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书评 ｜ 政治投影下的东坡像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教授所撰《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英文初版于1994年。近日，此书由赵惠俊先生译成中文，题作《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刊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7月）。

三十年前，英文学界对于苏轼兴趣已颇浓厚。譬如早于此书，傅君劢（Michael Fuller）著有《通往东坡之路：苏轼诗歌格调的形成》（The Road to East Slope: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1990），着眼东坡诗到黄州为止的发展，探寻其风格定型轨迹。与此书同年稍后，管佩达（Beata Grant）著有《重游庐山：苏轼生活与写作中的佛学》（Mount Lu Revisited : Buddhism in the Life and Drawings of Su Shih），网罗苏轼生平、作品中涉及佛教的内容，竭泽而渔。但二书均系专题研究，聚焦于苏轼人生的某一面向。而像艾朗诺教授这样，以时序为经，以主题为纬，较全面地论述苏轼，实质上写成一部评传的，尚乏其例。除非计入林语堂那部很不专业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1947）。就此一点，足以略窥《散为百东坡》的价值了。

艾朗诺教授写作此书，广泛参考中日及西方学者相关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彼时集大成之作。不过，他并非尽然亦步亦趋，时能自出手眼。举例言之，谈起绘画思想，著者尽管指出“重绘画之意而轻绘画之形是苏轼论画最基本的话语表述体系”，可也看到“苏轼确实依然相当关注绘画的逼真性”（第339、340页）。对此，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美术研究》1983年第3、4期）作了更详细的论证，恰与著者暗合。谈起苏轼门下客，著者据吴曾《能改斋漫录》，指出“在今人的心目当中，秦观的形象完全就是一位诗人，而且尤以词的成就为最高……但是北宋文献对于秦观形象及其所长的呈现却与此截然不同，在时人心目当中，秦观（以及晁补之）是最具议论文写作能力的苏门学士”（第444页）。这是极敏锐的见解。迄今为止，秦观的散文仍属研讨薄弱环节。当然，类此之点犹限于细部，更重要的，还是著者对苏轼形象的整体把握。

回到书名上来。“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言”指创作，“行”指事迹，都不难理会。唯独“象”之一字，究何所谓？著者写道：“‘象’是苏轼在思考议论感知问题的时候所使用的核心概念。他曾在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万象生我目’，以此提醒世人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们的身体条件与心理取向的影响。于是庐山的‘真面目’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的眼睛看见。”（第229页）所以“象”即现象。在著者看来，苏轼思想之特点，在于认为现象总是事物向主体呈现的面貌，随主体情形屈伸变化，并无一定之规，终极知识渺不可得。此一思想特点，自有其来龙去脉。

嘉祐五年（1060）至六年，苏轼的贤良进卷已初步透露消息。这组文章表示，各种感官知觉与情感类型“就是真实明确的儒家道德泉源”（第17页），纯然落脚在现象世界之中。及至后来，遭逢王安石变法，“在全面对抗新法这个主要目标的推动下，苏轼的哲学思想在熙宁三年（1070）至元符三年（1100）这三十年间逐渐发展成熟”（第71页）。其核心内容，便是反对王安石追求“内向的求道之径”，而强调“知识更应是在接触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被人所获得”（第74、87页），这无疑从贤良进卷一脉延伸而来。进一步，面对外部世界，又反对王安石令观念定于一尊，而强调不杂私念，与物俯仰，维护观念的多样性、开放性（第105页）。这即是上述“象”的哲学。禅宗“无心而应物”的思维模式（第201页），也助力了苏轼哲思之生成。

由是出发，苏轼吟诗，往往从不同角度思考同一件事，“推动诗中出现议论”（第225页）；填词，发现“其内在的文体体式特征（长短参差的句式、错落分布的韵脚、相对较低的命题语言使用期望）相当契合于他在自发性、无思性以及对于不断发生之变易的适应性等哲学命题之上的思考”（第415页）；甚至其书画亦然，“他似乎不愿意承认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书法标准存在”（第323页），倡言风格的多元创新。凡斯种种，皆有“象”的哲学为之支柱。

数度被贬期间，苏轼处境困厄。仅向外部世界敞开，维持多元、开放的姿态，还不足以安顿身心。他“不得不采用新的克服自我主观性的方式”（第252页），为此多方求索。然而苦闷终究无法尽释，于是写下不少“交替出现愤恨不平与自足自适的诗篇”（第305页）。要之，“艾朗诺认为苏轼的贬谪文学体现了苏轼在此阶段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态”（万燚《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第五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86页）。

尽管著者意识到，苏轼的生活与创作常会偏离、溢出主线（第1页），他依然努力寻绎那条主线。上面所叙述的，就是著者理出的主线。他总结道：“苏轼基于他的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艺文活动发展出了一套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有效地支持他推进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即反对王安石的新学。”（第434页）把苏轼主要活动，悉数置诸王安石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这是著者勾勒的东坡像。如果说此书涉及方面众多，“散为百东坡”的话，那么主线之一贯，又使得百东坡聚合起来，“顷刻复在兹”了（苏轼《泛颍》）。

政治事务尤其新旧党争，乃是苏轼生涯中的要素，突显这一点有其必要性。只是千头万绪多归于斯，容纳太广，论说是否圆融便值得推敲。譬如将认知多元化视作对抗王安石的利器。可是翻开苏轼诗集，嘉祐四年（1059）《江上值雪效欧阳体……》早就分写山夫、歌儿、天子、宰相、书生、贫女、高士、野僧种种人物对雪之感，末方结到“舟中行客”即苏轼自己。按著者的标准，显然属于多元视角。此等思路，不必待王安石执政而始有。就此观之，主线阐释恐须略加调整。

主线以外，局部议论也偶有牵强处。譬如苏轼《后赤壁赋》自述夜游赤壁，“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凛乎其不可久留也”。登舟返家，一只孤鹤掠舷飞过。当晚梦中见一道士，乃“飞鸣而过我”的孤鹤所化。著者认为此中苏轼“变成了外表傲慢实际却极为不自信的样子，以至于最终成为一位道士的戏弄对象”（第297页）。把感到“不可久留”解为不自信，已经较为隔膜；把梦中道士对苏轼的态度解为戏弄，更是差距甚远。赋里苏轼辨识出道士即孤鹤后，“道士顾笑”，是相视莫逆之意。面对外部世界，苏轼绝非“抛弃自我甚至自嘲自贱”的（第301页）。南宋黄震《跋赤壁后赋图》称：“东坡再游赤壁，霜露既降时也，盈虚消息之妙，至此崭然毕露。坡之逆顺两忘，浩然与造物者游，盖契之矣。”（《黄氏日抄》卷九一）其说可供参酌。

虽则如此，艾朗诺教授阅读文献的平实精细，在西方汉学家中仍是出类拔萃的。运思也十分曲折。试看他关于《苏氏易传》论“静”，是在回应程颐抑或王安石的分析（第100—104页）；关于苏轼在地方上赈灾济困，是否受到佛教影响的分析（第189—190页）等，不难窥得一斑。黑格尔以思绪幽微著称，据说尝寄赠一册《精神现象学》给歌德。歌德瞥见序言谓，花蕾被花朵所否定，心生不悦，即刻将书丢一边了。倘若他翻过下页，就会发现有个“但是”，转进一层。实际上，黑格尔和他同样，是主张有机体统一性的（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二章，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9页）。艾朗诺教授此书，也有几分黑格尔的况味。读者要耐心把论述看完整，往往方能明其真意。

好在付出耐心，断不至颗粒无收。三十年来，苏轼研究有长足进展。回望来路，《散为百东坡》不失为一阶段性的高峰，引人欢喜叹赏。书中若干洞见，即便放在今日，也具有启发性，正有赖于读者捡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