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史学研究从朝代更替逐渐转向边缘群体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一书给中国史研究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范式——历史书写应该如何切入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
《王氏之死》以一桩清朝妇人之死的疑案为切入口，还原了十七世纪一个清代边缘县城的生活图景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景迁在图书馆无意读到了妇人王氏的案件，史料中寥寥几页的记录，却引起了史景迁极大的兴趣。
王氏的故事就像一块散落的拼图碎片，史景迁无意中拾起了它，由此拼凑出了一幅关于动荡时代下小人物的生存图景：“我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事实捕捉者，去寻找那些确实的拼图。“
在《王氏之死》出版四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阅读史景迁。
《王氏之死》
自序
本书以 17 世纪中国北方一隅为背景。确切地点是山东省一个名为郯城的县城，故事大半发生于1668至1672年间。本书聚焦于当时当地那些非士绅阶层的平民身上：农夫、雇工及其妻子。他们陷入困境之际，没有官场关系帮他们应付，也没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可以倚赖。
我在四次小危机的背景下观察这些百姓：第一次涉及土地耕作及赋税征收；第二次是一名寡妇试图保护其子嗣及遗产；第三次是地方恩怨引发的暴力事件；第四次，是一名姓王的妇人无法再忍受生活现状，选择逃离郯城的夫家。我称这些为“小”危机，是就整个历史记载的脉络而言。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这些危机至关重要，是他们的命途祸福之所在。
我力求让此故事保持乡村和地方色彩，因为前人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并非取材于特定一处，而是汇集了广大地理范围和漫长时间跨度中的各种证据，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将人去个体化。
除此之外，当人们进行地方性研究时，往往并不聚焦于乡村本身，而是更关注本就有特色和名声的地区， 例如当地出过多少才俊人物，或是当地曾爆发的叛乱之残酷、 经济环境多样性和重要性，以及社会组织的历史复杂性。然而，郯城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它在17 世纪没有任何杰出人物出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也十分稀缺。尽管多灾多难，民众却并未想到叛乱。
从历史中唤回穷人与被遗忘者的生活往往是很困难的。讽刺的是，尽管中国对州县历史的编纂周备详尽，大多数地方记录却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仵作验尸报告、行会交易记录、详细的土地租赁记录，也找不到各区域出生、婚姻和死亡的登记册——正是这些资料让我们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有非常详细的了解。不过，还是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资料。我在试图深入郯城世界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三种不同的资料来源。
第一种是编纂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传统中国的县志通常遵循一种模式：由受过教育的士绅精英编纂，他们按顺序处理县史的一些主题，如该县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城镇与城墙、地方的官署与衙门、庙宇、土地与税收制度、地方名士与在职官员的传记（包括那些被认为格外“忠贞”或“高洁”的妇女）。
若是军队、盗匪或自然灾害直接影响该县，也会被记载下来。《郯城县志》在内容或体裁上并无特殊之处，但对该县的民生疾苦，其描述写实而生动。这类方志中细节的丰富程度，往往与事件的发生年代与编纂年代之间的距离成正比。《郯城县志》编纂于1673年，这意味着，编者对过去几十年事件的记忆是严肃的平铺直叙；县志主编冯可参似乎也乐于编纂一部真实的凄凉记录，而不以怀旧或得体的笔触加以粉饰。
第二种资料是士大夫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撰写的一部个人回忆录兼县官官箴。同样，这并非什么新体裁。此类官箴从前就有，旨在指导官吏如何评估自己的职责，以及如何依个人利益与县内百姓利益行事（二者有相当一部分重叠，因为如果施政者因贪婪、愚蠢、残暴或无能而激起民愤，致使百姓抗争或拒纳赋役，知县将被重罚或免官）。
整个17 世纪，中国各地知县共一千四百人，他们都处境艰难。因为他们虽然拥有强大的地方管辖权，承担了地方上首要司法官、财政官及公共安全守护者的职责，但在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亦属于低级官员，上有知府，再往上是巡抚，再至京城六部及皇帝本人。此外，一套精密编纂的行政法典也在约束他们的日常行为，就如体量巨大的《大清律例》。它发展自明朝的先例，力图将所有已知的犯罪或越轨行为系统化，并规定了各类罪行的固定惩罚措施供上级长官参考。知县们也要对辖区内的一切失职行为负责。
黄六鸿于1670年至1672年担任郯城知县期间，与同时代的在任者一样，也受制于此类约束与压力。但黄六鸿的观察力异常敏锐，注重细节，追求准确：他在撰写官箴时，时常会记述某起特定事件发生的准确时辰或（阴历）日期，以及某一特定交易或冲突中涉及的确切金额或参与人数及身份。这与《郯城县志》或其他同代记录中的细节相互印证。因此，黄六鸿并不满足于泛泛而谈；在官箴中，他以个别例证阐明自己对行政与法律的观点，而本书的核心部分正是取材于郯城县的四个案例。
第三种资料是散文家、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蒲松龄住在淄川县靠北，与郯城仅隔着一片群匪盘踞的山丘。他在西方世界并不出名，却是中国最杰出的天才作家之一。
我发现他于17世纪70年代在山东地区从事写作，并于1670年和1671年经过郯城，于是决定以他的视角来填补冯、黄二人更套路化的历史和行政著作中的空白。虽然冯可参与黄六鸿意外引领我们深入郯城的一个重要领域—个体的愤怒与不幸，但他们无意探究另一些领域—孤独、性爱、梦想，正是后者令蒲松龄着迷。
因此，我从他的众多面向中选取了三个来描述：山东记忆的记录者、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以及意象的塑造者，在最后这个身份中，他有时具有惊人的魅力。在我看来，唯有通过蒙太奇的形式，将这些人物及意象拼贴组合，我们才有可能从那个过往世界的其他资料中突围，更接近妇人王氏死前在睡梦中的所思所想。
因此，本书始于妇人王氏，自然也以王氏终结。
数年前，我偶然在图书馆中读到她的故事，她引我进入郯城，引我发现郯城历史的悲痛，引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在所有可见的财富、影响力和权力上都分配不均的边缘县城。
我至今仍不知她的故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折射出整个清朝的境况，但我猜想应当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妇女和像郯城一样的县城，人们在这里忍受苦难，缴纳税赋，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我对王氏的反应幽微难言。于我而言，她就像是退潮时海水中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我怀着几分遗憾从浪涛中将它拾起，心知随着阳光蒸干水分，石头上的色彩也会逐渐褪去、消失。但这块石头的色彩与纹理并未消散，反而在我手中变得更加鲜明。我时不时还能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在向握持着它的血肉传递温度。
史景迁
蒂莫西 · 德怀特学院
耶鲁大学
1977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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