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又没发挥好，想表达些什么却总是词不达意，听个报告却提不出什么问题……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只能暗暗叫苦？
上野千鹤子，被誉为“日本最会辩论的女人“，似乎有无穷的动力向世界提问，并且不断输出犀利有力的内容。
近日，上野千鹤子在新书《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中首次公开了自己的思考和输出方法论，用一本书解决你关于表达和写作的问题。
下文摘录自《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一书，内容因篇幅有删减。
01
捕捉让你不爽噪音
世上流通着不计其数的信息，也有许许多多的信息消费者。
有些人不过是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得来一星半点的信息，却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有些人堪称信息极客，利用不为人知的情报源获取珍稀信息。
此外还有信息美食家、信息大胃王和信息鉴赏家。信息消费者可谓形形色色，上有讲究的行家，下有不讲究的粗人。
信息灵通，且对信息质量挑剔的人被称为信息爱好者。当然，正是这群高质量的消费者推动着信息质量不断提高，但我敢断言：信息也好，美食也罢，都是生产者比消费者更厉害！
在美食界，也是厨师比食客伟大得多。为什么？因为生产者随时能变成消费者，但再精通的消费者都无法成为生产者。
我一贯要求学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我时常告诫他们：与其做信息爱好者，不如做独一无二的原创信息的生产者，哪怕产出的东西再拙劣也无妨。
成绩好的学生容易变成挑剔的信息爱好者，经常强人所难、吹毛求疵。对着别人生产出来的东西，谁都可以提出尖锐的批判，有时甚至能因此收获快感，但在对方抛出一句“你行你上”的时候，又难以提供替代方案。
本科生也就罢了，研究生和其他进入学术知识再生产制度的人绝对逃不开“你行你上”的批评。
如果在消费信息的同时带着信息生产者的立场，消费信息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因为你会去思考幕后，琢磨这些信息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信息源于噪声。没有噪声，就没有信息。
何谓噪声？噪声就是别扭、执念、疑问、疙瘩……因此，在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停止思考的人是不会产生噪声的。
这个环节以前也被称为“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不会有问题。借用信息科学的术语，也可以将问题意识描述成“捕捉噪声的敏感度”。
“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是每个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问题。
提问也许是难度最大的环节。因为解答问题的方法可以教，提问的方法却教不了。而且，提出没人提过的、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很考验提问者的人生态度与个人品位。
02
提专属于自己的问题
我不厌其烦地提醒学生，“提可以回答的问题”，“提自己搞得定的问题”，“选择可以获取资料的研究对象”。
越是缺乏经验的初学者，越是容易把包袱皮摊得太大。要想提好问题，关键在于掌握“叠包袱皮”的诀窍。这就是所谓的“聚焦”或“缩小范围”。
也许有些学生想挑战更高难度的问题。但研讨组的“演习”旨在让大家体验提出问题并给出解答的过程。一旦掌握解题方法，便能灵活运用。先用简单的问题练手，再逐步提高难度，挑战更大的问题就是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要提不属于他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在指导研讨组时，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无论学生提什么问题，都不评判其价值大小或优劣。因为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没人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话，而我的观点是It is your question, but none of my question。
这似乎与“生产信息就是生产对知识共同体有价值的公共财产”相矛盾，但我之所以强调要提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皆因研究是一项烦琐、耗时又费力的工程。没有想解开的问题，就无法坚持走完这个麻烦的过程。
哪怕一个问题对其他人没有意义，只要对研究者自己有意义，就能收获名为“满足感”的回馈。“哦，原来是这样！”——对做研究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豁然开朗更有价值的回报。
我总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也因此提出了绝不会在其他研讨组出现的主题，有些天马行空，有些直教人皱眉。
从“如何度过平安夜”这种无关紧要的主题（但我从不会说问题毫无价值）到“（对自己来说）最色情的性行为是什么”“顾客在恋爱风俗店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嗯，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自己收集资料了。”我这样说着，鼓励学生自己研究，而他们也根据一手资料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离巢毕业。
据说有些研讨组是老师设定主题分配给学生，但我从不这么做。与所谓“调查学习”不同的是，我也从不会让学生收集现成的二手信息，弄出几篇谁来写都大同小异的报告。从这个角度看，上野研讨组营造出了少有压抑（即容易产生噪声）的环境，个性人才辈出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03
我的问题我来答
再聊聊“当事人研究”吧。
当事人研究，说白了就是“我的问题我来答”。女性学就是一门由女性自己来解开“女性”这个谜团的学问。如今，女性学在学术界已经站稳脚跟，成立了学术团体，拥有了学术期刊，争取到了研究所、讲座、职位和研究经费。
提问就是提出一个问题，而问题可以是question，也可以是problem。女性学从女性问题出发，但它不仅是关于女性的问题（problem），也是女性提出的问题（question）。
对我来说，身为女性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只因为是女性，就会在社会上遭受他人不合理的对待。我想解开这个谜，却发现以往的研究尽是些“男人教你识女人”的玩意儿，“老子最了解女人，你乖乖听着就是了”的态度跃然纸上。
那些研究不仅无法说服我，还充斥着男人对女人的妄想，让我十分反感，心想“你们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啊”。
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她们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女人自己最清楚。由女性开展的女性研究之所以少，是因为学术界的女性研究者的绝对数量少。于是我们开创了“由女性开展、为女性服务、关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 on women, by women, for women），女性学就此应运而生。
“女人研究女人过于主观”“不中立就不算学问”“男人怎么就不能研究女人了”……女性学刚成立就遭到各方批判。学术界对“中立”与“客观”的信仰至今根深蒂固，甚至有人当面对我说：“女性学？那算哪门子的学问？”
当事人研究的立场便是“我就是我自己的专家”。女人最了解女人，那就让我们女人来研究女人吧——女人从学问的客体转变成主体，于是才有了女性学。“我居然能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我在初次接触女性学时的茅塞顿开还历历在目。因为在那之前，我也一直认定学问就应该是中立和客观的。
所以，问题首先得是自己想问的问题。
研讨组曾有个学生抛出这样的疑问：“老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越能直白地引出最根本的答案。我下意识地回答：“就是揪着你不放的东西。”这个脱口而出的回答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
从小到大，“身为女人”就是揪着我不放的谜团，所以我决定把它当作研究问题。再加上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还是个不幸的家庭主妇，我接二连三地发问：“家庭主妇是什么？是干什么的人？”“为什么女人会成为主妇？”“成为主妇会遭遇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家庭主妇”是一个深奥的研究主题。
我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1990/2009）正是通过家庭主妇，揭露了近代社会的结构。女人当家庭主妇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从未有人认真提过这个问题，既有研究也很少。
同理，身为身心障碍人士、在日韩国/朝鲜人、性侵受害者……也可能是揪着你不放的问题。在外国出生长大的日本女性说，“身为日本人”是比“身为女人”更大的谜团。
每个人想要解答的问题形形色色，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和人生经历。遇到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研究者莫大的幸福。不是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也无法全身心投入研究。
尾声
学问乃极道
我常说学问是一条只求自己痛快、至死方休的极道。
有人把做学问比作“穷人的消遣”，但做学问费时费力又费钱，与“穷人”实在不搭。而我之所以用“极道”“消遣”这样的字眼，其实是为了告诫自己：别以为和音乐戏剧等各种各样的“极道”相比，学问能有多少特殊的价值。
因为若是不加约束，做学问的人往往会自高自大，误以为学问处于人类各种文化事业的金字塔尖。
提问永远意味着“提自己的问题”。那个问题不能是谁塞给你的。所以我时常提醒那些抱怨研究得不到回报、换不来职位的研究生：
“你走的是解答自身问题的极道，问题又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你又能怨谁呢？世上还有比这更奢侈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