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中政法律评论社
先从上大学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所大学？我想，对很多同学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偶然。我的偶然性也许比你们大一些。现在高考区分度已经很清楚了，资讯的获取也容易得多，所以，上大学之前，我想同学们都已经做足功课，基于重大误解来法大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我那时候高考，考完之后估分。给你发一份标准答案，估算自己的考分。然后根据估分成绩，参考以前的分数线填志愿。所以，填志愿其实是一场赌博，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几分，也不知道今年分数线怎么样，经常会出现偏差。比如过份低估自己，于是填报一所跟估分差不多但远低于自己实际分数的学校。记得我那一级还是下一级，福建省状元被录取到法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估分有误。我还好，估分成绩和实际成绩只差六分，算是估得很准的。但那一年高考很难，分数普遍都低。更麻烦的是，估分的时候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我的估分是历次考试中最低的，比平时低几十分的那种，所以比较受打击。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对法律特别感兴趣，最向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因为了解法律和法大，恰恰是因为不了解。拿到各大学的宣传材料，一眼看中法大，觉得“中国政法大学”简直是世界上名字最好听的大学，比什么北大清华好听得不知到哪里去了，而且宣传材料上写着法大地处“北京市昌平卫星城”——“卫星城”，这个地方得有多高端哪？一开始没敢报法大。对自己的分数实在没有信心，觉得很可能就上江西大学法律系了，又有点不甘心，硬着头皮在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学院。我就读的瑞金一中每年都会派人去招生现场。那一年是校长亲自去。校长姓黄，我的代数老师，对我特别好。她带了三份空白志愿书去，其中一份是给我备用的。她不相信我的成绩会那么差，预备着成绩出来后第一时间帮我改志愿。果然，我的分数比北大录取线高36分。赣州地区十八县市，我第3名。这个成绩打破了瑞金一中的排名纪录。不过我没有出很多风头，因为有更厉害的破纪录者，那年赣州地区的文理状元都在瑞金一中。这两位状元直到现在都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校长带的三份空白志愿书正是给我们仨的。三份用上两份，我和文科状元改了志愿，理科状元填的原本就是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坚持不改。北大清华当然最顶尖。北大文理皆招，清华只招理科生。所以对我们文科生来说，清华想都不用想。北大就成为首选。可当年少年心性，比较逆反。大家都说北大是最好的，我心里想，北大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非要上北大？就把北大填在参考志愿里。当时觉得很痛快，但实际上毫无意义。那时候根本不会想到，少年逆反的意气用事会决定自己的一生轨迹。我几乎没有犹豫，把第一志愿华东政法学院改成心目中的“圣校”中国政法大学。报什么专业呢？备选的有法律系、经济法系和国际经济法系。也是一眼看中了经济法系——又懂经济又懂法，那该是多么了不起。如果不是我的校长，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和法大有什么交集，也可能不会走教书写字这条路。直到今天，我还对我的校长满怀感激。说我的分数比北大录取线高36分，听起来好像有点了不起。其实那时候其他学校跟北大的差距没拉得现在这么开，虽然北大是顶尖大学，但其他学校也能录取不少高分考生。就说咱们法大，我同宿舍一位，吉林省排名十几名。我的分数在班上，大概也就四、五名的程度，全年级就排得更靠后了。这也可见当时法大录取分其实是很高的，印象中，录取线在全国高校能排到前十位，很多人的分数上北大都没问题。我1990年入学。那时候的法大什么条件呢？简单说，一片工地。礼堂还在建。教学楼建好四栋，也没个像样的名字，就简单粗暴叫A段B段C段D段，A段是现在的端升楼。A段和D段各有两个阶梯教室。阶五到阶八的那栋阶教，连影儿都还没有。一食堂和二食堂建好了，图书馆还在建。怎么上自习呢？除了教室，就是食堂二楼。食堂二楼被辟为临时图书馆。当时来说，食堂二楼图书馆条件还不错，每个座位都有盏小日光灯，相当于台灯。后来真正的图书馆投入使用，条件反而没这么好。条件好是好，只是每到快开饭的时候，楼下饭菜香味四溢，让人浮想联翩。那时候，法大还有一个特色：周末只开两餐，上午十点一餐、下午四点一餐。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学生少。我这届全校招600人，89级招350人，88级不太清楚，但不会超过600人，87级回城里学院路校区了，所以全校学生也就一千多。周末很多人进城，人就更少了，学校本来就穷，可能觉得开一次伙不划算。有一次，我的高中同学——就是那位理科状元——从人民大学过来看我。咣当咣当，345坐了19站。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公路，现在的高速辅路差不多就是当年的主路，路面还没这么好。19站，平均每站两公里。他咣当得头晕脑胀，一进校门吃了一惊：“原来你们学校是工地啊！”因为太远，交通太不方便，他当天回不去，得住我这儿。宿舍一般都会有空床，因为总有人进城回不来。第二天早上，他习惯性早起，我说你先别起来，没饭吃。他又是一惊：“怎么会没饭吃？”这些事现在说起来听着好玩儿，但当时感觉很苦，置身于沙漠的感觉。来了以后才知道，所谓“卫星城”，就是离城区很远的意思。说是在北京，其实离河北更近。到市区我们都说“进城”，完全乡下人的口气。也是因为离城区太远，交通太不方便，学术及其他类型的讲座，乃至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都非常少。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些诗社之类的社团，聊以自遣。有个很著名的“345诗社”，听名字就有点悲凉，是以通往城里唯一一路公共汽车命名。不过这些对我困扰倒没那么大。我一直都是很闷很无趣的人，各种群体活动完全没有兴趣，只愿意一个人做自己的事。所以，有没有学术文娱活动，对我来说差别不大。学生社团也一个没参加。总而言之，来法大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那时候当然不会想到，我不仅要在“这个鬼地方”度过四年，随后还会度过六年，再随后还有十二年。一年级的课无一例外都特别无聊。开了点法学课，味同嚼蜡；也开了点经济学的课，不知所云。至于其他课程，那就更不用说了。填志愿时“又是经济又是法”的憧憬遭到重创。特别不理解的是，明明不能自圆其说甚至相互矛盾，为什么还说得那么振振有词？大二上学期开民法课，正赶上张俊浩老师——就是香香老师的博士生导师——主编的《民法学原理》出版。有些同学可能知道这本书，最后一次修订出版是在2000年，现在早已脱销。我们是第一届使用这本教科书的，很幸运。读这本教科书才知道，原来法学教科书可以写得如此文采斐然，原来民法是如此逻辑如此思辨。后来我了解到，当初编写教科书时，主编张俊浩老师，副主编姚新华老师、刘心稳老师和其他作者，集体住到昌平校区招待所，夙夜不懈，立志写出十年内不会被超越的教科书。据我判断，这部教科书在出版后的二十年里，一直代表着大陆民法教科书的最高水准。《民法学原理》受民国影响比较大。我按图索骥，四处踅摸民国的台湾的书。图书馆有少量民国台湾的官方盗印书出借，写着“内部交流”“供批判使用”字样。图书馆书店也偶尔会卖民国台湾盗印书，比一般的书贵得多。只要见到，哪怕借钱，我都要想办法买下来，以便“批判使用”。通过各种“批判使用”，我结识了民法学家史尚宽、王泽鉴，结识了刑法学家陈朴生、蔡墩铭。影印书都是繁体竖排，刚开始读起来很费劲，慢慢也就习惯了。我现在读繁体读竖排没什么问题，就是那时候读民国文学作品和法学著作打下的基础。专业阅读对颓废病有神奇疗效。从此，我逐渐平静下来，不再光顾着后悔。以后的这几年，也基本就在读书中度过。我的读书习惯比较独特。如果读教科书，喜欢以一本书为主，同时挑选有代表性的另外几本，摆在一起同步看。读到任何一部分，都对照其他几本。比如关于法人，读完为主那本的法人部分后，再看另外几本的相应部分。这样，读完一本书，也就同时读完几本书。好处之一是，不用老师告诉我，说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因为我看书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样，自然而然也就不会觉得法律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点体会，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寻求唯一标准答案的困扰。所阅读的书，作者对我来说当然都是高不可攀的大家，所以不会轻易认定，说这本书跟那本书不一样，那肯定是这本书的作者不行。作为一名还吭哧吭哧处于初学阶段的本科生，既没有动因也没有能力去怀疑任何一位心目中的学术大家，这反倒让我意识到，存在不同的提问方式，不同的提问方式指示不同的回答路径，即使提问方式相同，回答方式也未必一致。进而，促使自己去思考评判，哪种提问方式更切中要害，哪种回答方式更直击关键。当时没有意识到，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其实就在这时候开始生根发芽。这样的读书经历也让我在以后的教学中一直强调，最好对照着读若干相同主题的书，即使不能做到，至少体系化看完某一套或者某一本书。法学知识体系环环相扣，如果不把某个知识点放在体系中，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理解。我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一般都没什么自信，但是对这个读书体会，非常自信。一定要多接触各家学说，一定要体系化读书，这两点我深信不疑。我大学读书时间好像比较多，除了基本不参与文娱活动社团活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经常逃课。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逃课非常宽容，从不点名。不过，单纯的放任也有问题。有些同学可能会把可以逃课理解为可以不学习，甚至有同学理解为，允许逃课即意味着许诺考试通过。所以近年来，我逐渐会强调：逃课的条件是，同样的时间里，自学效率比课堂效率高。条件提得有点奇怪，因为这显然是不可验证的，只能逃课者自己把握。而且我相信，即使反复强调，绝大多数逃课，仍不是基于更高效学习的考虑，因为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不及格的学生，考卷上通常既看不到上课的印记，更看不到其他渠道学习的痕迹。这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条件，其实是我自己的逃课经验。早期逃课，我的基本原则是：逃课时间必须用来学习，并且保证自学所得高于课堂。后期原则有所调整，变成：一旦判断课堂所得低于自学，就选择逃课。调整后，我逃课量大增，同时释放出大量时间用来读书。读书稍微多一点，开始会有写作的欲望，也就会动手写点东西。大四那年，我在《江西法学》发表了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本科生，没有任何人指导，没有任何人推荐，写完直接投过去，居然就发表了，所以当时还是有点小得意的，觉得对学术还算有感觉。当然，这种学习方法也不是没有代价。最直接的代价是，考试成绩一直不太好，因为考题基本都从课上或者指定教材中来，而且设定唯一标准答案。本来也有补救办法，考前狂背重点一般比较有效，但这种事情好像跟我的身份不太符——虽然我也没什么身份。不仅如此，少年心性的毛病还老犯。看到大家都在废寝忘食背重点，我偏偏要去录像厅看录像，每考一门去看一场。不过，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也不至于特别差，至少没补考过，还莫名其妙得过一次三等奖学金。经过四年，法大的感情已经融入血液。毕业离校，我对着校门发誓：两年之内一定要回来。其实不是单纯的感情，还在于我坚信，法大拥有全国最好的法科。这个信念一直维持到我留校当老师。刚毕业那会儿，我当过一届班主任，不太称职，总共开过一次班会，跟他们的见面也就那一次。班会上，我意识到，原来法大的学生并不是那么自信。有学生问我：法学最强的是哪个学校？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法大。”从学生的表情来看，他们好像不太相信。但我这么说，是发自内心，并不是为了安慰他们。尤其是民商法，老一辈，拥有江平、杨振山、巫昌桢和张俊浩这些大家耆宿，中青年，有方流芳、王卫国、姚新华、米健、赵旭东、夏吟兰、刘心稳、费安玲和鄢一美这样的中流砥柱，青年教师中，李永军、龙卫球、王涌、刘智慧、刘家安及田士永等等也都是一时之选，真可称得上是群星璀璨高手如云。我坚定地相信，没有任何一所学校的民法实力可以比肩法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法大任教时，学生报考其他学校研究生找我写推荐信，我都会有点难过。这个心理有点像一个取笑法国人的段子。说有个人在欧洲自驾游，从法国出境时迷路了，问一个当地人怎么离开法国，当地人大怒，质问游客：“法国有什么不好你要离开？”我就是这种心理：法大有什么不好你要去别的学校？当然，难过归难过，该签字还签字。后来想开了。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有人喜欢一直待在熟悉的环境里，也有人愿意尝试不同的氛围，这些都无可厚非。还算幸运，我第二次考研如愿以偿。复试的时候，我走在比昌平还狭小破旧的学院路老校园里，感觉特别亲切，想着再过几个月我就会成为这里的主人，心里别提有多美。硕士期间，对学术研究开始有一些感觉，也开始对自己有一点期许。最有激励意义的一件事，是1999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读书》杂志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是我年轻时候非法学书籍的读书指引。这是一份综合性的读书刊物，主要评介各学科经典文献和经典作者。研究生期间，我不仅每期必买必读，还四处搜罗《读书》旧刊。这些旧刊至今还摆放在我的书柜里。看得多了，心里就会想，要是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1998年，我写了一篇两千来字的小文章，冒冒失失往《读书》投，结果还真登在了1999年第2期。其他没有太多可说的。整个硕士三年，波澜不惊，基本就在读书中度过。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对学术的兴趣越来越浓，越来越想当老师。这样，考博也就理所当然。我上大学之前特别擅长考试，上大学之后，突然变得特别不会考试，每次考试都磕磕绊绊。考博也是如此。当时我高中文科状元同学从厦门大学过来，由会计专业改考北大经济法博士。为了不受打扰，虽然很穷，我俩还是咬咬牙在外面租房备考。结果，他转专业跨学校考了第一名，我考本校本专业差点又没考上。考博比较失败，倒是硕士论文答辩还可以。答辩结束后，好几位老师称赞说达到博士论文水平。这当然是过誉，不能当真，不过当时听着也挺高兴，算是在考博失败的低落中找回一点心理安慰。读博期间继续风平浪静。除了读书写字，依然基本没什么其他活动。跟硕士阶段不同的是，博士阶段大大小小发了将近10篇文章，包括在《读书》上又发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发在《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上的文章，大概可以算作我学术研究的正式起点。《比较法研究》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的法学期刊，喜欢到不想错过任何一期，于是跑到编辑部，从创刊号开始一期不落全部买下。姚新华老师时任《比较法研究》编辑。承蒙姚老师抬爱，他让我硕士论文修改后投过去，并且坚持把我的文章放在当期第一篇，做重点文章推荐。2014年离开法大前的最后一堂课上，我说，学生时代的最高理想，就是能站在政法大学的讲台上。确实如此。能留校，真是无比兴奋，觉得人生理想也就这样了。教书必须要对得起学生。当年我曾经也坐在下面，学生为什么会逃课，我非常清楚。我希望我的学生不会逃课，同时希望，不逃课不是因为点名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而是因为不愿意逃课。要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授课内容、课堂表达以及授课技巧各方面都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我有社交恐惧症，对文字的兴趣远高于对人的兴趣，跟文字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自在得多。这也是选择当老师的原因之一。想象中，大学老师应该不必怎么跟人交往，基本工作就是读书写字，上好自己的课，做好自己的研究，然后万事大吉。可是，老师必须在讲台上面对众多学生。社交恐惧症的一个表现，是容易紧张，在众人面前尤其如此。我每次上课前都紧张得不行，特别害怕在课堂上出丑。为了克服恐惧，我备课时间一般来说会在别人两倍以上。首先，寒暑假期间，我要把下学期的课全部备好。无论新课旧课，都得通盘过一遍，并形诸文字。所以，好多年我根本没有寒暑假。不仅如此，其他假期也都用在备课上了。有一次上课，好像是五一假期过后，我在课堂上随口说了句：假期结束，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一下。没想到同学们轰的一声笑了，大概以为我在讲笑话，但其实不是，我说的是真的。假期天天都在备课，上课反而感觉是一种放松。然后，每次上课前一两天，我还要花比课堂时间多不止一倍的时间，把将要讲授的内容再捋一遍。我担心在讲台上突然卡壳或者出错而不自知，所以，授课内容事先要反复看反复推敲。为了增加安全感，我还要把备课讲义全部打印出来，带到课堂上。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每学期上课打印出来的那些讲稿。有一次，晚上上课，突然停电。等了一会儿没动静，我就说：要不咱们下课吧。同学们不答应，要求接着讲。我说：咱们彼此都看不见，怎么讲呢？同学们就拿出手机照亮。在一百多人的教室里，我就着手机亮光坚持讲完。讲完后，我的嗓子干得要冒烟，但特别感动，也特别有成就感。当然还是会有人逃课，但没有人可以让所有人满意，再者，如果一个人不想学习，别人是无能为力的。法大任教期间，最让我欣慰的，是获得两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奖。这种由学生自发评出的奖项，比任何官方奖项都值得自豪——当然，我也没得过什么官方奖项。我大概算得上是法大最著名的杀手，同时也是最受本科生欢迎的老师之一，这尤其让我感到骄傲。在其中一届的领奖致辞中，我说：“能够得到受害者肯定，毫无疑问是一名杀手的莫大荣耀。”这当然是调侃。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同学们如此厚爱，万不可辜负。另外一个回报，是我的《民法总论》。这本书以法大十年讲义为基础，2013年出版后，得到的溢美之词远远超乎预期。应该感谢法大同学们的好学，促使我须臾不敢停止思考。它的特别意义还在于，在法大任教的尾声出版这本书，正可当做我12年任教和10年求学的小小总结。我还有个特点，长有一点点“反骨”。一般来说，做学生的，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自己老师的影响。高校普遍担心的近亲繁殖，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无论多佩服哪个老师，都不会想和他一样，总想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授课从来不使用别人的教科书，任何一门课程，都要自己写讲义。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深以为然，也用这句话告诫过学生。如果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老师达到的高度会成为学生的天花板，老师的问学路径会让学生墨守成规失去创造力。经常会看到一个现象，老师是大家，培养出很多杰出的学生，但是没有一个学生的成就比得上老师。这一方面可能说明，老师的个人成就确实非常了不起，另一方面也许说明，老师在教育上不是特别成功。我有时候会在课堂上讲一个故事。希腊化时期，斯多噶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主张比较接近，但命运相差万里。斯多噶学派的辉煌延续至罗马时代，对罗马哲学构成重大影响，而伊壁鸠鲁学派则迅速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伊壁鸠鲁把自己的言论制成语录，要求弟子背诵并且完全遵从。怀疑是问学之本。罗素说：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此不信是理性不信，要做到这一点，怀疑精神、怀疑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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