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与“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时事   2024-12-27 11:36   北京  

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凝聚了近代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愿望的伟大任务。其中,毛泽东对“四个现代化”的酝酿、提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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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成熟的国家建设目标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即使用“近代化”或“现代”一词描述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如李大钊称:“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民主)的颜色。”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选自《中国共产党90年图集》)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闭幕后,进一步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初步设想。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其用“现代化”一词代替了“近代化”,说:“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工业强国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建国方略提出来的。此后,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党对国家建设的战略性目标的提法逐渐清晰和成熟起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出:“为了继续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和东方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随着“一五”计划施行,落后的交通运输状况严重制约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建设。于是,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我党第一次提出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构想。随后,党将视野扩大到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上。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发表讲话,鲜明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因此,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及:“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将“现代科学文化”列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之中。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沿用了该提法。20世纪50年代末,他又有了新的想法,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再次提出要把国防现代化加入到国家现代化的内容中:“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是不是公开讲八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可以考虑,内部要讲。”随后,在中央文件中,在各会议中,多次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1961年9月,他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该文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9月6日,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进行修改。他在初稿上,加写了一大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话,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1963年9月,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会前,毛泽东在修改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自此,“四个现代化”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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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的内涵

新中国建立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便无法巩固新中国政权,加紧实现工业现代化在政治上是紧迫的。1956年,中共八大更是确定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紧实现工业现代化即是集中力量解决矛盾。因此,毛泽东在1963年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才会指出,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他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是“农业劳动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凡有条件的农村基本上实现电气化;农作物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但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的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规模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农业现代化要以集体化为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的国防压力,要想改变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主张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即以此为重点。他强调国防工业布局要科学、合理;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武器装备发展要适合我军特点。并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发展不可或缺。1953年10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不仅要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技术方面,让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1960年,在批示《关于一九六〇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报告》时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国防现代化的作用愈来愈大。”随着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日益重要。1963年12月,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时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此外,还主张向国外学习,“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 

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布局。1956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友人时说:“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七千人大会上,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1963年,他提出待国民经济调整结束后,先用15年基本上建成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用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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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化的其他思考

“四个现代化”互有关联,毛泽东认为不可偏废。旧中国工业水平低,整个国家呈现落后面貌,必须优先发展工业,但不能局限于工业现代化。

1957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问题》,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国防实力的保障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对于工业、农业现代化同样至关重要。1965年9月,在其指导拟定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提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长期的持续的奋斗过程,“四个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交叉进行的。

毛泽东认为,经济上主要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均衡发展的问题,政治上则应聚焦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7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深刻影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为此,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等。   

1945年5月,解放社出版的《论联合政府》封面。 (选自《中国共产党90年图集》)

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现代化建设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

回顾“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和对中外发展经验的总结,通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后,最终被确定下来。它不仅具有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更说明了中国人民在可预见到的将来,通过艰苦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12月27日   总第4231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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