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自传｜梁鸿：我为“梁庄”作传

文摘 2025-01-23 22:07 河南

《梁庄》：源自“巨大反叛之心”

当年写《梁庄》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非虚构”。写《梁庄》是源自“巨大反叛之心”，我不想写成这样，不想写成那样，出于非常本能的反叛。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写成什么，只知道肯定不是论文，当时写论文太多了；也不想写成小说，因为我觉得小说跟我要写的东西有点距离感；也不想写成日记体。按照我和这个村庄接近之后的本能想法，我来琢磨我怎么写，至于它成为什么，当时并没有这个考虑，也没有这个焦虑，不知道“非虚构”是什么。那时的反叛恰恰是对自身已经形成的知识体系、对此前所接受的理论训练、对曾经所看到的文本的反叛，觉得这些对眼下的这个写作好像都少了点什么，所以不想按照这些来。这个“少了点什么”，我觉得就是写作者潜藏于心的直感，这个直感到今天为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写小说、散文，还是写“非虚构”，感觉“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这就是你作为写作者的直感，你一定要找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虽然或许最终没有达成，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肯定会朝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当时在好几个“不想”的选择之下，我在和梁庄那些老乡、亲人交流、交谈的过程中，在整理录音资料的过程中，慢慢地萌发了现在“梁庄”系列的文体和样式，后来也被放置在了《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之下。

我把我的稿子给李敬泽老师的时候，只说我写了一篇长篇散文，当时不知道他会发在哪里，也不知道、更没有看过《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开设于2010年2月）。2010年9月，《梁庄》首次刊载于《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后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时，改名《中国在梁庄》。后来，我跟张莉、李敬泽老师讨论，我们都感到把《梁庄》放在“非虚构”这个地方好像是恰如其分的，二者得以相互彰显，甚至产生了一种化合作用。

《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在开设了半年多以后，突然间有了各种反馈。《梁庄》之后，又出现了李娟、慕容雪村等人的作品。在成为一个现象之后，大家才觉得“非虚构”好像可以拿来讨论、命名、解释，也可以作为一个文体来进行阐释了。由此，就出现了学术讨论，比如一些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开始研究《梁庄》和其他的“非虚构”文本；各大新闻机构、自媒体、公众号都在讨论“非虚构”，包括各行各业也在进行各种“非虚构”的收集、整理、征文等活动，这也是“非虚构”在文学层面、学术层面、大众层面的真正诞生。

“梁庄”效应：

融入全民写作的时代洪流

对于随后出现的全民写作现象，我觉得在一个时代内部有全民写作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发声，例如网易的“人间”栏目，讲述了很多真实的故事，等等。可能有的从文学上面来讲一般，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就想写一些文字让我的朋友、邻居看见，如果能把“我”的故事写出来给两个人看、三个人看，每个人写一个评语，那么“我”就被看见了。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承担了一个全民发声的作用。每一个微小的人、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在试图发声表现自己，哪怕只是昙花一现，万千微小的声音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洪流，它不单是一种声音，而是由无数个声音构成的。因此，我觉得“非虚构”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找到一个写故事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历史回响或者历史现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再从文学层面举几个例子，比如，你会看到一些原来在新闻界叫“深度报道”的文章，现在也叫“非虚构”了，当然新闻大部分是有事件的，不像《梁庄》是无事件的，就是一点一滴写日常生活。我发现记者们的写作手法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单单写人物、故事、时间、结局，他们也开始用更为朴素、更为深入的文学笔法来看待和书写他们的写作对象。

比如，2021年有记者写云南大象迁徙的文章，把大象的迁徙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来书写。我觉得这种结合手法，使得“非虚构”写作一下子拓宽了。记者拥有一双深度的眼睛，这双眼睛我们文学作者往往不具备，因为文学作者更多倾向于在家里面，他的深度考察、跟踪能力一般，而具有现场调查功力的记者，一旦他的写作观念发生改变，能量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包括最近几年我所看到的翻译文本，那些卓越的人类学、社会学成果也真的都是非常优秀的“非虚构”写作。比如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是作者在深入调查9个月后所写的美国城市中的一个贫民窟，它就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一样，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文本，它带有修辞，带有情感，同时又非常克制，非常细微地描写了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表情、内心的痛苦，面对被驱逐出门时的那种无奈、那种恐慌、那种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的无所归依的感觉。这种写法让我们看到“非虚构”写作的宽广，以及它的内在的能量。

因为“非虚构”在中国的出现才短短十几年时间，在西方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概念。今天，随着写作者眼光、视野的越来越宽阔，我觉得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应该会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方向。

写作“梁庄”：“我”的独特性

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是持非常谨慎、辨析的状态。《梁庄》当年出来以后到现在为止，有很多肯定，也有很多批评，各种渠道都有很多读者的反馈、留言，我都会去看一看，也会去琢磨。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梁庄》的文笔还是比较轻浅，当然轻浅也是我追求的目标之一。当时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除了大家在那种急剧变换的时代里面产生的“我的家到哪去了”这种对乡村的内在焦虑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写法即“我”的独特性。突然间有个人带你看了一个真实的乡村，这个人好像是我们传统文学里面的知识分子，但又好像不是，因为她是那个村庄里面的人，她的定位就不是完全的知识分子；她好像就存在于村庄里面，但又不是完全的村庄里面的人，因为她早已从村庄走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带着你到了村庄内部，去看这个村庄的房屋、河流、树木，再去看这个村庄的人，看那些老人，看那些小孩，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突然间，就给你了一种巨大的真实感，这个真实感可能是小说所没有的，是虚构很难获得的。为什么不是真实本身而是真实感呢？因为我看到的是真实，但我把它写出来已经隔了一层了，读者读到的肯定是一种真实感，它和真实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每个人看到的真实是不一样的。当贾樟柯到了梁庄，他说：“天啊！如果我写梁庄肯定不是这样写法。”我说：“对啊，因为那不是你的梁庄，是我的梁庄。”因为我看到它20年前是什么样子，我知道20年前村庄里的这个人站在那个地方，说着什么话，表情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20年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点。我想要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情境，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也不是只在历史深处，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

梁鸿：《中国在梁庄》

这个“我”，不是一个调查者到了这个村庄做一个问卷调查，查查这个村庄的婚姻状况、人口结构是什么样子。不是的，这个人跟这个村庄是有关系的，是有爱恨情仇在里面的。所以，我在“梁庄”系列这三本书里面都是用的亲人的称呼，而没有写具体人名，这也是我经过充分考虑的结果。因为是以我的视角来写的，当然应该用我的亲人，比如“婶婶”“侄子”来称呼。这个称呼决定了你和那个村庄距离没有那么远。后来也有批评者说这个里面“我”的距离太近，如果说《梁庄》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距离没有把握好，忽远忽近的，这个批评也对。但是对于我而言，没有这个“我”，便不成为《梁庄》。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成为你的某些缺点，但是如果没有它，“梁庄”系列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面貌，肯定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读。这个“我”是必须在的，因为梁庄不是一个陌生的跟我无关的村庄，它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家，那里面还有我的亲人在，所以我不可能采用完全客观的手法来写。我们今天反过来再回望再分析，正因为里面的“我”带有的感情色彩，所以才引起当时那么多读者的共鸣。很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包括我后来写第二本《出梁庄记》的时候去一些工厂调查，和工友在一起聊天，每个人站起来都说自己的家，讲得特别投入、特别开心，他看完《梁庄》以后想的不是梁庄，而是李庄、王庄，是他自己的家。如果他看完了觉得那是你的梁庄，跟我没有关系，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为看完了《梁庄》以后觉得也是自己的家才会引起真正的情感共鸣。到今天为止，很多读者在微博里面留私信，说梁老师我也回家看了，我家什么什么样，我的亲戚也是什么什么样的，还给我讲一个个故事，说明他得到共振了，这是我作为写作者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此，这个“我”对于梁庄而言，它的独特性是必要的。第二本写《出梁庄记》的时候，我反复琢磨了好久，我还用不用这个“我”？因为第二本书写外在打工的人，要看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风景、不同的角落里的那些打工者，有在工厂打工的，有蹬三轮的，有在高速公路旁边摆摊的，完全不同生态，我该怎么样来写？经过了充分考虑以后，我最终选择了以“人物自述”作为《出梁庄记》的基本叙事方式。我决定里面还是得用“我”。因为第一本写的是在家的梁庄人，是“我”回到梁庄；第二本开始跟着梁庄人的足迹往外走，他们本身分布在全国各个城市，彼此之间也联系不多，因为“我”的脚印把他们连接起来了。如果没有“我”，梁庄无法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梁庄。此外，这里面的“我”还多了一重空间，我们作为已经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怎么看梁庄？生活中的很多人对于我们而言都只是一个个符号，但是当你想到这里面的人有我的老乡，有我原来认识的人，就会产生异样的感觉，所以希望唤醒大家在这个层面的一重空间，希望让读者意识到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我”，一样隔着玻璃在观看这个空间，就有了一种距离拉近的感觉。第三本《梁庄十年》大体也是按照这个体例来写的。

梁鸿：《出梁庄记》

这三本书就我的人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好我那个时候30多岁，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开始跟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现场，有了一种深度接触，内心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振荡，我在这三本书的写作过程之中看了无数书，思考了无数问题，构成了此后我的思想基础，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也非常幸运的是，这三本书到今天为止还是不断会有读者来阅读。

“梁庄”之后：何以“非虚构”

今天我们谈“非虚构”，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独特性的。非虚构并非面对的就是一个现实、一个现场，实际上它面对的是如何去深入现场、书写现场，把真实的现象真正地展现出来。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并非“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现实和真实不是一览无余的，它不是平面化的，任何一个现实里面都有无数的折射面，它是一个无限深远的东面，这对写作要求更高。你得拥有足够的观察力、理解力，拥有足够的知识面和足够写作能力，才有可能把这个现场写得细致入微。所以，我觉得“非虚构”没有想象那么难，但是也一定没有想象那么容易，这基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基于我们对于真实的理解。

我到很多地方作讲座，尤其一些想写作的人经常对我说他们也想写他们的村庄，我说你一定要找到新的写法，因为“梁庄”已经在这里了。可以说，我给梁庄这个村庄作了一个传，给梁庄的人作了一个传。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

我是2020年写的《梁庄十年》，现在距离“梁庄二十年”2030年还有几年时间，我现在说起来依然兴致勃勃，我还想写，我老了，写不动就算了。但是从2008年写作《梁庄》开始，未来的2030年、2040年、2050年，最起码在我活着还能写的阶段，留一个几十年的村庄缩影、一部村庄传记，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自己觉得索然无味，不想写了，就不会再写了。里面的人还会不断牵引着我，比如我在《梁庄十年》最后写的那个阳阳现在已经不上学了，在青岛和他父亲一起在电镀厂打工，这个“十一”假期我准备去看他。这些行程、这些访问我都是兴致勃勃，很开心、很愿意去做的，好奇心永远是写作重要的一个起点。

梁鸿：《梁庄十年》

所以，我觉得传记没有必要束缚自己，真的可以是一个大概念，要有容纳力。因为历史是传记，个人是传记，国家、村庄也都是传记。在今天的写作里面，我反而觉得不要弄一个篱笆把它隔起来，“非虚构”、虚构、传记、纪实、报告文学，写作你就好好写，写成什么样让评论家他们来评。

“非虚构”使得文学重新进入公共空间，这一点特别重要。都说80年代是文学的启蒙时代、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大家能够看到文学，一个诗人可以成为无数人追捧的对象，90年代就没有了，到了2000年的时候简直是销声匿迹，文学几乎在市场上不占什么份额，在人们的心中也不再有什么分量。我觉得“非虚构”刚好是一个契机，使得文学重新在现实中发挥有效性，这点特别重要。

《梁庄》出来了，只不过让大家看到这种方法，还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运用，因为文学就是不断推陈出新。我自己也在不断向前。我喜欢看人类学、社会学包括政治学的著作，包括今天再看孔飞力的历史学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我觉得把它放在“非虚构”写作里面，也是非常好的文学文本。我曾经写了一篇论文《谁要“叫魂”？——〈叫魂〉及其象征》，分析这部历史著作中的文学结构。包括前面提到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实际上也非常具有文学色彩。我觉得优秀的非虚构写作，无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都一定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学色彩，这个文学色彩不是指的修辞，而是指它的逻辑性和整个情感的表达方式，一定是具有非常强的文学感染力。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是非常标准的社会学著作，读完以后却让人非常感动，感动在哪里？在于他如此细致入微地把那群人的表情、动作、迁徙、艰难，都写出来了，我们从文学角度来看就是文学文本。所以，我自己就在学习，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写出这样具有社会学性质、人类学性质的文学文本，因为我觉得文学需要这样的跨学科视野。

近年来，“非虚构”异军突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不管是专业作家还是普通人的写作实践，应该会有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文本出来。小说也是一样，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修炼，慢慢才有这么好的作家群体，每一个文体出现都需要作家写作和理论家界定不断去磨合，最终成为一个所谓的文体。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本身而言，还想再挑战一下试试有没有新的可能。因为“非虚构”这个概念还没有完全固化，包括小说也没有完全固化，需要写作者不断实践、不断延伸。我自己接下来还要继续不断地寻找边界。我愿意去探索文体的边界，喜欢看到当超越或模糊这些边界所产生的特殊效果。我觉得最起码于今天而言，作为“非虚构”的写作边界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有益的探讨。对于理论者而言，对于写作者而言都是非常严肃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不断探讨的过程中才能看到我们的视野有多么偏狭，我们的视野里还有多少空白我们不知道。如果满足于此，只能说我们太自满了，发现不了新的空间了。所以，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我愿意不断挑战边界，琢磨这样写行不行，那样写行不行，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再写，况且我觉得无所谓失败可言，尤其面对“非虚构”这样一个新鲜的文体。作为我，好像还有一点像评论家们说的责任感，还想把它往前再推进一点。所以，未来的写作我还是想继续尝试、探索用新的方法，创作出有别于“梁庄”系列的全新文本。

本文根据梁鸿在2024年9月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传记和非虚构写作：现状、问题与未来”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4年第11期
“作家自传”栏目

南阳访古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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