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观点 ｜ 如何提升学术出版海外市场可见度

“我们国家的学术出版走出去越来越活跃，关于中国学术对全球知识体系的影响与贡献的讨论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从刚刚结束的第43届智利圣地亚哥国际书展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永强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这样讲述感受。

许多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人都能明显感受到，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学术水平的提高，海外市场对中国学术图书的需求正在增强。

一方面，国际社会对研究中国以及中国研究者学术成果了解的需求变多，中国学术出版也在通过参与国际展会、建立合作出版机制等方式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另一方面，学术图书出版机构要想更高质量地走出去，仍然需要直面翻译及版贸人才匮乏、学术出版数据库建设起步较晚、在海外精准触达目标读者群存在难度等现实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硬币正反两面？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出版单位领导、相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深入探讨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好经验、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在第43届智利圣地亚哥国际书展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拉出版合作新机遇论坛”，收获很好的反响。李永强表示，线下国际书展近两年快速回温。从去年开始，人大社全面恢复了线下参展海外国际书展。不仅是在圣地亚哥，人大社在伦敦书展举办的“中国学术的全球分享与传播出版论坛”同样吸引了许多中外出版文化界、高校智库和媒体的目光。

在第43届智利圣地亚哥国际书展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拉出版合作新机遇论坛”。图为论坛上举办的新书发布仪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副主任王威则介绍，在前不久举行的第76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上海交大社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分别就“无人机系统特征技术系列”英文版、“软体机器人前沿丛书”英文版成功举办签约仪式和新书首发式，这两套小众的学术研究图书，因为紧跟国际前沿热点，成功实现了对外输出。

中国学术著作越发受关注，出版机构倾向于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集中力量打造精品是众多出版社的选择。

李永强说，“高端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人大社的特色，出版社对这项工作总结了8个字的要求——“三个聚焦”“三个顶尖”，即聚焦中国、聚焦当代、聚焦学术，坚持与世界顶尖、行业顶尖、所在国顶尖出版社合作。李永强向记者重点介绍了两套图书，一套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这套书目前已出版英文、乌兹别克文、哈萨克文等20余个语种，版权输出到多个国家与地区。另一套是“中国视角丛书”，这套书汇聚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发展前沿成果，有助于海外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提供学术支撑，目前人大出版社和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已经合作出版这套书中的40余种，未来每年都将有新的品种陆续出版。回顾这两套书走出去的成功实践，李永强介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图书实现多语种并行”，“中国视角丛书”则是“中国学术走进主流国际策划”，虽然表现出来的走出去路径不同，但其成功走出去都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切。

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学术精品翻译方面起步较早，成功推动了一批优秀的学术精品在世界各地以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如《中国家庭史》《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守望中国价值》《历史性句号》《账本里的中国》等。广东人民出版社版权和数字出版中心主任黄洁华讲述了近年发生的很有代表性的学术出版走出去故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池圣女一直关注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她得知广东人民出版社一直在推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冯达文代表作《宋明新儒学略论》的外译工作，便表示希望组织中韩两国专家合力翻译。立项后的3年多里，各方排除万难，紧密合作，最终按时并高质量地完成了韩文版的翻译工作。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还举行了《宋明新儒学略论》韩文版新书发布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斌也介绍了一个表现突出的例子。经济学家蔡昉的学术著作《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英文版在施普林格出版后，社科社尝试了联合发行模式，截至目前，在线下载量已超过1.2万次。“虽然只是一本书的数据，也还是传统电子书的形式，但这一例子让我对耕耘国际市场信心倍增。”王斌说。

暨南大学出版社则依托百年侨校优势学科资源，出版了一批“侨”字牌图书，华人华侨研究图书出版特色鲜明。同时，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考察暨南大学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勉励下，暨大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点出版领域。暨南大学出版社社长阳翼介绍，暨大社依托已有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了“中华学术外译书系”，还积极输出了《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略》《中华文化外译书系·诗歌中国》，以及“潮汕文库·研究系列”中的《潮汕华侨史》《汕头埠老报馆》《汕头埠史话》等。暨大社出版的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教授王宪昭著、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朱湘军等人翻译的《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将于近期由圣智学习亚洲有限公司在海外出版发行。

虽然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这项工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正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际室副研究员甄云霞所认为的那样，近几年，国际形势复杂，政治经济外交等不确定因素持续发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意愿相对较强，而与欧美国家合作中比较被动，尤其是学术出版走出去面临阻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何明星认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依旧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三个不匹配”。“三个不匹配”的核心是中国学术出版没有充分发挥“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作用与功能，导致国际主流的思想场域中依旧流行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解读、过滤，并被贴上各种标签。新出现的理论概念尚还缺乏中国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的积极跟进，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概念的系统性阐释还不充分。

阳翼认为，随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和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动力也在不断提升。数字化浪潮下，尽管中国学术出版在数字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海外相比，学术出版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仍存在差距。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也是影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加强译者的专业培训和选拔，提高翻译作品的整体水平，确保翻译作品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同时也能符合国际学术出版标准。

甄云霞还在采访中提到，学术出版学科性强的特性，决定其受众相对较窄，如主题出版类图书，受众集中在各国政界、学界人士，未进入海外主流渠道和受众群，学术出版在海外市场的可见度有待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学术出版走出去还存在不良竞争的问题：一方面，学术图书扎堆版权输出，良莠不齐，质量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部分出版机构过于依赖走出去资金支持，甚至出现了用非常规手段扰乱市场规则的情况，学术图书的落地效果更无从谈起。

走出去的挑战犹如跨栏赛场上的栏架，跨越栏架固然不易，但也间接迫使出版机构向着更高更强的目标不断探索出路。

国际出版优秀人才缺乏是困扰出版社的重要栏架。甄云霞认为，只有拥有懂学术出版、了解国际出版市场且具备多语种沟通能力的人才，才能将更多承载中华学术思想观念的图书介绍给海外读者，帮助国内优秀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发声，获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提升我国的学术话语权。何明星同样强调，要加强跨文化的出版人才建设工作。“希望未来中国出版企业不仅仅以中国员工为主，还需要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人才。”何明星如是说。

多位受访人还提到了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在融合创新以及探索合作新模式上下功夫。李永强建议出版社尝试推进跨界协同，探索出版与外交、旅游等相关领域的协调配合，尝试出版与媒体、高校等其他主体协同发力。搭建合作平台，通过成立出版合作平台、合建文化交流平台、共建图书出版中心等，助力共享出版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甄云霞表示应加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挖掘现有资源，探索升级知识服务水平，基于学术出版的融合发展，实现多种形式的走出去。

政策支持也是普遍诉求。李永强提出，希望国家能够加强顶层设计，拓展走出去项目扶持资金的使用范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更好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通过学术外译、丝路书香工程等项目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支持现状进行改进，除了前期把好质量关外，在资助环节上也应进一步向落地效果倾斜，对发行宣传环节加大支持力度。甄云霞也认为，在海外市场渠道信息获取和沟通方面，需要为出版机构搭建平台，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

“我们需要自信构建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出版大有可为。”李永强如是说。甄云霞则提醒学术出版机构要聚焦自身学术资源优势领域，打造鲜明特色和品牌，进一步增强在目标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