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褚一斌，褚橙品牌传承人、云南褚氏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根据褚一斌先生在华夏基石六君子塾、百新书局主办的《褚时健的时代意义与精神传承》企业家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今天很高兴，尽管是凌晨四点起床，从一个云南玉溪戛洒褚氏农业的基地赶到了中国的第一都市——上海。刚才陈总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年轻人。浙商应该说是中国商业的先行代表，而且是年轻的群体。这样的交流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在座的各位里，我跟彭（剑锋）老师的交往已经有不少年份，疫情之前我们有很多关于中国企业的一些管理总结、展望的交流，关于我们国家40多年的飞速发展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的一些展望。虽然我们40多年都是在学西方和日本，产生出来我们40多年的发展奇迹，但这样的奇迹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是完全西方的，也不是完全日本的，而是带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基础。
今天跟彭老师以及各位华夏基石的合伙人，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孙波老师都在交流这个问题。当然，到我们基地最多、交流最多的是这本书《经营十四条》的作者王祥伍老师。王祥伍老师是《经营十四条》这本书的执笔人，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包括彭老师在内，应该说有很广泛的作者群体，我在此对大家表示感谢。
在座的大多是年轻人，像我父亲这个年龄段，对你们来讲很遥远，我也没想到有那么多年轻朋友来关注，所以，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
1987年，为了躲避强光，我24岁的时候自费跑到日本，洗了一年多的碗，没有什么奋斗的潜劲。我是云南人，到了日本以后，身边没有云南人，基本上都是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浙江人，我的思维是底层思维，对所有的东西都是仰视。所以，我跟彭老师不一样，他们有理论体系，会系统化地分析一个企业的发展经验，我那么多年就在父亲身边向他学习，是从每一个动作去思考的，从设想到结果的思考。从2018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农业企业。
今天的重点是针对《经营十四条》——父亲的管理思考，说说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总的来说，标题很简单，“十四”条，那我就从我不那么善于系统化总结的一个角度来说说我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企业必须要盈利。我相信在座的都懂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一个商业企业如果不盈利，如果活不下去的话，考虑未来，这不科学。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我得先能照顾我自己，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才能去尽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我能照顾自己，才有可能带领我们身边一些小的公司。特别像我们从80年代起步，从三五人开始，然后逐步地发展、扩大，今天我们看到国内的很多企业，几十万上百万人，那企业的责任边界才可以慢慢延伸出去。而企业盈利是一个基础。
我父亲的工作历程，我觉得有三个阶段最有代表性。
第一个阶段：60—70年代的糖厂工作。
那个糖厂边远到什么程度？我4—16岁都待在那儿，我们到县城里面要花一天半的时间，到玉溪市要花三天的时间，而且没有正常的交通工具。那个地方最有尊严的是什么人？货车司机是最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那个糖厂就是在那种场景里一个濒临破产的100人左右的小工厂。
那个时候，刚好是反右时期，父亲本来是去界定右派，没有完成任务，他也变成右派。到了那个地方,那时他没有名义，他不是厂长。当时叫他干厂长，他看到100多号拖家带口的员工，如果加上员工家属的话，大概二、三百号人。而且这个糖厂没做好，每年要亏10来万块钱，60年代的10来万块钱，是什么概念？一个人的工资大概也就十几块钱。那父亲就在思考用什么样最简单、最高效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动作能够提升糖厂的生产效率。
这其中有两个东西值得注意。糖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甘蔗。通过压榨，把甘蔗里的糖分压榨出来，然后通过高温提炼，形成糖。以前的老设备是什么？两种压榨滚筒金属结合，把水挤压出来。他一看，说这个不行，出糖率太低了，糖渣里面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他不懂机械，但他懂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再加压力，发现加了以后还是不行，其实这个说简单也很简单，他就是一次一次的试，就在滚筒边上加个温水，然后再把水和糖进行第二次加温，这样出来的汁液，避免了流失。
但又制造了一个问题，就是给后端增加了成本，因为水分的蒸发需要热量，那个时候糖厂是用的柴火烧。怎么办？柴火锅炉、蒸馏水分，用蒸汽来转化，后端成本就下来了。于是一个榨季从12月份到2月份，就是三个月时间，到第二个榨季就赚钱了。但那时候赚钱是什么概念？糖价已经被锁死，就是做成糖之后交给供销社，供销社是定价收购的，那赚的什么钱？成本降低了，就赚钱了。
所以，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从我一个晚辈角度来思考的困惑点在于，你为什么做那么多贡献？你又不受尊重，为什么你还要加时间去工作？他说：人对环境其实是有选择的，我对他们的情绪是可以左右的。
第二阶段：玉溪烟厂。
烟是一个受专卖保护的行业，一个特殊行业，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行业，按理说，这种行业不应该亏损。但玉溪烟厂依然是亏损，而且范围更大，上千人的规模。那个时候，玉溪这个地方，傍着工厂，人很多，文化革命的时候，人一多问题就多，分成两派、三派互相打，很有名。很多人劝父亲说，干事你可以，但是搞斗争你不行，你不应该去。老父亲去了以后，通过初期观察，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解决，上千人呢，怎么改善生活？
那个时候1979年，进入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基本方向已经定下来了，就是发展经济，当然还有些边界。对父亲来说，也冒险，因为他已经经过了我们说的几起几落。当时，家庭里也讨论他要不要去。他最后坚持要去。
我的记忆中，他去到玉溪烟厂的时候，就把仓库打开，因为产品滞销，现金回不来，工资就发不出去，就那么简单。他进去以后，解决第一个问题——销售。有个品牌叫“红梅”，为什么滞销？因为“梅”字，有很多说法，甚至一些出来顺口溜，说“梅”就是“没”了，这个品牌不行。所以，他第一个动作就从销售开始。
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那个阶段，我们现在叫搞营销、搞销售，那时候叫投机倒把，是游走在法律边界上的东西。但他的思维很简单，我得把产品卖出去，把现金回过来，先保证员工生活基础。所以，他就开始组织销售，把车间里的工人都发动起来，他们说我是干这个活我是干那个活的，但现在没办法，我们要自己克服各种困难，都要背任务，先把东西卖出去，先把钱给弄回来，先把日子过好。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动作，就是要先短期盈利，先活下去，才能考虑未来，通过最短线的一个动作把产品线卖掉，让人们知道虽然这个品牌名字叫“梅”，但实际上没有“没”。
如果我们用一种有跨度的、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父亲实际上是做了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落成之后，应该说是一条世界上综合度最高的生产线。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父亲，包括王石，他为什么敬佩老人家？他说，老人家一生的出国时间加起来也不如我一个季度出去的时间多，但他去了一次美国，就把能通晓美国的烟草种植技术，甚至把一个在美国获得过烟草种植专项奖的专家给“勾”回来。要知道，那是80年代，我们的产业自信心极低的年代，凭什么能把一个世界级的专家从美国“勾”回来？
王石说，为什么我老是在美国转，就做不到跟他一样？他第一次去美国，就能发现美国的烟草种植技术，而且能发现重点，是我们的种植技术、烟草品种都不行。之后父亲还去了一趟英国，发现有种卷烟器，效率高。我们中国卷烟的地方就是上海，那时候一分钟大概能卷200支，英国的卷烟机大概能卷4000支，而且卷出来的烟质量好，很漂亮。他后来去了一次意大利，发现了意大利的包装机特别好。所以，他知道一个产业的发展要点在哪里。他也是一个消费者，因为他抽烟，他知道消费者头痛的问题在哪里。首先，烟算一个半食品，进口要香，舒适度要好。第二，物理性的一些指标，要能够畅顺。那时候没数字化，但他知道一个抽烟人的感受。所以，他把这些要点拿出来以后，做成了一条我认为是世界第一的生产线。因为国外的企业要讲成本控制，而且背负历史包袱的企业，不容易甩掉包袱，他干脆从头开始做，做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
作为产品方来讲，这一条生产线一旦跑起来，不管从成本上从质量上，在国内全面碾压，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全包，因为从美国学到的烟草品种提升和种植技术的提升，重视农田是第一车间——原料的重要性，这在“十四条”中有提到。我们企业现在聊利润，那个时候说的是利、税，利润上调，税收也上调，每年给国家上税上百亿，要知道，那是80年代。而且企业自己的自留资金也有小几十亿。
很多人说他对金融是排斥的，其实不然。而是在他阶段性的思考里，利润最大化、最合理化的一个想法。他有了能力之后，开始投资，投了云南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云南的水电站。因为我对水电比较有记忆，记得我当时跟他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要考虑这个事？
因为他一年只有二三十亿的自主利润，可以留在企业发展用，而80年代的水电体系投资要上千亿，二三十个亿能干嘛？而且这也不是你的钱。当时的东部，特别是华南片区，经常会停电，因为八、九十年代初期工业发展太快，能源供应不足，电力肯定会发展，当时他老人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像投云南第一个高速公路一样。那这点资金投下去，还不行，怎么办？拉动政府、拉动银行一起去投。这也是他老人家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因为他认为卷烟是一个夕阳传统，对社会责任感来讲，它是一个负向的活动，父亲希望做一些朝阳产品，做一些有影响、有价值深度的一些东西。
第三阶段：农业。
种植业作为第一产业，必然是一个利润很低的场景，我相信他搞那么多企业，肯定是明白的。我们说其中的偶然性是什么？就是一个年迈的老人避开所有的争议，靠土地来安顿自己，给家人留一条后路。那就从一个最低点开始，但当时的困难也超出他的想象。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我们应该有能力把这件事放在一个可规划的时间，但可规划的时间超出了起始点，到真正盈利，有十年的时间。他原来跟我交流，他觉得六年就能够有起色。
很多人问，你觉得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从人文的概念上，他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企业家。
我当时听说要六年才有起色，就有点价值怀疑了，七年过去了，八年过去了，他一直熬，从70岁，到真正盈利的时候，他已经80岁。他是有过尊严的人，干过烟厂，是被同行尊重的人。但做农业的时候，没办法，我得找人去借钱，我得找人帮我销售，头低下，但内心强大。六年没完成，但内心里坚持必须完成，到坚持第十年的时候，能够盈利了，后面的路宽多了，可以选择的思考范围就广多了。
当然，我们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所谓盈利之前还需要很多的储备。我们用十年，种了一个橙子。
父亲在2002年进县城种橙子的时候，作为经济作物来讲，柑橘类产品几乎是零，没达到1000亩，就说是百亩总量，但是到今天，给整个从业者带来的收益排第一。所以，从这点看，所谓的盈利，还有一张无形的力量，就是社会价值的创造。
如果仅仅是从盈利角度来说，对于老父亲这样一个创造过上税可以达到百亿的人来说，忽然面对一年仅仅赚百万级别的行业，中间少了多少个零，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我恰恰觉得，一个80岁的老人，他内心的价值态度是极其坚强的。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的态度是我不为难自己，也不能为难别人，但他是钢铁战士。他过去的经历，就像钢，经过一道一道的捶打，火花四溅，才成为他。
我们今天的环境很宽松，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自身价值跟社会价值进行有机地融合。今天我跟陈总、跟彭（剑锋）老师聊了很多人生的价值。现在《经营十四条》出来了，书的好处就是可触摸，老父亲本身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可接近的一个老人，他的思想方式是可触碰的。对于《经营十四条》，我有两个总结，一是盈利，二是好产品。从好产品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作为一个产品的生产者，我们必须提供好产品。好产品也是我们今天很多理论体系的源头，就是为以消费者为中心。说的白一点，好产品，就是对谁好的问题。
褚氏农业企业发展到现在，从是一个人的“橙”，到一群人的“成”——成就。
什么是好产品？谁说它好？首先是消费者。特别是食品，就是我们吃到嘴里的东西，它一定要好吃，但要在安全的基础上好吃。但一个持续性的好产品的产生，不能是消费者说好就好，这是今天我们的商业市场贸易通道成本。
我举一个水果的例子。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知道“阳光玫瑰”？大概超过10%，一个农产品能够达到这种认知度，很厉害，在过去的20年，它是一个绝好的品种，但是到今天，它是一个灾难的概念。我印象中，十年前大概250块钱一市斤，我吃了，我认了，我愿意，但今天5块钱一市斤，我不要。就是说，一个好产品，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消费者说好，那就麻烦了。到今天，它还是好吃，并且安全，但是便宜，便宜有底线吗？没有底线。
一个成本底线概念的产品，最终会走向恐怖，绝对没有未来。为什么？我们说好产品的认知者必须要扩大概念——它是消费者的好产品、员工的好产品、生产者的好产品、销售者的好产品，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形成，就是说，一个好产品要能够持续发展。作为产品生产者来讲，我在公司拿最低工资，你叫我干一个很难干的活，这个活肯定干不好。
所以，我觉得好产品体系化的形成，它是综合的一群人，这一群人的认知边界要尽可能的综合到一起，就是要让更多人去感受到、触碰到产品价值。所以，所谓“好产品”，除了价值关联者的群体得到良性的回报，还要有好的原料，好的科技。
我们过去四十几年，各个产业都通过管理提升，通过技术提升，都已经走向全球前列，只有一个产业远远落在后面，就是农业种植业，为什么农业很难？所以，我们要思考，要尽可能地靠近科技，提升效率，坚定不移地坚持价值的良性基础。
今年10月份的时候，云南的一个产品经销商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他说，褚橙很好卖，能不能给我多一点？他的第二个问题，褚橙价格太高了，能不能低一点？我说你这两个问题自相矛盾。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日本的苹果，在日本街上或者在我们的顶级超市里，一个苹果200块人民币以上，你觉得它贵吗？阳光玫瑰够便宜吧？你敢不敢卖？
所以，彭（剑锋）老师一直在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长期价值主义者。今天陈总说，纸张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我跟陈总开了个玩笑，你种的这块地跟我种的这块有点一样，你做的是文化——纸张，这个也快不了，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价值点，当整个世界都往一端走的时候，我们建立了另外一端，那世界会不会平坦一点？我们快速奔跑，疲惫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场景，实实在在捧一本手感很好的书？我觉得人需要这样一种平衡。何一个问题都有快与慢的两极，有时候慢就是快，有时候快也是慢。
我觉得土地是很宽厚的，有很大的容纳量，你投入多少，给你的回报虽然缓慢，但是很温暖。
我18年开始接手褚氏农业，我们这个家庭是唯一的股东，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们没有分红，把所有的盈利再投回去。就像刚才陈总所说，干这个行业，没点储备，没点承诺，是做不了的。
我今年61岁，唯一能改变的只有我自己，就做一个真正的农民兄弟，自尊、自信。当农民兄弟是什么概念呢？褚氏农业今天管理人员接近300人，管理农户接近2000人，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价值，让我们最憨厚、最勤劳的一群中国人创造一些美好的场景。
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老村长”，彭老师说把“老”字去掉，就是村长。村是什么？美好乡村、幸福村，就像法国、日内瓦、瑞士雪山脚下的美好乡村，
我们有这个机会，从今天开始，能做多久，就努力做多久。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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