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界对“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相关史实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过既有研究较为忽视“中国事务顾问”娄斯（Archibald Rose）的角色与作用。关于娄斯的身份，一些国内很有影响的论著将其错误描述为“前驻华公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认知混乱。本文主要以娄斯的活动为线索，展示英国驻华外交官如何与印度殖民官员密切合作塑造英印帝国“边界”，这有助于认识近代中缅边界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的共生关系。
一、活跃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娄斯
相比麦克马洪与贝尔，学界对英方代表娄斯的关注甚少，对他在华活动与担任英国驻华领事的事迹则更为陌生。国内论著多将其中文名字译作“罗斯”，少数学者依照北洋政府“西姆拉会议”的档案写作“娄师”。“娄斯”或“娄领”是清末民初中文文献中对他约定俗成的称呼，因而本文以“娄斯”名之。
娄斯（1879—1961年），英国萨福克郡人，1897年到英国驻华公使馆当翻译生。1900年，因对抗义和团有功而获“中国战争勋章”，后升至驻华公使馆商务参赞及一等秘书。1902年，他从北京前往四川，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游历。1903年开始，他担任英国驻重庆、烟台、宁波、杭州等通商口岸的领事，1909年1月起任驻云南腾越领事，这是他驻华领事生涯的最后一站。1911年5月25日，腾越领事职务由森美特（J.L.Smith）接任。娄斯在北京与中国边疆地区有长期任职与考察的经历，堪称中国通，然1911年他选择回到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进修高级汉语课程，显示了其对中国事务不同寻常的热情。1961年3月9日，《泰晤士报》吊唁3月3日去世的娄斯，评价道：“他对中国与中国人报以同情态度，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很少有人像他那么了解那个国家。”
得益于腾越领事职务之便，娄斯在滇缅边境傈僳族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10年，他与印度地理调查局的布朗（C.Brown）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专刊》发表论文《中缅边境的傈僳部落》，对傈僳族社会各方面做了介绍，尤详于傈僳语言，并提供了一个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词汇对比表。这类研究将滇缅边境山地民族区域论述为“无主地”，具有浓厚的政治底色，主要是为英国殖民政治服务，建构英国殖民扩张的“合法性”。
滇缅界务问题是英国驻腾越领事的重要工作，涉及腾越以南已定界与腾越以北未定界区域。1902年至1941年间，腾越领事斡旋中、缅官员对已定界地区边民越界互控案件定期审理。1902年，在烈敦（G. J. L. Litton）的安排下，中、缅官员于边境村寨弄马（属缅甸八莫府）设立了会审法庭（Frontier Meetings）。1909年，娄斯对边案会审机制做了重大补充，又在昔马（属缅甸密支那府）设立了法庭。据娄斯自述这是与缅甸省督赫伯特·怀特（H.T.White）充分协调的结果，1909—1910年度的《缅甸行政报告》评价昔马法庭的设立，娄斯要记首功。
在英人对腾越以北未定界地区的侵略活动中，烈敦与娄斯也是诸多腾越领事官中参与程度最深的。为表彰娄斯为缅甸政府效劳，1911年8月英驻华公使朱尔典（J. N. Jordan）建议授予其“印度帝国勋章”（O.I.E, Order of the Indian Empire）。1912年1月15日，娄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论文《印度的中国边疆》，时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暨前印度总督寇松（E. Curzon）在演讲开始前隆重介绍娄斯刚刚获授“印度帝国勋章”，寇松这样描述娄斯的“权威性”：
他在中国西部大范围游历，从而接触中国边疆问题，并与遥远西部独立势力建立了联系。过去三年，娄斯先生在滇缅边境担任腾越领事，任上，正值中国在西部扩张，将其行政边界带到自然边界，但这一大片的未定边界地带实际上是印度的东北边境。他有大量机会四处奔走，与那些在交界地带的部落建立友好关系。他刚刚完成印度和中亚的旅行回国。
1913年，娄斯被朱尔典推选为“西姆拉会议”的代表，身份是中国事务顾问。对印度政府而言，娄斯对中国边疆问题熟稔，且在外交事务上与中国官员有交锋经验，堪称完美人选。吕昭义认为娄斯的身份本就是“西姆拉会议”的阴谋，“就是要把滇缅边界问题混入西藏问题”。兰姆（A. Lamb）还注意到娄斯与麦克马洪有私人关系，“罗斯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与印度政府非常契合；他与麦克马洪和贝尔的关系都非常好”。
二、腾越领事与滇缅北段“边界”
娄斯担任腾越领事期间，正值中、英对滇缅北段未定界激烈交涉，娄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滇缅北段未定界是指北纬23°35′尖高山以北区域“边界”，1894年滇缅界务条约第四条约定：“俟奖励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滇缅北段界务自始就包含西藏的因素，薛福成如是解释：“英人所注意经营者，欲由滇西野人山地通入西藏。惟自昔董以北俅夷、怒夷之地，英人亦未尝深涉其境。外部初议，约略分至二十八九度之间，但既为人迹所不至，滇中亦无人查考，万一受彼蒙混，分入藏地，将来彼必执条约为证据，关系非轻。”这恰恰成为英人钻营的漏洞，以致于20年后在“麦克马洪线”中创造了伊索拉希山口（Isu Razi Pass）这个滇、藏、缅的“三接点”。
1900年2月14日，缅甸密支那府官员郝慈（H. F. Hertz）率领勘界探险队夜闯尖高山以北中国茨竹、赖派、滚马等寨，打死茨竹土守备左孝臣与土兵80余人。中、英双方均坚称对方过界，英方理由是伊洛瓦底江与龙川江、怒江的分水岭当为滇缅分界依据。1905年3月，英方派腾越领事烈敦与中方迤西道尹石鸿韶调查尖高山以北的情况。为期近3个月的调查并未解决双方分歧，反而使得双方立场更加坚定。烈敦向英国政府提交了详细的报告，虽然发现云南边境土司在分水岭以西拥有政治权力，但却极力兜售帝国霸权思想，“希望英政府同时对北京和云南地方政府施加持续的压力，努力劝诱中国政府接受此分水岭作为两国边界”。英方提议以每年1500卢比的价格租借分水岭以西的土地，这并不为中国政府接受。1906年1月，36岁的烈敦猝死于任上。1905—1906年度的《缅甸行政报告》评价他的去世“是英国政府的严重损失”。娄斯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论文中也专门称颂烈敦的“功劳”，寇松与怀特都回应称烈敦之死“是印度帝国的巨大损失”。
1910年，由于英方干涉片马地区的内部纠纷，滇缅北段未定界争端被彻底激化。年初，片马小江河头五寨团首伍嘉元与徐麟祥抗拒登埂土司的杉板捐，唆使寨民控登埂土司于保山县，又逢登埂土司铲烟禁种。伍、徐纠众拒铲，派党羽李三保、段有贤向英人投具禀词。供状递交到缅甸密支那府昔董厅，不过是写给英腾越领事的，格式与书写文字均为汉式。
1910年4月7日，娄斯奉英驻华公使之命前往片马调查“中国的侵略”。据他的报告所述，他谎称自己外出钓鱼，迤西道尹刘元弼虽然有所怀疑，但担心安全问题还是为他配备了10名护卫军。他们穿越明光坝子，于12日到达高黎贡山脚大竹坝，原地等待徐麟祥来接应，几天后片马来人告知徐麟祥已经被押送到保山，登埂土司与保山知事在片马留有耳目。于是娄斯解散腾越护卫，由傈僳脚夫与家仆重组护卫队伍。14日，一行人从大竹坝翻过高黎贡山，抵达片马。在片马，娄斯从李三保那里打探到大量信息。18日，娄斯一行离开片马翻过高黎贡山探访登埂土司。他眼中的登埂土司是一个20岁左右毫无能力的形象，因而他坚信登埂土司只不过是政治工具，整个事件是云南官员谋划的。
除了调查案件情况，娄斯还汇报了片马地区的道路、村落、族群、物产、商品、服饰、矿产、税收等情况。报告中多次强调，片马地方民众希望归属英缅，以及对他的欢迎。讽刺的是，1910年4月18日，英驻云南总领事额必廉（P. E. O’Brien-Butler）致电缅甸首席秘书莱斯（W. F. Rice），提醒缅方接到的供状不仅格式是汉式，文中更将娄斯称呼为“领事大人”和“洋官”，“显示状告人意识到他们是中国公民（Chinese subjects）向外国官员对话”。然而，他仍向莱斯提供了如何狡辩的五个建议。
1910年5月10日，清政府外务部向英驻华公使署理麻穆勒（Max-Muller）抗议，“娄以游历为名，先赴片马，电致省额总领事，请阻陈令勿往……照会贵大臣查照，转饬该领事于此案勿得出头干预”。可是毫无效果，娄斯仍极力干预此案，怂恿李三保带各头人来腾冲备质。待李三保被清政府缉拿后，额必廉还让云贵总督李经羲放人，理由是李三保为娄斯的翻译。娄斯的片马之行，更重要的目标是为英方搜集情报，为缅甸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参谋与指导。1910年4月30日，娄斯提供了中国军队驻防与调度情报，以及可能的行军路线。娄斯与缅甸首席秘书莱斯、密支那府副专员郝慈密切联系。迤西道尹耿葆奎向李经羲报告，11月28日“密芝那府、昔马厅、娄领事齐集昔董，密议边务，其心叵测”。12月初，郝慈率军入侵片马。
朱昭华认为，尽管英军入侵片马又被迫撤回，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却使以后的边界谈判变得更加困难。这也为英印政府提供了边界扩张的经验，之后对藏南地区侵略没有采取类似片马远征的行动，而是预先勘测“边界”、提出要求、逐步侵占。吕昭义指出“英国强行侵占片马地区后，遂将使用武力单方面制造中国与缅甸的边界与其策划的中印边界东段相结合……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的东端只到滇、藏、缅的“三接点”，并未向南延伸至尖高山。不过，烈敦与娄斯都将延伸这段“边界”视为使命。“麦克马洪线”最东端的伊索拉希山口位于东经98°58′、北纬27°30′，英方将其当作怒江与伊洛瓦底江分水岭的起点。1905年会勘滇缅北段未定界时，范围只限于腾越厅边境尖高山至小江一带，即大约北纬25°35′至26°18′之间，再往北则跨入丽江府辖区，但烈敦提出将滇缅北段边界勘至北纬28°。彼时，缅甸政府并不赞同，1905年6月19日发给印度政府的备忘录中指出，北纬27°就可能触及缅甸与云南、西藏的边界三接点，而联合勘界烈敦只到达北纬26°15′的排把，石鸿韶只到达北纬26°7′的卯照，缅甸方面对北纬27°以北的地理情况完全不清楚，认为可能会涉及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分水岭。缅甸政府担心牵扯与西藏的边界，不愿意就三接点的位置做任何精确的申明。不过，烈敦向石鸿韶照会提出由高黎贡山以北直达中国西藏边界，凡水归龙怒二江（即龙川江与怒江）者，地属云南；凡水归伊洛瓦底江者，地属缅甸。“自此次勘界，英致我照会，遂屡见‘由山顶北往西藏’或‘顺至西藏边界’之语。‘西藏’字样，正式出现于滇缅北界交涉之官文书中”。
1910年，英军远征片马的计划是“由密支那副专员带领足够的军警护卫队对边界地区做一次游历，把分水岭以西直至北纬26°15′的地方置于应该的有效管辖之下”。然而，娄斯与烈敦一样，积极打探“边界线”向西延伸的情报。4月30日，娄斯在调查报告中提醒，云南维西厅的官员频繁越过分水岭到访俅江（独龙江）区域，这一区域位于北纬27°至28°之间。7月9日，娄斯分别致电麻穆勒、缅甸政府、英国外务大臣格雷（E.Grey），汇报1908年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巡查至靠近阿萨姆边境的坎底（木王地），以及中国军队在察隅地区活动的情况。
自英方提出“分水岭”划界以来，虽然云南官员对英方阴谋的内情不甚了解，但一直是非常警觉，总体上是结合“西藏问题”整体应对。1910年12月16日，云贵总督李经羲向外务部陈述：
指高黎贡为界，若能就会印图所划至腾永界截止，不越雷池，虽蹙地、失险、吃亏，尚在明处，然彼族目光，久注西藏。烈领、萨使均声明，应循萨尔温江及厄勒瓦谛江之分水岭脊，顺至西藏边界，滇界极点即藏界起点。而藏中之关系尤巨……如何阻止其通藏，一面电知川督暨赵大臣，预为计划，一面与英使迅商办法，派员重勘。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政府对滇缅北段未定界的态度依然如此，蔡锷担心“势必尽蚀我腾、永、丽、维之边疆，上穷理塘、打箭炉，直拊卫藏之背，挈四川之领不止，后患何堪设想”。唐继尧谓“小江以外浪速、俅夷、怒夷各地，为英人通藏所必争”。
然而，如欧阳无畏所说“通检西姆拉会议前后国人所为公私载籍，知滇缅北段未定界务通连西藏者，尚不乏其人。而知其即西姆拉会议之麦线缅段为二而一者，则绝无而仅有也”。娄斯则是此阴谋落地的全程参与者，正当他与缅甸方面密谋出兵片马，英驻华公使馆收到机密文件，1910年10月23日印度总督明托（G. J. E. Minto）致电印度事务大臣莫利（J. Morley），提出一条从西藏不丹边境达旺向东至云南边境连接伊洛瓦底江与怒江分水岭的分界线，即后来的“麦克马洪线”的最初版本。
三、娄斯与“中印边界”
1912年1月15日，娄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论文《印度的中国边疆》，并提供了一幅地图展示他所谓的“印度的中国边疆”。地图比例尺为1∶15 000 000，对中印边境分作“已定界”（Definite Frontier）与“大致边界”（Approximate Frontier）两种画法，后者是西北克什米尔边境，其余包括从云南到不丹的东部边境均作为“已定界”。西藏东南地区的“边界”画法与后来“麦克马洪线”大致相同。
娄斯的演讲由寇松主持，评议人有1904年率军入侵拉萨的荣赫鹏（F. Younghusband）、曾随荣赫鹏侵藏的前锡金政务官惠德（J. C. White），以及前文提到的前缅甸省督赫伯特·怀特。他们都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印度帝国勋章”或更高勋章的获得者，有在中国边境地带长期谋划侵略活动的经历。这一众殖民者中的头面人物，是英印帝国“边界”的重要形塑者。
娄斯演讲结束后，寇松以赤裸裸的殖民话语点评：“即便你确定了一个边界，也并不意味着需要行政管理达到那。”荣赫鹏评议道，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分水岭大体形塑了俄国、中国与印度三个国家的边界。惠德则说要让锡金和不丹永远处于英国的保护下，不允许中国的影响出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
娄斯的“中印边界”画法，应该与1910年10月明托提出的“边界”有直接关系。娄斯1910年发表的《中缅边境的傈僳部落》中用来展示傈僳族分布的地图中对滇缅边界的画法是参考戴维斯（H. R. Davies）少校1906年编制的云南地图，当时对滇缅北段未定界的画法是在26°30′至27°30′之间以怒江与湄公河分水岭为“边界”。可见娄斯“印度的中国边疆”地图对“边界”画法的巨大改变是1910年以后的新“认识”。最大的不同在于和“麦克马洪线”一样将达旺地区画入印度。明托的设想是：
东起西藏东部的达旺地区，即插入英国边境乌达古里北部的楔形地带，向东北延伸到东经94°北纬29°，再向东延伸到东经96°北纬29°。从东经96°向东南某一地点过察隅河，此地点越靠东、越接近日马越好，经过察隅河谷到伊洛瓦底江与察隅河的分水岭，由此分水岭延伸连接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
经1911—1912年间印度政府派遣数支远征队对藏南地区的实地勘测，明托设计的“边界”由印度总参谋部做了若干修改，“不仅暗示着英国将占领达旺和门巴人居住的达旺以南，而且包括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提出该修正边界的备忘录日期是1912年6月1日，娄斯演讲时间是1月，论文发表时间是3月，从时间上看，娄斯的地图画法应该与印度远征队的勘测无关，后来的“麦克马洪线”也与娄斯的画法更加接近。这也说明，“麦克马洪线”并非仅是“西姆拉会议”前印度军方与外交部门的秘密谋划，而是在更大的圈子中被广泛讨论与谋划。
娄斯被选为“西姆拉会议”的谈判代表，或许正是迎合了麦克马洪对“边界线”的态度。1913年9月3日，娄斯陪同陈贻范从上海启程，于会议的前一天即10月5日抵达西姆拉。漫长的行程中，他们应该已经就片马事件有过深入的交流。因为在娄斯去职腾越领事不久，1911年8月，陈贻范便奉授云南迤西道尹职务，首要任务就是处理片马事件。9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还建议，基于陈贻范亲英态度，英方应当趁机交易片马这块“毫无价值的瘴疠之区”，获得从缅甸八莫到腾越铁路的修筑权。不过，英方并没有得到就片马事件与陈贻范谈判的机会。
陈贻范借道缅甸前往腾越，遇辛亥革命爆发，未及上任。据吴稚晖记载，“九月十八抵缅甸仰光，赴云南迤西道任。十七晚，仰光我同盟分会，接破北京之电……华侨环立林振宗店门，声声呼杀该道。该道黯然无言，面无人色”。陈贻范从缅甸到腾越的路线安排，乃是听从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建议。朱尔典似乎对陈贻范有较大的影响力，他向陈贻范施压，让其在赴任之前诱导外务部达成一个基础协议。他期待陈贻范到任后应付赵尔丰，成为解决藏印边界问题的一大突破。这也预示了之后陈贻范为何会被选作“西姆拉会议”的代表及其命运。袁世凯曾提议张荫棠为代表，被朱尔典拒绝。后来，袁世凯又试图派胡汉民参会，也因英方抗议而放弃。可见，中方谈判代表与其英方顾问的人选很大程度上是朱尔典的意愿。
“西姆拉会议”共进行了七场正式谈判，卢秀璋对谈判过程做了详细叙述。娄斯作为中国事务顾问，是陈贻范接触最深入的人员。娄斯与麦克马洪表演双簧，对陈贻范进行诱骗与威胁。在麦克马洪的操纵下，会议的首要问题由西藏的政治地位转为中国内地与西藏地方的“边界”划分。麦克马洪在1914年2月17日第四次会议上抛出“内藏”“外藏”的阴谋。在3月11日第五次会议上，麦克马洪不顾谈判基本准则，在北洋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尚未达成任何共识基础的情况下，抛出英方草拟的“约稿”，试图消解中国的西藏主权，扩张英国在中国西藏的特权。麦克马洪的阴谋和盘托出后，便由娄斯对陈贻范极限施压，以“绝无可能”“不会被考虑”“几乎没有可能”等话语回绝陈贻范对关键条款的反驳与修改建议。4月27日，第七次会议时陈贻范顶住麦克马洪强硬表态的压力，不理英方“撤约”恫吓与“最后通牒”，会议陷入僵局，无法收场，娄斯又化身麦克马洪的台阶，向陈贻范传递对“约稿”的重大让步，诱使陈贻范草签。由于北洋政府坚决反对，陈贻范拒绝正式签字，“西姆拉会议”于1914年7月3日正式破产。
1914年9月17日，中国方面试探重启谈判，但朱尔典故意消极回应，打算以退为进让中国方面无所适从，以便等待时机迫使中国政府让步。据朱尔典叙述，他专门与娄斯见面，数天详细沟通“西姆拉会议”的情况。他对条款并不满意，认为最大的失误是将理塘和巴塘划在“内藏”，向娄斯请教“以其经验判断，英方和其他列强是否应当将这两地视为‘内藏’”。娄斯回答，虽然西藏地方政府提供了文件证据支持这两地“属于”西藏，但中国政府事实上可以在“内藏”任意行动，所以区分归属“内藏”还是中国内地没有实质意义。可见，朱尔典重视娄斯在康区考察的经验，这应该也是他点名娄斯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一方面原因。
“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藏军继续与川军对峙，娄斯也离开了领事界，在华投身商务，但他的经验依然为英国干涉西藏事务发挥作用。最为明显的线索是他与台克满（E. Teichman）的关系。1918年，英领事台克满前往康区“调解”汉藏关系，他对康区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了细致的情报工作，于1922年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论文《穿越康区（西藏东部）》，娄斯成为第一个发言的评议人。娄斯提到他与台克满的亲密关系，在北京合伙经营了一个赛马场。不难想象他是台克满获取知识与参谋的一个渠道。
娄斯还与另一位同“麦克马洪线”有密切关系的英国植物学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华金栋（F. K. Ward）有交集。1911年3—12月，华金栋的滇、川、藏考察由缅甸八莫进入中国，在腾越停留十天听取娄斯“无价”的建议。这次考察，他深入怒江河谷、澜沧江河谷等许多英国人信息极为贫乏的敏感区域。1935年，华金栋在没有获得西藏地方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私闯藏南地区，造成所谓“华金栋事件”，英印政府以此为契机伪造本已破产的“西姆拉会议”的文本，“麦克马洪线”也由此被“重新发现”。
华金栋、台克满与寇松等人都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娄斯与他们的交集当远多于我们所知。近代西方人在中国西部边疆的考察或游历，多多少少都成为殖民者知识积累的阶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就是典型案例，西姆拉会议上三方讨价还价描绘的各种“边界线”，使用的正是皇家地理学会编制的“西藏地图”。该图的第一个版本为1894年发布，之后有1900、1904与1906年的修正版，地图的编制与迭代正是有赖于“娄斯”们不断在康藏地区考察搜集的信息。
结语
娄斯的个案可以作为认识“麦克马洪线”的新窗口。他在片马事件与西姆拉会议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他还以顾问或专家的身份间接参与相关事务，展现了中缅边界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的共生关系，英驻华外交人员与印度殖民官员的密切联系与合作。娄斯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游历，公开发表文章、编制地图将达旺地区画入印度，以及和多位侵略中国边疆的重要人物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活动与关系网络，使得我们能在更广阔时空关系中理解殖民知识与殖民扩张融为一体的现象。此外，腾越领事参与对滇缅已定界地区的边民越界互控案件的审理，又在表面上扮演一个边界维护者的角色。所以说，娄斯可谓是将近代在中国西南边疆活动的英国人的诸多面相集于一身，也展示了不同面相的活动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关系。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
注：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