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和政策研究：走向结构性解决方案

学术 2025-01-07 11:01 美国

政治科学和政策研究：走向结构性解决方案

原文出处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ume 5, Issue s1, June 1977, 534-628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阿什福德（Douglas E. Ashford，1928.8.28—1993.6.20）为一名美国比较政治学者，1968—1982年担任康奈尔大学教授，自1982年起任匹兹堡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和公共政策，他最初的研究涉及北非的政治，尤其是摩洛哥和突尼斯，此外也涉及地方政府在当代民主国家中作用的研究，他还组织并贡献了两卷关于先进民主国家的比较公共政策的系列文章，其晚年著作则更多涉及福利国家在英国、法国和瑞典的发展。在康奈尔大学期间，阿什福德与彼得·卡赞斯垣（Peter Katzenstein）和T.J.彭佩尔（T. J. Pempel）合作，教授了为期一年的关于比较公共政策的研究生研讨会，最终于天普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业社会中的政策和政治”（Policy and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系列书目，可参：https://alt.library.temple.edu/tupress/policy_politics.html 。

译者简介

初圣凯，内蒙古大学2024级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政策（policy）研究可以为理解现代国家重大政治变化作出独立的贡献[1]，但要做到这一点，政策研究就必须脱离主流的政策分析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来源于经济学以及与其在政治科学方面有密切联系的行为分析。所谓的“政策”，我指的是对国家如何组织自身来解决社会新问题、其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以及这些问题如何被提上议程的广泛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政策政治应该保留对“输入”（imput）的强调，这来源于伊斯顿模型（the Eastonian model），但去掉了其通过政府的黑箱加以简化的需求和供给概念。当然，我们可以像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详细阐述这一交换过程。然而，这两派都没有充分厘清现代国家制度的复杂性。

从结构角度思考政策，首先要从国家活动本身的骤然增多开始。业已存在许多关于福利国家、公司国家和强制国家的理论试图解释现代政府所进行的范围广泛的活动。尽管这种重新审视很重要，但它尚未形成一种模型，从而使我们能够将政策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在我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国家仍然被视为一个外部力量行为的“对象”（Object），即作为经济上的市场或是政党及选民进行的政治游戏。我的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否认这两种观念都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家根本不确定他们是否清楚“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2]这并不是说，他们为理解经济行为而建立的复杂的数学和逻辑理论对某些目的来说没有丝毫用处；但他们并不把政策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即使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两者的关系是确凿无疑的。

政治学家在发展政策分析的替代范式方面进展缓慢，因为他们主要局限于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单元——个体。在伊斯顿模型中，行为研究变成了对个体偏好、需求和价值观的经济学式的推理的详细阐明。抽象到更高的具体活动层次的困难仍然存在，将微观和宏观理论联系起来的问题也是如此。在实际情况中，我们从过去十年试图加强政府“输入”方面的尝试中看到了同样的现象。国会监察专员、增强了的国会委员会、重新划分的选区、投票制度改革固然有其价值，但这些都反映了国家作为外在于个体愿望和需要的对象的单一概念。[3]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恢复19世纪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也没有满足社会主义所针对其的批评。

就现有的目标而言，将“国家”定义为公共当局进行的所有活动可能就足够了。由此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便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以个体作为首要分析单元，并主要依靠统计学和行为学手段来汇总我们的观察结果，来最好地分析这些活动。这会将我们引向结构分析；我的讨论的第二个重要前提是，政策最重要的是研究集体活动，它影响着许多行为单元，并有多个层次的互动。建造100万所房屋（以公共或私人费用支付）的决定会影响到个体、组织、各种公共当局以及中央政府本身的内部运作。这些都是有待考察的不同单元；在一个仅从一个单元中进行推理的理论框架内考虑一项政策，无可挽回地限制了我们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分析的层次”问题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假定当我们减少对国内党派政治的归纳层次，跨政府层次间政策的相互作用，甚至个体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时，仍可达到同样的研究目的。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了“结构性”（structural）一词来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政策研究可能比政治科学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必须处理好关系现象。[4]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利用诸多分析单元和/或在其对诸多政府活动层次的影响方面对一个活动进行解释。

尽管这不是一个复杂的论点，但政策的结构性分析却是由现实迫使我们进行的，这涉及到国家自身的发展以及传统19世纪术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不再能描述现实实际的后果。关于政治科学在自由主义模型消亡后如何调整自身的简要回顾可能在此具有指导意义。从世纪之交开始，一些欧洲作家，如奥斯特罗果尔期基（Ostrogorski）、帕累托（Pareto）、米歇尔斯（Michels）、韦伯和许多其他人，就认为国家并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假设行事。[5]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作家，如谢茨施耐德（Schattschneider），也看到了这一点。显然，国家机器，即使其较今天单一，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为外部的党派和利益；因此，必须放弃掉整个个体选择式的模型。在现实情形中，自由主义政治正在转变为精英政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按其严重程度可分为由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式恐怖以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出现的阶级政治。社会主义者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被迷惑误导，这是19世纪时使用的阴谋，而是因为国家活动的复杂性增加到没有人能够轻易理解的规模。

奥斯特罗果尔期基

这种影响是，现代国家可以完全不受政党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来操纵舆论，为自身提供与“私有”部门相匹敌或超过其的控制和投资来源；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以一种一元化的影响方式进入政治和经济市场领域。政策的结构分析必须以这些条件为前提。政治和经济市场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可以说它们曾存在的话。一个国家可以借助对其政策而不是其原则和所谓的个体选择和偏好的标准来更好地加以描述。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和党派之间的辩论将继续下去，但问题仍然会是，在这样一个由政策所决定的国家中，我们如何理解其制度变革的本质。我认为这是以经验性地方式处理针锋相对的且业已成为标准的理论—自由主义的抑或社会主义的—的初步要求；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来自对政策的研究。虽然我并不想通过暗示政策具有“独立”影响而重新陷入行为主义那一套话语之中，但很明显的是，政策活动的启动、制定、实施和最终影响相比统计学上的或行为主义式的模型来说恰恰是理解何为国家的更可靠的标志。国家更多地由其以前的决定、其内部组织和制度的限制以及其自己的议程而得以被管理，我们所怀疑的要点便是，这些都是在其内部被形成的，而不是借由外部力量而产生。

我们当前形势的历史讽刺意味不应被忽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治国家的事物，同时这也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更接近绝望的时候。在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之前，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改进我们对事实上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描述。这一引人入胜的争议的双方都可以从政策研究中学到些东西。[6]这意味着政治研究可能会忽视政策作为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最大化、优化或满足的艺术，或者至少将这种讨论降为次要的。这也可能意味着推迟对纯粹的平等或一个基于完美的需求计算的国家的高度抽象的关注的考虑，直到我们能够了解更多实际的现代国家制度的能力和特征。这并不是说价值冲突无关紧要，而是说这两方的代言人不太可能在目前抽象和分析模式的层次上产生一个基于经验的、有说服力的论据。话虽如此，讨论一下政策是如何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学的影响下被研究的，可能还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政策的结果（Results）没有结果？

在经济学和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从其结果、影响或目标的角度来看待的。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研究人员通过对个体行为做出不确定的假设，并依赖于忽略互动层次的聚合（aggregation）统计学方法来做到这一点。[7]出于一些可理解的和重要的原因，政策研究已经在将结果视为政策最重要特征的范式中发生了演变，即使是目标何时实现这一可陈述的简单的说明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政策在时间前景上的差异很大；始料未及的事件对实施的政策有着或利或蔽的影响；外部力量如萧条和战争会干预从而改变政策。这些限定条件并没有使政治从业者了解国家是否达到了其渴望或预期的结果不那么重要。政策的结构性分析所致力于的问题是相当不同的；我称之为“或然合理性”（plausibility）。

首先必须明白的是，其不并是在一种评价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也就是说，接受度、可操作性和支持度并不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仅有标准。事实上，我们知道尽管有着大量的公众抵制或抗议，却仍有许多政策符合少数群体的利益。默许是公众对政策的反应最显著的特征，而不是自由主义模型下那知情的、主动参与的反应。说到这里，让我冒着可能不明确的风险指出，政策在做许多其他事情时，也恰恰可能在服务于潜在的价值观和规范。这其中的目的之一便是使国家本身可信。因此，当国家显示出尽管其在制度限制下，却可采取某些行动的能力时，合理性也就产生了。像此种变化往往涉及好几个政策领域，并且其结果可能超过人们从明确需求中可预测到的回应。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林德布洛姆（Lindblom）（1959）多年前令人信服地论证的渐进主义策略的翻新版本。渐进主义者的观点并不建议我们应该研究政策来检查国家制度的潜在特征。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分散而彼此脱节的分析模式，是行为主义和经济学模型的基础。扩大政策研究的范围来处理国家问题的趋势已经开始【可参海沃德（Hayward）和沃森（Watson），1975；赫可洛（Heclo），1974；林德伯格（Lindberg）等人，1975】，我认为，这也与重复决策制定者的困境和问题并不相同。

政策研究的第一个也是最普遍的使用便是在寻找使结果最大化的方法。政策研究中的主导学科—经济学—源于一个复杂精密的理论，该理论试图确保多种手段最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提供最大可能的产品。在此，分析单元按照理性的规则运行。[8]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者的推理也与之非常相似，因为它也支持根据彼此不同的价值以及在很少明确说明的条件下以最大化结果。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要最大化社会的产品，并让个人来决定其分配，而是喜欢最大化平等并调整社会的产品以适应这些条件。[9]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认为理性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与如果社会问题（不平等）被消除，那么人们都会达成一致的观点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策略本质上都是最大化的观点；它们在心理学方面比在其概念的使用上才更为不同。

伊斯顿有效地将最大化的观点引入到了政治科学。如果我们把政治系统看作是政治“输入”与“输出”的交换过程，那么经济学的推理似乎很有吸引力，而且在某些内容上的论证很有效力。与许多较重要的知识重组一样，伊斯顿范式对政策分析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让政治学家更加意识到，政治最终导向的是实际的行动过程，并且提升了（抑或是重建）我们对成就（performence）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的意识。另一方面，即使不是直接支持，其与战后美国政治科学对选举、立法行为和社会化的强调也是相一致的。当时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承诺揭示个体的感知、态度和行为是如何形成“输出”的。它似乎已经忘记了其整个范式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机械的世界观，并与古典经济学密切相关。[10]

伊斯顿模型

正是交换模型的弱点使其不适合进行政策的结构性分析。即使在经济学中，关于公共品的定义、只能在集体（联合）条件下生产的产品的定价以及没有市场存在的地方其价格的确定这些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议。和许多政治科学一样，经济学似乎也正是在聚合领域失败了。个体的选择、偏好和需求转化为最终产品、服务和财富的规则几乎没有被理解；微观经济学的世界存在于宏观经济学之外。在微观层面上，关于垄断、寡头和价格决定的相互争论的理论都有它们各自的政治学类比，但在这两种学科中，这些理论都不能轻易地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语言。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现在经常利用这些缺陷来阐明其长处，其通过认为制度和组织问题非常复杂，由此必须找到恢复市场的方法，并迫使使用者建立“价格”，从而为公共部门带来秩序。[11]

其次，一种关于政策与政治关系的“获胜”（winning）观点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获胜”的显著特征是个体选择的巨大不确定性和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计算风险时都存在的困难。其主要的原则是，行为主体不能轻易地最大化他们的回报或收益，但他们可以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必要的方法论上的进步是通过概率论来实现的。虽然这种对政策的普遍观点有许多应用，但它对政治科学家的吸引力应该立竿见影的。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战争的巨大风险和成本，加上对世界大国来说缺点非常大的信息竞争者，已经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应用。将博弈论扩展到政治上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在更薄弱的政治氛围中，强调通过利用不确定性来“获胜”，开始取代了人们是否愿意参与博弈以及如何制定博弈规则的初步考虑。

“获胜”对政治分析的影响有限，但却有很强的吸引力。至少在方法论层面上，它与当时的行为主义研究是一致的。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将选择简化为一系列被统计操纵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这与对做出选择的巨大风险的假设没有太大的不同。而我对这种观点的怀疑是，因为将行为主义的调查结果聚合到一个可以概括国家、正义或平等的层次有很大的困难，“获胜”的范式特别有吸引力。概率具有复杂性以及提供一种量化不可测量的事物的技术的优点。就像强调恰到好处的（最大化）解决方案的做法一样，它也跨越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通过暗示政治应该发现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通常需要并消除它，以之来吸引激进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它为自由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相比新教伦理更复杂的关于人类行为的表述，并同时保持了个体选择的首要地位。[12]自由主义者可能会以不确定性为乐，而激进派可能会等待它消失的那一天，但两者对政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都有相同的观点与看法。

治理问题

第三种关于政策和政治的书写可以被称为“或然合理性”范式，根据这种范式，政治的任务并不是鉴别出对政策问题的最大化或是“获胜”的解决方案。这不是一个由残差而得来的定义，在我看来，“或然合理的”一词似乎包含了其他方法所遗漏的内容。政府显然确实在有互为矛盾的目标、不能最大化结果以及对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作出回应的意义上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政策。就民主制度系统而言，获胜的能力并不比失败的能力更重要。竞争党的制度系统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无论人们希望对理性采用何种标准，参与并不会带来无法忍受的风险并且其能够同时容纳理性和非理性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对政策如何或如何没有使政府“或然合理”的关注，引发了一些对政治的历史的关注，如合法性、赞同的聚集、平等问题以及国家议程的制定。[13]

关于政策的最大化和“获胜”的观点可以阐明政治，但代价是严重简化了政策的制定、执行及其效果。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据其产品、结果或影响来考虑政策的。政策被视为一个因变量，其可用在社会—政治分析（方差分析）中的一系列自变量或通过运用数学原理的偶真性（概率分析）来解释。

如果我们要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应用政策研究，我们就必须牺牲吸引人的因果关系语言，或者至少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变量是简单的描述；因果语言的起源很容易被遗忘。因此，第一个要关注的必须是重新描述政策与政治的关系。描述结构性关系（比行为主义政治学中常用的描述更复杂），以便将政策与制度联系起来，似乎是对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的先决条件。政策的结构性分析有助于解释交互作用：目标如何在各种机构之间重叠；相互依赖：制度上的限制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以及整合：制度如何接纳新的价值和利益。与流行的政策分析模型相反，这样的研究并不能通过统计学上的方差控制来解释一切。结构性问题仅是部分地解释了某个具体的政策，但提供了与更一般的政治问题的具体联系。[14]

我并不是在暗示说，关注政策的结果、影响或作用并不能帮助我们看到政治系统潜在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最令人兴奋的政策研究正是源于这种关注【例如派文（Piven）和克洛伍德（Cloward），1971；奥康纳（O'Connor），1973；甘斯（Gans），1973；以及林德伯格等人，1975】。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扩大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含义，甚至放弃对易于量化的变量的选择。结构性关系不是由统计学来决定的，而是由政治系统的制度化特征决定的。上述作者对“作为整体的”政策并不感兴趣，而是对政策如何描述更一般的政治关系感兴趣。

围绕现代国家的“或然合理”性而得以形成的政策的结构性分析已成为一个规范性问题。“或然合理性”的概念将注意力转移到各种规范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在最大化和“获胜”模型下的政策分析排除了这种考虑，因为聚合和积累的原则没有什么吸引力。一些较新的政策分析假设了平等的规范有着如同古典经济学家利用数学般的确定性。但是对平等的行为主义式测量是模棱两可的，所以这些作家又陷入了无法看到他们自己的规范是否被证实或否认的问题中。[15]因此，政治调查的第一项任务本质上是一个描述性的任务；但愿它有潜力在囊括现代国家的复杂性的同时，实现更高层次的抽象。

国家的发展暗示着，政府现在正不可避免参与到塑造价值观和规范的行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图1中的“或然合理性”一行与最大化和“获胜”这两行完全不同，最大化和“获胜”这两行假设了证明既定的成就、产出或结果的原则是已知和可接受的。一旦我们不再把国家视为自由环境中自由个体行动者的聚合，那么通过个体偏好和表达的市场而进行的交换政治模拟就没有用了。一旦我们能够展现出行动主体对信息、资源和影响力的获取并不平等，“获胜”（支配性）的模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该图可以扩展，以表明每个模型所暗含的分解形式。[16]目前，我只想表明的是政策可以创造价值；因此，现代国家通过它们的政策可能会被更好地加以描述，而不是用所谓的为政策证明的原则或由政策所支持的等级秩序来描述。

图一

政策分析的方法

政治目标

（Policy Aim）

微观层次

（Micro-Level）

宏观层次

（Macro-Level）

政治分析

（Political-Analyse）

最大化

（Maximizing）

激励

（Incentive）

市场

（Marketplace）

交换

（Exchange）

获胜

（Winning）

风险

（Risk）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支配性

（Dominance）

或然合理性

（Plausibility）

集团

（Group）

优先

（Priorities）

议程

（Agenda）

由政策以透视国家

在提出了“或然合理性”范式导向的结构分析之后，我想指出文献中的几个趋势，这些在我看来似乎是指向了这个方向。罗威（Lowi）关于政策的类型学（1964）显然是为了说服我们，政策制定是对国家进行政治分析的恰当起点。[17]这一类型学中的每个类型都有一种明确的政治交换形式，如果将这些形式在一系列政策中进行汇总，就会形成一幅国家行动的图景。我认为，从“个体和环境”层面来看，在这仍有某种模棱两可性以及阻碍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够规避主观性困境的策略，但其需要更明确的定义来涵盖范围更为广泛的国家。此外，也有可能因为将政策类型简单地解释为在政府中实现某个目的的替代方案而重新陷入“获胜”话语的陷阱。

另一个类似的推论来自赫克洛（Heclo）关于政策的论述—特别是他观察到，政策分析更像是对如何在各种选择之间进行权衡的研究，而并不是仅针对一个可供选择的事物（1975:407和419）。我也从他的观点中看到了同样的推论，即他强调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确定由外在而被定义的标准对政策的影响。虽然他并没有试图将对政策的研究提升为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但他确实暗示了，在我们能够做出更一般性的陈述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国家的复杂选择。他显然避免了外部标准的强加，而这种强加必然会将政策研究变成与另一个分析框架相关联的因变量。他的主要实质性研究以一篇关于通过政策发展的社会学习的文章而结束，再次表明政策的制定和再制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其自身的动力（赫克洛，1974：284-322）。

我们可以在雅各布（Jacob）和利普斯基（Lipsky）（1968）中找到类似的论点【另参里克（Riker），1959】。他们的立场来自于对美国州政府绩效的定量分析的批评，这是政策导向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1968：519）。和赫可洛一样，他们指出计划的水平和垂直联系方式是非常不同的；类似的结果并不能向我们保证政治因素在不同政策中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们的辩解似乎是一种方向正确的努力，旨在提醒我们，政府间关系是重要的。我认为，他们的术语“转变过程”（conversion process）是早期关于政府要求相互依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延伸。

这些作者都认为政策决定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政策源于对政府和政府绩效提出的需求的相互依赖或相互依存。在我看来，他们还认为，政策分析的政治目的是不仅仅在于了解政策是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最大化政府的“产品”的，并且政策也不仅仅是关于权力的得与失。以各种方式而言，他们都在主张，在早期的理论中，政策成为用外部和任意定义的标准而（如效率、自由市场、理想化的分配等）被考察的因变量。当我们能够从政府活动的制定和实施中提取出新的价值观何以出现或旧的价值观内容何以改变时，政策也就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尽管我们对政策的结构特征的陈述并不完美（无论是国家的不同政策之间，还是政策在不同国家之间），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试图阐明政策的意义。

注释

我对政策研究的大部分思考都受益于康奈尔大学T.J.彭佩尔（T. J. Pempel）和彼得·卡赞斯垣（Peter Katzenstein）教授一个关于比较政策的研讨会。我们三人都感谢教育办公室，这使我们能够共同致力于本次研讨会。自从1976年10月以这篇文章为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跨国政策研究会议做准备以来，我对这篇文章已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改，而在会议中我也从参与者那里获得了许多收获。我收到并参考了彼得·卡赞斯垣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诺曼·乌普夫教授对该文章早期版本的大量批评意见和注释。

[1]我所说的“现代国家”主要是指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我认为，这为我们初步探索这些观点提供了一个样本材料丰富的领域。并且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将这种结构性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对其进行重大修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组织和政府安排似乎与民主国家有足够大的差异，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它们的结构特征在任何意义上是相同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同样的推理应用于它们或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比民主国家或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更容易识别出其结构性问题和国家组织系统。这是我遵循当前普遍惯例的方式之一，即试图找到“中间”（intermiate）层次的理论。

[2]政府之所以更相信经济学家，是因为经济学家能更清楚地说明他们不能做什么，而非能做什么；当然，这种优点有时也被夸大了。对经济学文本的一项研究表明，其并不声称能解决政治问题，正如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争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具体例子的话可以看下，伯克黑德（Burkhead）和米诺尔（Minor）（1971）对有关公共支出理论的武断进行了毫不掩饰的论述，斯泰纳（Steiner）（1972）对界定公共物品的类似武断也进行了论述。

[3]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版本在历史上源自于这样一种功利主义观点，即国家是一种减少最大化原则可能面对的分歧的手段。这可参见弗雷泽（Fraser）（1973）和罗伯茨（Roberts）（1969）的两篇精彩论述。关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策划者的影响，芬纳（Finer）（1957）的论述引人入胜。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成为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最热心的实践者，由此在许多方面它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点并不会太令人惊讶。

[4]我借鉴了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国家结构分析理论【参见埃克斯坦和古尔（Gurr），1975；以及埃克斯坦，1973】。他拒绝运用用政治分析来从经济角度判定政策的效率或效果的立场，当然也反映在我的分析中，其也反映在我坚持用政策来理解政治制度这一点上。

[5]很明显我遗漏了马克思和之后的社会主义作家。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到改革自由主义国家是几乎没有希望的，并且事实上，这些人直到二战后才直接进入关于政策的讨论。当然，也有针对工人阶级需求的重要政策，但这些政策起码比马克思早了一个世纪。

[6]自由主义者面临结构性调整的需要时是陷入困境的，例如种族和性别平等问题，并且他们也应该知道制度可能会如何应对这些要求。而社会主义者则更难以将实际的政策与他们的阶级和国家理论联系起来；他们失去了信誉，因为他们不能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个基于平等而得以构成的国家，其制度形式会是何种面貌。

[7]虽然许多研究并没有长期性的影响，但其在提出新观点方面都非常重要。在美国政策研究中的聚集问题领域，戴伊（Dye）、夏坎斯基（Sharkansky）和霍夫伯特（Hofferbert）的研究团队表明，让他们有些沮丧的是，没有结构性变量的聚集所带来的结果会是非常小的；由此在之后的研究中，他们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关于早期的工作，请参见戴伊（1966）；也可参其在夏坎斯基处的进一步研究（1970）。至于重新努力建立一个以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的演绎理论，可参本书中佩雷兹（Peretz）的部分。

[8]我有意不将韦伯作为简单意义上的合理性的提倡者而囊括进来。在我看来，“法理型”（legal-rational）权威是指，政府的运作可以是不以任何价值为根据的，而这几乎是我们所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能接受的。可以说这种理想就其自身而言并不稳固，因为我们无法制定不以任何价值为根据的规则，从而设计出按照普适链条运作的制度。从偏袒的意义上来说，韦伯显然是在试图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而恢复自由主义国家的理念；至于他关于官僚主义的概念何以在我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如此模糊，目前我尚不清楚。

[9]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政策并不特别感兴趣。事实上，他对当时既存的经济秩序的假设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假设相似【参谢尔曼（Sherman），1972：359-372】。

[10]为了避免这论断太过绝对，我应该在此点明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最明显的是许多投票分析的前身【参基（Key）和卡明斯（Cummings），1966】。最近，对投票的历史性分析及其与制度条件的结合分析解决了这一问题，例如可参梅休（Mayhew）（1974）。

[11]琼斯（Jones）有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其内容为制度差异和政治考量是如何进入经济计算之中的（1973）。我的同事诺曼·乌普夫（Norman Uphoff）敦促我在汇总表中加入优化（optimization）一行，以反映福利经济学对政策的影响。我不打算低估帕累托的巨大影响以及对这一观念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把“最大化”与博弈论联系在了一起；但我认为，这种阐述不会增加我所试图做出的区别。

[12]虽然这不是对“获胜”观点的流行解释，但来自班菲尔德（Banfield）的解释确是最极端的那一种—也许也是那最明显地将政治视为一种艺术的精英主义观点。正如斯坦纳（Steiner）（1972：50）所指出的，“实际上，他认为个体偏好对决策者的限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从来没有那真正的利益。”

[13]有一些重要的文献试图表明政策如何影响政治，但直到最近学科内部占主导地位的议题则限制了问题的关注和选择。一些关于党派竞争的文献导向了我所描述的方向；例如，艾肯（Aiken）和阿尔福德（Alford）（1970）；沃克（Walker），（1963）；D.罗斯（D.Rose）（1973）；以及霍利（Hawley）（1973）。有关国家政治的文献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可参芬顿（Fenton）和钱伯伦（Chamberlayne）（1969）的总结。

[14]这是我在《意识形态与参与》（Ideology and Participation）（1975）一书中对教条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处于运转状态中的意识形态”（working Ideology）之间作出的区别。

[15]关于语言和政策分析的更一般的问题，可参安德森（Anderson）（1977）。

[16]完成这篇文章后，我读了罗伯特·阿尔福德（Robert Alford）在林德伯格（Lindberg）（1975：145-160）发表的一篇令人兴奋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范式。他分了六类，即可供选择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阶级政治，以及这三者瓦解后的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虽然这可能比我的表述更简洁地描绘出了政治中的动力学，但我认为，在试图解决更一般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做出“中间层次”研究的努力。

[17]更详细的阐述可参罗威（Lowi）（1970和1972）。大部分的困惑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四要素图，其依次表明这些不同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极性的（polar），并且线性关系是可以预测的。我的理解是，这两种推论都不是有意的。可在本书中参凯尔贝（Kjellberg）以详细了解其类型学。

[18] 由于篇幅限制在此难以探索对政策和政治相互依赖性的讨论从而产生同样重要的影响。从关于共同体权力的文献中，人们可对了解地方权力结构如何影响政策重新产生兴趣。这之中比较重要的文献可参克拉克（Clark）（1974）。

政治哲学研究

交流读书心得，收集和分享书讯、讲座信息与会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