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二月，翰林学士王磐听说朝廷已经定下出征日本的日期，入朝进谏说：“日本是个很小的国家，要从危险而遥远的海道才能到达，并且赢了也不算光彩，可如果战败却有损国威，我认为不该攻伐它。”元世祖听了这话十分震怒，表示王磐所说的不是他该说的，并且说：“这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说，你说这样的话是罪不容赦的，你该不是有其它想法吧？”王磐回答说：“我赤胆忠心为了国家，所以才敢这么说；如果有其它想法，为何我要从发生叛乱的地方来归附朝廷呢？”——当年王磐因为守卫襄阳的南宋军队发生了“襄阳之变”而选择了归附蒙古。
这是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元纪》中记载的翰林学士王磐，在元朝军队将要二次出征日本之前，与元世祖忽必烈的一段对话。王磐在这里表达的意思简单明了，那就是日本国不值得朝廷大动干戈。为什么？一是因为日本是岛国，并且只有海道才能通达，而海道不只遥远而起十分危险；二是征讨这样的撮尔小国，赢了没有可以值得夸耀的，可一旦输了那可是奇耻大辱。
在今天的我们听来，王磐的话切中肯綮、无疑十分正确，但在元世祖眼里，日本却是非征伐不可的国家——此前朝廷曾经多次派出使臣宣谕，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日本臣服于己，可小小日本却目中无人，不只没有臣服，而且要么扣押使臣，要么杀死使臣，让忽必烈很没面子。因此，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拿下日本，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然而，这时候的忽必烈却忽视了日本的地理形势非常特殊性，可能让元朝军队最为擅长的骑兵作战的方式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假如出兵日本，必将面临极大军事方面的风险。
对此时的忽必烈来说，可能他还陶醉在此前“蒙古铁骑”南下灭掉金国与南宋，东征降服高丽，西征远达今日的中亚、东欧、俄罗斯等地，几乎战无不胜的神话之中。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南征北战的胜利，让忽必烈的自信心急剧膨胀，也因此他根本没有把日本这个“小夷”放在眼里。然而，对81岁高龄的他王磐来说，他经历过太多的人事，对于从海道进攻日本的难度是有相当的认识的——唐朝之时的高僧鉴真，决心赴日弘布佛家戒律，但五次东渡其中多次遭遇飓风未能如愿，直到第六次方获成功，但此时他已经双目失明了！而这样的“故事”，王磐一定十分清楚。
当然，我们说忽必烈对于这些一无所知，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因为还在他做藩王的时候，身边就不乏很多汉人与儒士，他本人对汉民族的历史也一定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对于发生在唐朝的这些“故事”他未必真的一无所知，仅仅乎这时候的元世祖可能已经被愤怒的情绪所左右，并因此影响了自己的思维，所以，最终做出了攻伐日本的非理性的决定。想想也是：日本就一岛国，凭什么跟地大物博，整体国力远在自己之上的元朝对抗？从元朝的角度来说则是，对于无视自己的大国地位、超强实力，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将其压服、打服？
这第二次跨海征讨日本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它再一次以元朝军队的惨败而告终，甚至于比第一次失败更惨——尽管说，十万元军只有3人逃归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是，因为遭遇飓风，加之日本军队应对方式正确，让蒙古骑兵无法发挥其优势，让元朝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却是不争之实。而在遭遇了这样的惨败之后，元世祖是不是记起了王磐当初对他的谏言，对于冲动之下的东征决策有所反思，我们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