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新书 | 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的关系，让这本书讲明白了

《关联与互动：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

（人文社科卷）

傅敬民 等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翻译与中国社会学（撰稿人：范梦栩、马士奎）

翻译与中国民族学（撰稿人：王晶、马士奎）

翻译与中国法学   （撰稿人：屈文生、韩驰）

翻译与中国语言学（撰稿人：尚新、张彩迪)

翻译与中国经济学（撰稿人：曾祥宏）

翻译与中国心理学（撰稿人：冷冰冰、王昕妍）

翻译与中国教育学（撰稿人：张慧玉、枣彬吉）

翻译与中国地理学（撰稿人：贺爱军、侯莹莹）

翻译与中国传播学（撰稿人：吴赟、张天骄）

翻译与中国翻译学（撰稿人：傅敬民）

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术生成与发展，是我国当下学界积极思考的议题之一。”我国近代以来，无论是思想变革或社会运动，还是创立学科或制造船舰，无不以社科翻译和科技翻译为先导”（方梦之、傅敬民，2018）。我国17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在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借鉴与融会了西方学科思想。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这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实的正确判断。

总体而言，我国的各门学科知识体系，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奠定于西方现代化基础之上，不同程度地征用了西方学科发展模式。诚然，基于西方现代性而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以西方实践和西方文明为基础，旨在解决西方问题，处理西方事务。以这样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必然具有局限性。中国的实践需要有中国的理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这说明我国的学科建设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着差距。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由此不难看出，知识体系与“三大体系”具有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成了知识体系的具体外延。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内涵，具体外延则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对应验证知识价值属性的理论体系，学科范式重构是建构中国自主学科体系的核心任务；学术体系对应知识工具属性的逻辑和方法体系，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是建构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话语体系面向知识使用者及以知识使用为导向的知识叙述体系，关键在于确立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融合了中外知识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近现代生成与发展的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知识体系时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另一方面，“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其中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

就此而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不是要终止外来知识借鉴、吸纳和本土化磨合、会通进程，也不是拒斥与主导性知识的对话，而是要在遵循知识生产与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在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吸纳国外有益滋养的有机结合基础上，经历不同知识的交锋碰撞，确立契合我国实际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构成人类知识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诚然，源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知识，其交锋碰撞有赖于话语。话语是知识传播的载体，也是知识存在的外在形态。没有话语的呈现，谈不上不同知识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也谈不上有效传播与接受，学科和学术无以为继，更遑论概念、理论与方法真正成为知识体系中得以认可的内容。问题是，不同的语言符号作为不同话语的载体，并不具有直接的通约性。“所谓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而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这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徒劳无功地试图驱散的一个普遍的幻觉”。人们不得不承认，唯有通过翻译才能得以相互沟通与对话。一种知识，如果只是存在于某种语言中，很难真正融入其他话语体系。有些人天真地以为，掌握了一门外语并阅读外语材料，就可以自在地获得他者的知识。通过阅读，阅读者可能会获得被阅读的他者知识，但这种知识只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之中，以内部语言的思维形式存在，如果不将其转化为物质化的语言，不仅知识无所依凭，而且对于知识的谈论也缺乏具体的对象，更不要说不同知识的传播与接受

经由各种话语的共谋，翻译在生产和传播知识方面的重要性显然被冲淡了，在强化翻译的语言符号交际功能之际，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其他功能却被遮蔽了。考察中国学科研究史的相关成果，我们很容易发现，翻译的问题在不同的学科史研究中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了。人们习惯性地将借鉴和会通国外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共谋、抵抗、挪用、误识，想当然地用“等值”甚至“对等”来看待不同语言所承载的知识。然而，“人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人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那么，什么是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如何在这中间地带创造对等关系的喻说？这本身就构成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却被知识生产的权威话语悄然化解了，其路径就是“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因此，不同学科对于翻译的悬置，从其普遍性意义来说，都是历史性产物，是由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任何学科都与其他学科保持着距离，遵循着某种区分化原则。这种区分化原则既是社会制度赋予的，也是学科自身所期待的。通过对翻译在其学科发展历史中所发挥的功能的遮蔽，学科凸显了其知识原创性和本原性，体现了该学科作为学科生成与发展的独特价值。通过将翻译问题悬置起来，其他学科将翻译所作出的贡献予以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