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阿甘本《荷尔德林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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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

序

编年史 1806—1843

尾声 

纽廷根荷尔德林故居藏书目录 

参考文献

瓦尔特·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书中，这样描述了书写历史的历史学家与叙述历史的编年史家之间的区别：

历史学家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释他所描述的事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满足于将这些事件作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样本。然而，这正是编年史家所做的事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的古典代表——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他们是现代历史学家的先驱。他们把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建立在玄妙莫测的天意设计之上，从一开始就不会承担提供可验证的解释的负担。相反，他们提供的解释（Auslegung）并不旨在准确地将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它们嵌入玄妙莫测的世界进程中。

对编年史作者来说，世界大事是由天意决定还是纯属自然并无二致。

阅读中世纪晚期以降以“编年史”形式流传下来的许多书籍——其中一些无疑带有历史色彩——验证了本雅明的观点，并似乎表明这两种类型可以结合起来，尽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编年史可能包含对所叙述事件的解释，但通常情况下，两者（记录和叙述）是明确分开的。例如，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像十四世纪中期马特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的 《编年史》（Cronica）这样的历史文献提供了紧密相连的叙述和解释，但一位用罗马方言写作的匿名的当代编年史家对完全相同事件的记录却明确地将两者分开，而正是这种分开赋予了他的叙述生动活泼、明确无误的经典编年史语气：

在公元 1253年的四旬斋期间，二月的一个星期六，罗马广场的集市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你们听，你们听！”当地的民众顿时怒火中烧，开始像魔鬼一样跑来跑去。他们向元老院宫殿投掷石块，开始抢劫，尤其热衷于抢夺元老的马匹。贝尔托多·奥尔西尼伯爵（Count Bertoldo Orsini）听到骚乱后，只想着保住自己身体的皮囊和家园。他穿上所有的武器和盔甲，头戴闪亮的头盔，脚蹬马刺，像个真正的伯爵。他下楼上马。尖叫声和喧闹声传到了这位不幸的元老耳中。从天而降的棍棒和石块比秋天的落叶还多。有些人真的扔了石头，有些人只是威胁。这位元老被攻击吓呆了，即使缩在盾牌下也无济于事。愤怒也席卷了对面圣玛丽亚附近的暴民。在那里，由于石块的猛烈攻击，他丧失了所有的美德和良知。于是，无情无义、无法无天的民众动手了，他们像对待狗一样用石头砸他的头，就像对待圣史蒂芬一样。就在那时，伯爵便一命呜呼。他一死，他的尸首就被扔在那里，之后，人们都回家了。

这时，叙述中断了，编年史作者插入了一句不协调的拉丁语句子，引入了一个冷酷而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此严峻的原因是这两位元老像暴君一样生活——他们不断出口谷物，即使他们的人民在挨饿。”但这个解释又是如此不明晰，于是编年史作者立即补充了另一个解释，称民众的暴力行为是对“教会之物”（Churchly things）被亵渎的惩罚。在历史学家眼中，每一个事件都有一个标记，一个将其与更恢弘壮阔的历史潮流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印记（singature），只有在这一历史潮流中，事件才会具有意义。另一方面，编年史作者提出理由的唯一目的是让自己喘口气，歇一歇，然后再开始叙述，而没有更长远的目的。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事件在时间上的精确“串联”。编年史作者并没有完全忽略这一点，但也不会满足于将其插入自然史的背景中。因此，在本雅明摘录的约翰·彼得·海贝（Johann Peter Hebei）的《莱茵家庭之友的宝眷》（The Treasure Chest of the Rhenish Family Friend）中，“苍白而衰老”的女士与她五十年前去世的未婚夫完好无损、冰雪封存的尸体“意外重逢”的奇妙故事被插进了一个时间序列，它将自然和人类领域的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里斯本地震、玛丽亚·特蕾莎皇太后之死、农民的播种和收割、拿破仑战争、英国对哥本哈根的轰炸，以及磨坊主的碾磨都被置于同一水平线上。同样，中世纪编年史用日期（Anno Domini）和日月节律来标记时间的流逝：“天亮时……（日落时……）。”在这些编年史中，我们通常认为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地位，事实上，它们与我们通常认为属于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领域的事件具有同样的分量。然而，不同的是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框架和节奏——这种节奏并不是像“历史时间”那样被建构出来的，而是用文字记录的方式将这些事件从“自然时间”中一劳永逸地抽离出来。确切地说，它是用来测量河流水流或季节更替的相同时间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编年史作者所叙述的事件是自然而然的事件。恰恰相反，它们似乎在质疑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历史与自然是对立的。在政治史和自然史之间，编年史作者插入了第三种历史，这种历史似乎既不存在于天堂，也不存在于尘世，而是近距离地观察这两者。事实上，编年史家并没有区分人类行为（ res gestae）和对人类行为的复述（historia rerum gestarum），几乎就好像后者（叙述者复述的姿态）是前者（行为本身）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听众或读者甚至从未想过编年史是真是假。编年史作者不会编造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核实其资料来源的真实性，而历史学家则必须核实每一个资料来源。编年史作者唯一的记录就是口述——他们自己的声音，以及他们偶然听到的声音，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的冒险，他们都会复述。

在我们的作品中，使用编年史这种文学形式具有额外的意义。正如《半生》（H.lfte des Lebens）一诗的标题所预言的那样，他的一生被一分为二：前 36年，从 1770年到 1806年；后 36年，从 1807年到 1843年，他像个疯子一样躲在木匠恩斯特·齐默尔（Ernst Zimmer）的家里。尽管诗人害怕脱离集体生活，但在他生活的前半生，他还是走出家门，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四处游荡，相对关注时事，只是在后半生，他完全与外界隔绝。尽管偶尔有人来访，但他与外界的关系就像被一堵墙隔开了。有一则轶闻，当一位访客问他是否对希腊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时，他唯一的回答是：“阁下，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据他最早的传记作者说，他经常固执地重复：“我这里啥事都没有发生！”（Es geschieht mir nichts）这样的生活只能是编年史的主题，而不是历史研究的主题，更不是临床或心理分析的主题。在这方面，不断出版他后半生的新文献［1991年在纽廷根（Nürtingen）档案馆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档案］似乎与之前的文献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也没有给已经确定的事实增添任何新内容。

这印证了一个方法论原则，即我们不能通过语言来定义或完全概括一个生命的真正主旨——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保持隐蔽性。生命的真理主旨是多种事件和情节交汇的消失点，而这些事件和情节是可以通过话语塑造成传记的唯一材料。尽管一个存在的真理主旨仍然难以捉摸，并抵制所有的叙事冲动，但它作为一种“人物形象”而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暗指真实但仍然隐藏的意义的东西而显现出来。因此，只有当我们将某一特定的生命视为一个“人物形象”时，这一生命的构成情节才会归位，并以其偶然的真实性一一显现，这意味着它们放弃了能够提供该生命真相的任何伪装。当它们作为方法论上的“非方法”（a-methodos）显现的那一刻，它们就指明了研究者必须探寻的方向。因此，存在的真相证明了它本身是不可还原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沧桑和事物的。然而，我们的目光并未从此转向别处，我们还必须思考在这种存在中只是作为一种人物形象出现的东西。荷尔德林在塔楼中的生活就是对真理形象性的最坚定的验证。虽然荷尔德林的访客们坚持要详细描述一系列或多或少无关紧要的事件和习惯，但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这里啥事都没有发生！”在人物形象中，生活是纯粹可理解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永远不会成为认识的对象。揭示作为人物形象的生命——正如这部编年史的目的——意味着放弃对它的认识，保持它的原生态和未加修饰的认识可能。

因此，我选择将荷尔德林疯狂岁月的编年史与同时期欧洲历史的编年史［包括其文化方面，而荷尔德林本应完全被排除在外——至少在1826年路德维希·乌兰特（Ludwig Uhland）和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编辑的诗集出版之前是如此］并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编年史是否比历史更真实，以及真实到什么程度，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无论如何，编年史的真实性最终将取决于它与历史上的编年史之间的张力，这让我们永远无法对编年史进行归档（Archiviazion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