深度阅读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出安排部署，明确把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界定为“数字社会公民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55]作为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核心，数字阅读能力与数字学习能力、数字生活能力、数字工作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解决数字阅读的碎片化、快餐化、娱乐化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数字阅读的规律与发展趋势，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研究成果，培养提升全民数字阅读能力，纵深推进全民阅读。

人类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运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思维的生命体，是唯一通过持续的阅读继承和弘扬自身创造的智慧成果的生灵。人类如果想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因此就需要不断阅读。所以，不管阅读的载体、图书的形式以及阅读的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阅读的价值和阅读的本质不会改变，人类阅读的需求不会改变。

阅读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每个个体行为汇聚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国家行为，成为一个民族行为，继而造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更离不开阅读。[56]世界上很多国家把阅读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想尽一切办法推进全民阅读。如美国阅读委员会在1985年发布《成为阅读大国》研究报告，法国在2021年提出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伟大事业”，新加坡每年举行“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指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离不开读书学习，要把阅读作为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大力倡导读书之风，充分发挥阅读在传播思想文化、提升国民素养、传承民族精神、涵育文明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57]

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需要从立法的层面加以根本性保障。《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有望在近期颁布，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全民阅读法规性文件。尽管立法初期选择“条例”是出于期望更快、更容易出台的考虑，但实际上“条例”毕竟是法规而不是法律。“法律”和“法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立法权限和法律效力各有不同。“法律”专门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家主席签署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法规”是法律效力相对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鉴于全民阅读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升级为“全民阅读法”或“全民阅读促进法”，将其提升至“法律”的层面，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和重视。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来看，全民阅读立法也是国际趋势。如美国的《阅读卓越法案》（1998）、韩国的《读书文化振兴法》（2007）、西班牙的《阅读、图书和图书馆法》（2007）、日本的《少年儿童读书活动促进法》（2021）等。所以，建议今后择时推动“全民阅读促进法”的出台。

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现有条例虽然已经比较具体，也有较强的操作性，但距离落地还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行动细则。以韩国的《读书文化振兴法》为例，自该法颁布之后，在2009年到2023年间已先后三次制定实施计划。今年4月刚刚出台的《第四次读书文化振兴基本计划》就部署了2024年到2028年5年间的振兴阅读文化的重点工作。[58]建议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后加快出台贯彻落实的办法，扎扎实实将全民阅读工作落地落实。

阅读需要仪式。节日的本质就是对应平常的日子，把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提升为一种仪式。要想扩大对全民阅读的宣传，增强全民阅读的影响力、提高全民阅读的重要性，国家阅读节是最简便有效的做法。就像全国两会是中国人的政治春节一样，国家阅读节也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春节，使增强文化自信和阅读推广工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让国家阅读节成为深化全民阅读工作的龙头，有利于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在深化全民阅读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强化民族文化特点、独特习俗传承，建议把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我国国家阅读节[59]，并以金秋十月的国庆长假为契机，打造一系列节日活动，借国家阅读节开启“阅读周”“阅读月”，让节日长假与阅读仪式紧密结合，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使人们能够以一颗丰富的心灵度过长假。同时，建议将每年的“4·23”作为“全民阅读日”，继续召开全民阅读大会，表彰在全民阅读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激励更多个人和机构投身全民阅读事业。在建立国家阅读节的同时，建议扶持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全民阅读品牌，讲好中国阅读故事。纵观世界各国的全民阅读，都非常重视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全民阅读品牌。比如，1992年英国公益组织——图书信托基金会、伯明翰图书馆服务部和基层医护服务信托基金会联合发起“阅读起跑线”（Bookstart）计划，专为学龄前儿童提供阅读指导服务，该计划现已辐射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又如，德国布里隆市图书馆馆长乌特·哈赫曼女士根据教育认知理论及阅读理解能力亲自设计的“阅读测量尺”项目，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活动，在许多国家得到普及。比如，1998年起源于美国西雅图的“一城一书”（One Book，One Community）阅读推广活动，现已覆盖美国36个州、578个城镇（社区），并在十几年时间内流行于许多国家。[60]我国也有不少很有创意的读书活动，如爱阅基金会的阅芽计划、阅耕计划，新教育实验的新教育晨诵、萤火虫亲子共读、人人读城等，但均未形成诸如上述活动的影响力。建议在每年的全民阅读大会上，表彰一批有影响力的全民阅读品牌，同时加大对外传播力度，讲好中国阅读故事。

人类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知识以几何级的速度逐年增长。图书出版数量也非常大，仅我国每年就有40万种左右中文图书出版。在信息时代，人越是面对海量的信息，就越容易迷失。在阅读方面,“望洋兴叹”早已成为现实。叔本华曾说，读好书的前提是不读坏书。推荐阅读书目就是指引我们读好书的门径，为读者推荐兼具经典性与实用性的图书已经越来越重要。书目的研制好比为一个人的精神提供营养全面的科学配餐方案，或是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一份藏宝图，便于人们按图索骥。对于各级各类图书馆来说，为了保障图书配备的质量，也迫切需要一个指导性的基础书目。

近年来，书目推荐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商业性驱动，出版机构为了宣传图书而造势的情况屡见不鲜，缺乏公益性和公信力；二是图书销售的畅销书榜单往往以市场销量为衡量尺度，内容泡沫化的快餐图书往往占据榜单前列，真正的经典好书却鲜为人知；三是部分媒体的图书推荐活动囿于小圈子、小趣味，导致图书推荐缺乏普及性和推广价值；四是推荐书目活动在内容上缺乏稳定性、时间上缺乏连续性、选择上缺乏专业性，很少就一个推荐书目连年持续研究修订，这往往造成书目清单推出容易但影响力不持久的问题。

因此，我们呼吁尽快建立国家基础书目制度，支持阅读推荐书目的研究和推广工作。第一，国家和政府应该对阅读推荐书目的研制和推广活动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从浩如烟海的优秀图书中，为不同领域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精心选择适合的读本，是一项工程浩大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一任务经常会涉及增补修订工作，仅仅靠少数研究机构、出版机构或个人是很难完成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由国家拨出专项经费，采取政府采购或者委托研究的方式，支持推荐阅读书目的研究工作。比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支持研制的推荐阅读书单（California Reading List CRL） 会放在教育局的网站主页上，供父母和老师根据学生所在年级以及语文阅读水平进行查询（分幼儿园至二年级，三至五年级，六至八年级，九至十二年级）。在法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资助阅读推广活动，通过资助选择一些本国优秀图书，在全世界进行宣传推广。

第二，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支持民间研究机构参与阅读推荐书目的研究和推广。民间机构参与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发挥其独立性、公益性、持续性以及良好公信力等方面的优势。比如在美国，CBC童书委员会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童书出版者的研究联盟。该委员会每年向社会推荐多种不同性质的书单，包括以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学生为推荐对象的年度最佳科学书和以年轻人为推荐对象的年度最佳社会研究书等，前者由CBC与国家科学教师协会合作研制，后者由CBC与国家社会研究委员会合作研制。在我国，众多民间机构已经成为阅读推广的强大生力军。比如，民间学术机构“新阅读研究所”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下，开展了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分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父母、教师、校长、企业家、公务员十大书目）、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基础书目（涵盖中小学所有学科）和中小学项目研究阅读书目的研制工作，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积极支持，受到了广大读者及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事实证明，让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参与到阅读推荐书目的策划、组织、研究和推广工作中，可以保证阅读推荐书目的公益性和资源共享，对广大读者群众是最为有利的。

第三，建议建立客观公正的书评人制度。联合全国主要媒体开设阅读频道和栏目，向全社会推荐优秀书目。推荐阅读书目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知识推广工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推荐工作的多样性（运用多种媒体）、层次性（针对不同读者群）和趣味性（吸引读者眼球）。因此，媒体开展客观公正的宣传推广至关重要。在全国文化界、教育界培养一批具有深厚学养、独到眼光和深刻思想的书评人，将会对阅读书目的研制和推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社区图书馆也应成立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书目推荐中心，在研制期间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深化具有公益性和连续性的书目推荐工作。

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只有读书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使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一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成为公务员阶层乃至全社会的读书楷模。

领导干部读书不仅有助于提高自己的修养与人生境界，有助于提高工作能力与决策水平，也有助于带动全民阅读，形成良好的社会阅读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在党内和社会上处于重要位置，具有强大的行为导向和风气引领作用。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广大基层干部看中高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勤于读书，必然会激发干部、党员和群众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从提高自身素质和岗位职责，而且要从社会责任和示范需要来看待读书问题，既做读书的自觉实践者，又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精心组织者、大力推动者，以自己的模范表率作用引导党内和社会上形成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领导干部不仅要养成自己读好书的习惯，最好还能养成与大家分享好书的习惯，无论是从书本中汲取营养，还是在共读中传播交流，都是一个分享思想、丰富思想、完善思想直至践行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在领导干部的身上，会更快带来从个体到群体的进步，也会更快带来从书籍到生活、从精神到现实的改变。领导干部对于全民阅读的价值，正因如此才无可替代。

社会精英是大众效仿和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成功虽然各有路径，并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善于读书是通往成功的不二法门。书香政协引领书香社会，是近年来一道美丽的风景。全国各级政协委员的读书活动如火如荼开展，带动了委员身边的许多人群。在榜样们的引领下，企业家、公务员要想事业精进，自然也离不开阅读。

全民阅读，一个也不能少。以领导阅读和社会精英阅读引领书香中国建设，以教师阅读推进师生共读，以父母阅读推进亲子共读，是深化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基础工程。

最后，特别谈一下培养数字化时代的“新读者”问题。如前所述，在数字化时代，未成年人的阅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年轻一代正在经历一个从 “阅读脑”向“数字脑”蜕变的过程。美国时代公司针对20多岁的年轻人媒介使用习惯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年轻人在一个小时内要切换媒体消息源27次，每天查看手机达到150—190次。

沃尔夫认为，儿童早期的亲子交流、亲子共读，为儿童营造丰富的语言环境的同时，在他们语言发展和阅读能力等方面起到奠基性的作用。在孩子入学后最初的几年时间里，图书和纸质材料应该是他们学习阅读的主要媒介，讲故事的时候也应该用纸质图书。这对于养成儿童的专注品质、纸质阅读习惯和路径依赖具有关键作用。孩子们在充分享受了亲子共读、体验图书的实体感后，“再次接触轻轻一点就移动而且信息转瞬即逝的电子屏幕”，体验数字化阅读的新特点，对于培养数字化时代的“新读者”也是非常必要的。

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新阅读、新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发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号召。如何充分发挥全民阅读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中的重要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新更大贡献，是时代赋予全体中国人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每一位全民阅读研究者和推广者将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1993年，笔者向苏州大学的全体学生推出阅读书目之时，并没有想过推动阅读会成为一生的使命。然而，正是日复一日的践行，笔者对阅读的理解日益深厚，推动阅读的决心与日俱增。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河里，阅读，正是那道永不消逝的光芒，引领我们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进发。

我们之所以需要深化全民阅读，是因为阅读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使我们领略文学之美，更给予我们的心灵以力量，让我们的双脚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昂首走向明天；让我们的灵魂飞舞在星辰之上，探索无垠未知。我们之所以需要深化全民阅读，是因为阅读融合着东西方的智慧。那些智慧的火花是人类前行的不竭动力，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下，时代提出的挑战，早已超越了国家与文明，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放眼世界、心怀天下。

我们之所以需要深化全民阅读，是因为阅读为个体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搭建起通往理想的天梯。正是博览群书使我们拥有了全球视野，以及理解不同文明的思维方式，进而在交流与碰撞中促进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改变，从阅读开始！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深化全民阅读，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