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看过母亲的眼睛了？”
这是一行令人陷入沉思的文字，因为直到问题逼至眼前，我们才会匆忙从记忆中抓取，却找不到能清晰对上的画面。
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看，而是即便看了，也不会特地去关注那双眼睛里包含着怎样的情绪，也自然不会在记忆中掀起什么波澜。
随着年龄增长，与父母的接触逐渐化为一年一到两次的匆匆一见，或特定时间节点的仪式性问候。母亲和她的眼睛一起，在我们的记忆中被抽象为每次踏进家门时的“兴奋激动”和每次离开家门时的“依依不舍”。
其实不止是母亲，在以孩子为中心的东亚家族世界观中，当一个名为“孩子”的新玩家降生，其他的家庭角色都自动成为NPC，个人情感被抽离，只不过“母亲”，是其中抽离程度最严重的角色。
早在2006年，便有一位作家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以此为核心写成小说《红手指》，他就是东野圭吾。
当案件落在普通人头上
在《红手指》的故事中，东野圭吾将视线聚焦到一个普通的住宅区里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在公司度过大部分时间的上班族父亲，以家庭为事业的全职太太，年迈的老母亲和一个中学生儿子——这正是上面所说的东亚家族游戏的标准模式。
按照模式化的剧本发展，老人在家人的簇拥下死去，孩子在众人的祝福中出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即使承担每个家庭角色的个体发生更替，家的稳固结构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在那个一如往常的星期五下午，在这个故事中承担着“父亲”“丈夫”“儿子”多重身份的昭夫正在公司假装加班，就在此刻，一个电话，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NPC人生。
“快回来，出大事了。”
等待他的，是躺在后院里的女孩尸体。
谁是凶手？
此刻，昭夫比谁都希望眼前的一切是假的。
不仅良心的谴责叫人无法承受，他的心中还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念头：全完了，自己努力了半辈子才得以维持的一切，全完了。
刚结婚的时候，昭夫也曾想象过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实却是，父亲去世后，他带着妻儿住进了父母家，从此和年迈的母亲政惠一起，开始了三代四口人的生活。
他把目光落到已变成深棕色的榻榻米上。他记得榻榻米还是青绿色时，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父亲拼命工作一辈子，才建了这么一栋小房子。当时他心里还在埋怨父亲。
但自己又做了什么呢？又回到了这栋小房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能组建起来。单单如此也就罢了，还给其他家庭带来了不幸，而制造不幸的罪魁祸首恰恰是自己。
事到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事件对这个“家”的影响降到最小。
刑警并不是只破案就够了
《红手指》是东野圭吾的王牌系列——加贺探案集的第七案。迄今，这本书已经出版近二十年，一直位居读者心中东野作品的第一梯队。
在这本书中，围绕着“家庭”这个主题，东野不仅书写了昭夫一家的故事，还首次披露了刑警加贺的隐秘身世。
面对昭夫对家庭愚蠢的“拯救”行为，加贺制止了想要当场揭穿的同事。
“这个家里有被隐瞒的真相，但不应该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强迫他们坦白。必须在家里，让他们自己说出来。”
这是加贺一贯的作风，他坚信“刑警并不是只破案就够了，还要拯救因案件而受伤的心”。他直视每一个人的眼睛，在那锐利的眼光之下，谎言无处遁形，与此同时，他也看见了深埋于最深处的伤痛。也正因此，只有他，能够看破“红手指”下隐藏的真相。
他不是天才，而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正因此，他也比推理小说中那些极具魅力的天才侦探们更多了一丝能与普通人共情的能力。东野圭吾在加贺系列中，倾注了对于这个社会最大的深情。某种意义上说，加贺的选择，就是东野对人生的答案。
“家”是什么？
面对家庭这个所有人都无法绕开的难解之题，《红手指》的故事以“尊重”二字作结：
“必须记住的是，越是老年人，或者说正因为是老年人，内心常常会有不可平复的伤痕。治愈它的方法因人而异，虽然他们身边的人也许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即使不能理解，也要尊重。”
加贺愿意去了解为人父母者的意愿与选择，即使不能理解，也会尊重，而不是将主观强加于他们去成全自己的“完美道德”。
在《红手指》这部作品里，昭夫家、加贺家，一长一短、互为对照的两段家庭故事，前者是世人眼中的“幸福家庭”，却成了反面教材，后者早早分崩离析，最后却给了每个成员一个可以称为幸福的成全。
许多时候，我们往往是面对外人，才愿意花心思去倾听、去尊重，却忽视了家人，将那份“不计较”的最珍贵的爱视为无条件的，任意索取。然而，再深沉的爱，如果不投入养分滋养，都有枯竭的一天。
家，本来应该是每个人最安全的港湾，为何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状况是，它成为了深不见底的荆棘丛林。问题究竟出在了何处？
《红手指》中或许提供了一种解法，从认真看一看彼此的眼睛开始，趁还来得及，去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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