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地位：1970年至2020 年联合国演讲中的中国和美国 | 国政学人

学界一般将地位（status）理解为特定国家对经济、文化、人口等重要领域排名层面的集体信念，具象来说是指加入成员确定的俱乐部的资格以及入会后的相对地位，而这同他人的自愿服从所获得的承认密切相关。

然而，关于地位的现有理解存在许多争议。首先，宽泛定义容易引发分歧与矛盾。定义的模糊化引发学者对于地位本身以及成员身份的理解出现偏差，例如等级等客观评判往往是零和博弈，但是成员资格与认可等主观标准则并非如此。同时应用范围的宽广也会影响到定义的精准。其次，学者试图分离权力与地位，因为威望同权力的关联性将会误导对政策落地可行性的判断。最后，虽然自愿服从是地位的核心，但鲜有研究关注地位较低的国家是否以及何时服从于地位较高的国家。比起对自我的展示，地位更倾向于是一种集体化的认可观念，同时地位并非属性，而是同他人的互动所塑造的双边或多边关系。

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分析1970-2020年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一般性辩论中的领导人发言以厘清地位的发展脉络，并从权力及身份语言中剥离地位的概念。与此同时，本文也存在潜在局限。首先，成员国在联合国演讲只是国家在外交互动中一个切面，不能以偏概全影响对该国下定义。其次，国家对外互动方式往往是其宏观发展战略的缩影，因而联合国演讲存在失真可能性。第三，国际社会普遍存在避免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特定国家的外交习惯，这是为了给彼此牵制的外交关系留有余地，但却有可能引发文本分析偏差。

地位话语（status speech）是指表明一国地位或成员身份的公开交流，但并非地位本身。本文假设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并将学界关于地位话语的主要观点分为善言、善行和善武三类。

（一）善言

有学者指出善言同地位话语关系最为紧密，关注国家的话语叙事能力。因为物质条件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反而是人们讨论世界的方式影响着人与万物的互动，该学派对此提出了两类假设。一是崛起国依托向外界展现对已有规范的接受和对强权政治的反对来提升地位话语权。崛起中的国家会用合法化的语言以正当化自身行为，展现其同现有大国的价值观的一致性以打消外界对其发展的担忧。实际上，崛起国对现有秩序表现出来的尊重与否，以及守成国的制度脆弱性才是导致对抗或和解的根源。二是国家的地位话语权在动荡时期会被放大，且以改变当下形势为发展目标。话语叙事和国际形势相互作用，而动荡的时代背景和有效的叙事将碰撞出巨大的火花。

（二）善行

一些学者指出良好的行为表现是地位话语的重要来源，通常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才会在地位层面得到奖励，而对行为举止的强调展现了行为体间关系的重要性。国家的善行同其经济实力相挂钩，同时也反映出其对国际社会承诺的有效性。不同于善言，善行认为兼具技巧和德行的领导力才是地位话语的基础，这和善武学派观点一致，但善行不认为统治能力是地位话语产生的首要因素。可以说善行是介于善言和善武之间地位话语的中庸之道，其核心不在于国家的出牌行为，如何巧妙出牌才是关键。在此基础上，学者提出假设，即地位同国家对国际社会所需公共产品的供给密切相关。

（三）善武

基于马基雅维利“拥有好武器的人有好朋友”观点，强权即公理，因而有学者强调地位与统治能力密不可分。在权力视角下，地位的决定要素同打牌方式无关，牌面的大小才是关键。因此，存在地位言论和相对能力呈正相关的假设。地位话语同物质能力发展趋势相一致，权力过渡时期，大国间竞争往往更加激烈，地位话语随之盛行。

考虑到中国于1971年10月25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而选择依托中国1972年至2020年，美国1970年至2020年的联合国全球发展报告发言进行地位话语的实证分析，主要侧重于中美谈论自己或对方的频率、情绪倾向、以及发言的主题。

（一）提及频率

自我映射术语（self-reflexive or self-referential terms）形容一个国家提及自身的状况。考虑到国家提及自身的原因多样化，自我映射术语并不等同于地位，但却能展现国家对自身重要性以及预期发展地位的判断。

中美提及自身及对方的频率如图1和图2所示。总体上来看，中国提及自身的频率大致为美国的一半，同时中美两国都鲜少谈论对方。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中美提及对方的转折点，这之后中国提及美国的频率下降，同时又多于美国提及中国的频率，但近五年美国谈论中国的次数则反超了中国提及美国的频率。联系两个图表可发现，国家提及自身的频率远高于提及他国，就算对方是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强国也不例外，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肯定的言论同他国认可的关联度不高。

（二）情感分析

依托情感分析词典将词语划分为正负两类以追踪句子中提及自我或对方时的情感态度。

提及自我的情感分析如图3。首先，中美两国的情感态度具有一致性，但中国的情绪比美国更为积极。其次，不同领导人对本国的情感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中美两国存在负面自我评价，因而以量化数据进行情绪分析更为谨慎，也更易判断情绪变化强度。再次，中美自我评价感情变化存在部分重叠，但相关性不高。最后，情感态度同物质因素并无相关性。美国国力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时期其自我情绪正面性并未达到顶峰，中国实力不断上升，但其情绪也存在上下波动。

提及对方的情感分析如图4。大多数时间，中美两国并未对彼此表达过强烈的情感诉求。具体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对美国态度明显消极，而20世纪80年代和近五年则更为积极。美国除了20世纪70年代初和近五年之外对华态度保持稳定中性。

总的来看，两国更倾向于谈论本国，且自我评价倾向于正面积极却不稳定，鲜少谈论对方且不存在明显的感情倾向。

图3：蓝色是中国提及本国的情绪，橙色为美国提及本国的情绪

（三）内容分析

依托中美发言稿将高频词语汇总为衡量国家发展潜能的实力术语、区别于传统权力的地位术语，以及探寻集体认同而非服从的团结术语。中美联合国发言中三类术语的出现频率如图5和图6，三类术语前10位频率如图7、图8和图9。

不论中国还是美国，权力词和地位词出现频率相当，而团结词则为前两者的五分之一左右。要注意地位词的出现同国家崛起或衰落之间的联系较为薄弱，同时团结词的低频度也表明虽然理论层面上地位话语的需求会刺激团结话语的使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用词频率存在高度重叠，而且两国都强调权利与责任，这也佐证无端指责并非两国矛盾摩擦的主要根源。

此外，通过主题建模得到了中美两国演讲的热点议题如图10所示。两国关注重点具有一致性，但经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议题2、6、7、8、11、12、13在p<0.01水平上显著，而议题4和20则在p<0.1上显著，这说明虽然中美演讲的用语选择和数量相似，但往往讨论议题侧重点存在差异。

从中国的毗邻国家（编号为R1）、海陆近邻（编号为R2）、太平洋沿岸国家（编号为R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成员（编号为R4）探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印象。

（一）提及频率

以上国家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及中国的频率如图11和图12。美国被提及的频率大约是中国的两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国地位话语仍存在差距。美国在同中国相关性显著的国家获得了更多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善武学派的观点——国家的物质供给水平同国际关注度呈正相关。然而，这一逻辑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物质能力的上升并没有为其带来显著的关注度提升。这同相关国家不愿意承认中国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谦逊发展策略密切相关。

图11：R1、R2、R3、R4提及中国的频率

（二）情感分析

以上国家提及中美的情感态度如图13和图14所示，虽然某些时期相关国家对中美的情绪强烈，但后来都趋于平稳，且中国近几十年中都保持着更为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鲜少有国家对华表达过偏激的支持或反对。需关注亚投行，其成立于2015年底，它的开设并没有为中国在联合国演讲中的地位带来明显的改善，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遏制了很多负面情绪的浮现。

图13：R1、R2、R3、R4提及中国的情绪

图14：R1、R2、R3、R4提及美国的情绪

（三）内容分析

以上国家联合国发言对权力词、地位词和团结词的使用情况如图14、图15、图16所示，其中权力词和地位词使用频率适中，但团结词则同前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三者使用频率皆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地位话语的关注度逐渐流失，对地位和尊重的诉求与渴望无法引起共鸣，自然也难以对全球秩序施加影响。

图15：R1、R2、R3、R4的权力词使用情况

图16：R1、R2、R3、R4的地位词使用情况

以上研究表明，国际地位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善言、善行和善武三类说法都无法对这一结论给出充分的解释。对于地位议题在联合国发展过程中重要性下降有以下三方面猜想。第一，两极体系里物质和规范的鸿沟更为明显，地位议题自然常见。但多极体系则侧重培养伙伴关系，过度强调地位容易招致风险。第二，联合国发展机制更加成熟，逐渐倾向于采用模糊中性的语言以寻找最大利益公约数，但这会对国家声望造成冲击。第三，地位话语的效用力狭窄。强国不愿在潜在对手或伙伴面前展露锋芒和冲击力，弱国则为避免引发国际摩擦和被利用而都不愿使用地位话语权。因而，可以预计中美双方会为规避激化紧张关系，而减少地位话题的存在感。但要注意，地位议题的逐渐隐身并不意味着民族自豪感、全球发展责任与焦虑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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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韩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