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的存在只是一种错觉?丨高山书院荷兰站·脑科学篇

没有什么比判断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是男孩还是女孩更简单的事了。事实上，性别在受精的时候就已经被确定了：两条X染色体就是女孩，一条X和一条Y染色体就是男孩。男孩的Y染色体诱导产生雄性激素睾酮。在妊娠第6~12周，根据体内存在或者缺乏睾酮的情况，决定性器官向男性或者女性方向发展。在妊娠后半期，男孩体内的睾酮水平达到一个峰值，而女孩不会达到这个峰值，这就导致了大脑向男性或是向女性分化。在这个阶段，我们感觉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也就是我们的性别身份（即性别认同），被固定在大脑结构中，而且在余生保持不变。

“性别身份在子宫中就已被确定”的观点还是在最近才被提出来的。在20世纪60~80年代，人们认为孩子出生时是一块白板，之后他们的男性或者女性行为都是由社会引导而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治疗出生时性别不明确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认为，只要尽快在孩子出生后做手术，那么选择哪一种性别就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孩子在将来所处的环境还会确保其性别认同向着与性器官的性别保持一致的方向发展。

只是到了最近，病患者团体才开始暴露出这样的事实：由于重建性器官的手术在之后无法与出生前已经在大脑中形成的性别身份相符，因此摧毁了许多患者的生活。约翰-琼-约翰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悲剧故事显示了子宫中的睾酮对大脑程序的影响是多么强大。切除阴茎和睾丸、做心理辅导以及做青春期雌激素治疗都无法改变这个孩子的性别认同。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清楚地证明了睾酮确实起到了影响性器官和大脑向男性的性分化的作用。这种疾病能产生睾酮，但是整个身体对它不敏感。因此，无论是外部性器官还是大脑都会向女性化方向发展。相反，由于患有肾上腺畸形（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而在子宫中暴露于过高睾酮环境中的女孩在出生时阴蒂都会非常突出，以至于在出生登记时常被认为是男孩。实际上，所有这些女孩都获得了女性身份，但是她们中有2%的人后来显示出在母亲子宫中已经发展为男性性别身份了。

这些信息在实际生活中对人们意味着什么，可以通过2005年6月23日记者杨娜杰·古乐文（Jannetje Koelewijn）发表在《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上的故事而阐明。

不过，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女孩的大脑通常都将分化为女性。如果你参照一下上文中提到的约翰的故事，就能预测到这个“男孩”将来很可能会遇到性别问题，而且还会再变回女孩。到青春期的时候，人们将告诉“他”, “他”没有生育能力，一辈子都得使用睾酮，而且还得切除体内的子宫和卵巢。

因此，对于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女孩而言，当今专业领域的共识是，即使她们已经出现男性化体征，也应该先按照女孩来养育。

在少数情况下，如果孩子的性别模糊不清，而且也无法肯定其大脑已经分化为男性还是女性，那么可以在此时为孩子临时选择一个性别。不过，有时应该等到孩子的行为明显地显示出其大脑的性别身份时，才可以实施造成一个男孩或者是女孩的性器官的手术。

人们之所以常会宣称自己具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们能够做出选择，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每种有机体都在不停地做选择，问题是，这些选择是否完全是自由的？

美国研究人员约瑟夫·普赖斯（Joseph Price）把自由意志定义为“不受内在或者外在的约束而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事的能力”。按照这个定义，我们是否曾经自由地做出过决定呢？达尔文在1838年就说过，自由意志的存在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人们很少分析自己的动机，而行事则大多出于本能。

关于“自由意志究竟是指什么”的问题，哲学家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在有关自由意志的讨论中通常会涉及这样的三个方面：

那些还能回忆起自己所经历过的突如其来的热恋的人，没有谁会将他对于伴侣的选择归纳为一个“经过适当考虑的自由的决定”。那种热恋就那么发生了，伴随着幸福愉快感和身体的反应（例如心跳加速、出汗和失眠），还伴随着情感的依赖、强烈的专注、对伴侣的占有性的保护欲以及精力旺盛的感觉。这正是柏拉图所认识到的方式，他把性冲动视为灵魂的第四种形式，位于肚脐下方。柏拉图还称这个特别的灵魂完全是非理性的，是不受任何规矩约束的。

斯宾诺莎也是一个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他在《伦理学》（Ethics）第三部分第二条命题中列举了以下生动的例子：

显然，斯宾诺莎确信那些性格特征是已经形成并固定的，你不可能改变它们。

现代神经生物学的知识表明，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许多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发育阶段的环境因素影响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这意味着我们在拥有所有的潜能和天赋的同时，还具有许多固定的局限性，例如，具有成瘾的先天易感性，或是具有一定水平的攻击性，还有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问题，以及患上多动症、边缘型人格障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风险。

很显然，我们的行为在出生时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决定了，这一事实与20世纪 60年代关于人类的可塑性的信仰截然相反。

在我们的早期发育阶段，有关我们自己的大量特征已经被决定，这不仅会影响我们对精神疾病的易感性，还会影响我们正常的每日生活。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选择与异性或者是与同性展开一段恋情，但是我们的性取向早在我们还在母亲子宫里时就已形成了，它不允许我们自由地在那些理论上的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我们都出生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虽然我们不能选择母语，也没有对于特定的语言能力的遗传学背景，但是这种语言环境会对我们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我们出生环境的宗教性也决定着我们将如何体现我们与生俱来的灵性，是具有信仰、唯物主义，还是对环境抱有非凡的关切。

我们的遗传学背景以及对于我们早期大脑发育具有永久性效应的所有因素将造成我们的“内在限制性”，于是我们无法自由地决定改变性别身份、性取向、攻击性程度、性格、宗教信仰或母语。我们也不能决定从现在开始拥有一项特别的天赋，或是停止思考某件事物。正如尼采所说的，思考的出现是它想到我的脑海中来，而不是我想要它来。

同样，我们甚至对于自己的道德决定也很少能有什么影响。我们赞成或者不赞成某件事并不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做出其他的选择。正如达尔文指出的那样，道德标准是古老社会直觉的产物，它引导着我们以不损害群体的方式行动。

因此，一个必然的悖论只能是，除了任何遗传局限性以外，唯一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的人类只是那些处于怀孕早期阶段的胎儿。

不过，一个具有有限的自由的胎儿并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它的神经系统还没有成熟。在我们成年以后，我们大脑的可修正性，以及我们行为的可变性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有了自己的“性格”，而我们最后残余的自由也被限制在社会的种种必须做或者不允许做的范围内了。

生命是一种终末期的性传播疾病，总是伴随着死亡而结束。

生命和死亡都很难被定义。生命必须满足一些标准，例如活动性、新陈代谢、生长、独立繁殖（需要信息携带例如DNA或者RNA的分子）、整合和调节。尽管单细胞生物也具有后两个特点，但是它们在神经细胞的进化中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单独而分离的标准是无法用来定义生命的。流水能够活动，锈铁具有代谢性，水晶可以生长，电脑编程则可以做到整合和调节，而当今许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决定不再繁衍下一代。因此，生命的定义必须同时具备所有的那些标准。

在生命尺度的另一端，医生们几百年来为死亡所建立的标准是心跳和呼吸消失，而且这些功能不会再恢复。在经过几分钟紧张的抢救之后，医生们越来越肯定自己的诊断。“死亡，我们无力回天了。”就像巴伦德·赛维特（Barend Servet）在诗中写的那样。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神经细胞对缺氧特别敏感——四五分钟缺氧状态会造成无法恢复的大脑损伤，事实确实是这样，但是很显然的是，这并不是因为神经细胞对缺氧非常敏感。缺氧会导致毛细血管细胞严重肿胀，以至于即使在四五分钟后心脏又重新开始跳动、呼吸也恢复正常，红血球也无法通过大脑中的毛细血管供应氧气。此外，有毒物质会在下一个阶段释放到脑细胞中并造成细胞死亡。

贝尔甘波（Belcampo）在他的关于移植美好记忆的故事《过山车》中预测，人类在2000年可以成功培养人脑细胞。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荷兰人脑库获得死亡10小时以内的捐献者的尸体解剖脑标本，我们就可以将脑组织薄片中的神经元（神经细胞）培养数周。罗纳德 · 傅韦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指出，在这些脑片上，神经元还可以生产蛋白质并运输物质。此外，培养中的神经元还具有电活性。脑组织中的神经胶质细胞甚至在死亡大约18小时之后仍然能够在培养基中生长。

死亡后脑片中的神经元还能存活的事实表明，脑细胞在死后的 10 个小时中，尽管缺氧但仍能存活，因此病人的死亡和其细胞的死亡是两回事。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存活的细胞是由死亡的分子（例如 DNA、RNA、蛋白质和脂肪）而构建的时候，“生命和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迷人了。

我们能用死亡的分子制造生命吗？2003 年，克莱格·温特尔（Craig Venter）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他从死亡的材料中合成了一种病毒，但是由于病毒不能自我繁殖，因此这还不能算是合成了生命。

克莱格·温特尔

在分子的建造模块（即原子）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谈论完全的“重生”。原子的生命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在构成我们身体的分子之前，它们已经是几百万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你的体内很有可能停泊着一个历史名人身体里的原子。细胞还包含水分子，它们也不是新的。我们喝着顺流而下的江河中的水，并通过排尿将水排出体外，被净化后又流向大海，通过蒸发、降雨又进入河流，再回到我们的杯子里。

生物学家李维斯·沃尔伯特（Lewis Wolpert）计算过，一杯水里的水分子数目非常庞大，因此完全有可能其中一个分子曾经流经某位历史人物，例如拿破仑的膀胱。因此，我们的分子是由被多次使用过的原子构建的，它们又被包围在已经流经过很多身体的水分子中。

从原则上讲，生命的分子构建模块是可以合成的。这个假说的意思是，如果所有必需的分子都以正确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会自然地浮现出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证明这个假说正确的证据只能是，从死亡材料中合成一个活着的细菌。2008年初，克莱格·温特尔合成了生殖道支原体这种细菌的全套DNA。2010年，他获得了这个细菌的细胞分裂。接下来，温特尔打算完成合成一个完整细菌的项目。

不过，即使他成功了，也不会意味着他可以立即获得诺贝尔奖，因为造物主义者会宣布他们具有获奖优先权，并提到一项更早就在《创世记》中被描述过的神奇的实验：“然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一个人，向他的鼻孔里吹入了生命，这样，人类就成了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