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53
【接上文：拿起枪杆子】
一、红军游击战法确立，形势一片大好
正当平定了中原大战的蒋介石本来踌躇满志，准备一统中国，却恼火地发现，这股子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军队实在太难剿灭了！
毛泽东、朱德配合默契，打破了蒋介石组织的一次又一次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围剿行动。几次围剿下来，不仅蒋介石损兵折将，而且红军军越剿越多，根据地越剿越大。
以1931年6月的第三次围剿行动为例，蒋介石出动30大军，其中蒋的嫡系主力5个师约10万人。而我红1方面军全部兵力只有约3万人，毛泽东仍采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千里穿插，调动敌军，伺机吃掉孤立之敌。至9月，击溃7个师，歼灭17个团，共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只。而赣南、闽西两个解放区练成一片，占地21个县，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
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成功，重要的是：赖以保证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去的军队——朱毛红军已经发展成熟起来，形成了可观的战斗力，而且在与蒋介石军队的对抗中，军事作战形成了自己的战法雏形；部队军容风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1928年提出部队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有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陪。”
（后来，三大纪律修改成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后演变成：“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别小看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以后称为红军有别于国民党军的独特标志，才能称其为人民的军队，红军从此深得民心、获得老百姓的真心爱戴，无论从情报上还是给养上后获得的巨大支持，这才是红军能屡屡以少胜多的关键的政治因素。
而红军的作战原则，这时亦提出了十二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后来才演变成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对于这十六字诀，蒋介石军尝尽苦头，恼羞成怒称其为流氓战法，无奈在当时局面下，红军用着确实好使。
二、李立山倒台，“28个半”布尔什维克来了
1930年，虽然农村运动和井冈山根据地的行动顺利迅速展开。但李立三仍然坚持以中心城市暴动为主的苏俄模式，以中央名义，强令朱毛红军强攻重要中心城市长沙和南昌，长沙虽然攻下，可仅守了十天被迫退出，人员伤亡较大，得不偿失。
攻打南昌之前，毛泽东朱德派罗炳辉率小部队侦察，发现敌军守备力量很强，很难打。于是改变策略，不打南昌，改为攻击隔江对岸的牛行车站。举行”八月示威“。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更大的损失，
8月23日，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朱毛）会合。紧接着，中央又要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再次攻打长沙。朱德提出：红军现有装备和训练水平，不适宜与长沙、武汉等具备坚固工事的守敌打阵地攻坚战，毛泽东支持这一意见，但被会议否决，决定再打长沙。
这次红军总兵力3万余人，为历次最大一次军事集结。然而，对面的蒋介石军共有31个团，据永固工事坚守不出，且有飞机、大炮，还有炮舰支持，红军虽然在先期战斗中以运动战歼敌5个团，但进入阵地进攻后，便停滞不前，伤亡大增。
在服从上级命令12天后，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毛泽东放弃了战斗。转头回到江西攻打守备力量较弱的吉安。10月4日，攻克吉安。
1930年9月24日，中共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工作。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算是恢复了以前在中央的职务。
这次，批评李立三的不是毛泽东朱德。而是才从苏联学习回来不久的群人，被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之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的活动处于低潮。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选派党内部分精英去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学习，也就是避风头。
学习期间，苏联方面的校方态度倨傲，与大多数中国学员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王明等人代表校内支部局，与其他中国学生发生了十天大辩论。争论焦点主要围绕是支持校内支部局还是支持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即使，最后投票表决，王明等输了，他们也拒不认错，坚持认为自己是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五百多名学生大多都投了反对票，只有二十九个人举手赞成，而这二十九个人事后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这就是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指：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杰、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态度也不坚定，而且还是个团员，所以被称为“半个”。
苏共和斯大林的暗中支持下，王明等人后来在政治斗争获胜，并利用清党运动打击了反对的学生，最终掌控了中共中央的控制权。
28个半布尔什维克精于理论和政治斗争，但是严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们1930年从中山大学回国。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9月下旬，以博古（秦邦宪）为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这一年（1931年），王明27岁，博古24岁。毛泽东38岁
三、理论家毛泽东的诞生
接下来的事，主要是王明、博古与毛泽东的斗争。
虽然在农民运动和军事指挥上，毛泽东已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其马克思理论水平还远远不足。与精通马克思理论的王明博古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等级上的对手。所以，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基本上没有发言权。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之后便再无缘红军的军事指挥。
接下来的几年，顶着个苏维埃主席虚衔的毛泽东，再无任何实权。
1933年1月蒋介石调集40万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这时，离开军事领导层的毛泽东只能作作壁上观，痛苦可想而知。幸好，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红军仍然采用惯用战法，在运动中调动敌人，采用围点打援和伏击战等机动灵活非的作战方式，最终歼敌3个师，俘虏1万余人，粉碎了第四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接下来的9月，气急败坏的蒋介石调动了100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博古任中央总书记，由德国人李德担任红军总顾问。
李德放弃历次红军反围剿的经验，改之以“阵地战”、“正规战”，力求坚守苏区，寸土不让。红军经过一年苦战，最后，广昌失守，苏区门户大开。红军与中央党政机关被迫与1934年10月从苏区仓促撤退，开始了长征。
在红军和红色政权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紧急关头，红军内部让毛泽东重新指挥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层。
在这三年里，毛泽东眼睁睁看着苏区大好形势被断送，但此时无实权更无话语权的他已经被严重边缘化。要想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就要掌握权力。而要掌握权力，必须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工具。
毛泽东深切的认识到：“作为工具的研究，要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研究为主”。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毛泽东下定决心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理论，想方设法到处找了所以能找到的书籍来研读，做了几万字的笔记。除了马列经典书籍，还认真研读中外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作为比较对照研究的范例。
毛泽东自己后来在一次谈话中，风趣的解释：“有位同志（王明）给我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这才逼得我发愤读书。”
1937年4月，44岁的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唯物辩证法，借此机会，全面整理了自己思想理论。记录在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除了原有引用马列主义理论的部分，创造性的增加了两篇——《实践论》和《矛盾论》。
梅花香自苦寒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终于系统化，成熟化。这一点，从《讲授提纲》的目录可见一斑：
第一章 唯心论与唯物论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发展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
（一）两种发展观
（二）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
（三）矛盾的普遍性
（四）矛盾的特殊性
（五）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六）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七）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妥妥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框架。从这时起，在马列哲学的基础上，毛泽东的哲学体系框架已臻完备，以后便是填充和修补的工作了。
在抗大讲完之后，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印发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得以广泛流传。在全党全军中引起强烈反响。
后来，毛泽东一系列应用哲学理论工具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著作相继问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
从理论上、哲学上、战略上的高度研究问题，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措施，从而有效解决问题。
既抽象，又具体，能实用，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一大特色。
毛泽东终于掌握了哲学理论批判这一有力武器，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从此之后，终其一生，再未失败。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