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在灭掉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之后，元人把大量的图书、金玉、钱财从南方运往北方；卫辉（今河南省卫辉市）因为正处在交通要道上，每天运送这些东西的络绎不绝，负责警戒和运输的，每天需要上千人。身为卫辉路总管的董文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老百姓疲惫不堪，并且还又会因此影响农事，这样做不行。”
于是，董文用对负责运输工作的官员说：“就为运输提供警戒、劳力来说，府县里的小吏和差役已经足够用了，所以，不一定拿这些去麻烦老百姓。”相关官员说：“哪怕是真像你说的这样，可万一出了问题，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董文用立刻亲手书写了一份文书，署上了自己的官职、姓名作为保证。因此，卫辉的老百姓得以按时耕种，而相关的物资运输也没有受到影响。（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元纪》）
这里所提及的董文用，字彦材，为元代名将董俊三子。10岁时父亲阵亡之后，董文用在兄长董文炳的教诲之下很早就学有所成，20岁的时候在词赋类考试中顺利通过，服务于那时还是藩王的忽必烈。在忽必烈登基成为元朝皇帝之后，他曾经担任过西夏、山东等地的地方官。而他每到一地，都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他担任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后的5年多中，其政绩为全国劝农使之最。至于他的工作经验，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少干扰百姓，让他们致力耕织。
在至元十三年，董文用担任卫辉路总管的时候，他遇上了这样的问题：朝廷要把大量的战利品从江南运往北方，而处于交通枢纽位置上的卫辉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不少人将被派去担任警戒工作或者直接参与运输；然而，连年战争，让这里的九成以上的人都去当兵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无法胜任上述工作。同时，将他们都指派去担任警戒或者运输工作，正常的农业生产也会受到极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董文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郡邑胥役足备用，不必烦民也！”
董文用的建议从落实之后“民得以时耕，而运亦济”的情况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在他最初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负责运输工作的官员却不敢立刻同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怕负责任：把这些贵重的战利品运往北方，是朝廷下达的重要任务，万一在这过程中出了问题，朝廷问责下来，谁来承担相应责任？所以，他对董文用发出了“即如公言，万有一不虞，罪将谁归？”的疑问。
如果换了别人，也许这事早打了退堂鼓了。因为按照董文用的建议去做，是有一定风险的，那就是如果这些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出了问题，提出建议的人无疑要承担主要责任；反之睁只眼闭只眼，就当啥事也没发生，他这地方官还不是照样做？因此，肯定很多人会选择多一事真的不如少一事。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是董文用出于对民生之艰难的同情，不惜冒一定的风险与相关官员进行交涉，甚至以签字画押的方式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最终改变了原定计划。
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更多人往往是眼睛朝上，即只管对上级负责，而很少把老百姓的生死、辛劳放在心上的。因此，董文用的一句“吾民敝矣”，甘冒一定风险为老百姓代言，是不是十分难得，很值得人钦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