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的编辑第一次跟我说起《柠檬树》的时候，非常的轻描淡写：“有一个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两个家族的故事，写得还挺有趣的。”过了一段时间，她问我：“你要不要试译一下？”
我翻看了一下书稿，觉得很有意思。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虽然离开校门之后并没有在“纯文学”领域深耕，但长期的写作还是让我对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这个长达40年的故事本身很吸引我，更何况作者是一个资深的记者，他在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我熟悉的新闻报导的风格。所以，我签下了翻译的合约。
说实话，翻译的时候，我始终是有点担心的：巴以问题异常复杂，而我并非这个领域的专家。回想起上学以及工作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次，我试图从纷如乱麻的文献中，想把这段历史捋出一条线来，却往往以失败告终。这么一个复杂的选题，我能翻译好吗？最终让我下决心迎难而上的，是自己的好奇心：为什么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两个民族之间发生过什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流亡数千年的民族依然对故国有着深切的渴望？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在那片沃土上耕耘的人们离开家园？回答这些问题，最起码展现部分关键性的节点，也正是作者的目的。托兰从拉姆拉的那个用耶路撒冷白石砌成的小院出发，用“人”的维度去观照、讲述了两个家族和两个民族的深层故事。伴随着作者的抽丝剥茧，伴随着巴希尔和达莉娅超越否认，超越自身的限制，靠近彼此都能接受的真相的过程，相信读者和我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种有柠檬树的石头房子
对我来说，翻译中最困难的，一方面是专业的政治、军事、外交、宗教术语，另外一方面，是特殊的阿拉伯以及以色列文化独有的名词。本书翻译前后，正逢小女儿出生。在身体不便、挤时间很困难的情况下，我校对了三遍。但尽管如此，我感觉一些专有名词方面可能还有改进的空间。
为了尽量保证翻译的准确性，遇到不了解的名词的时候，我广泛地查阅不同的文献资料。首选的参考资料是不同的字典，比如剑桥，柯林斯，韦伯斯特，有道。然后，我会借助搜索引擎（例如谷歌）寻找资料，尽量与权威的媒体或者书籍保持一致。因为维基百科没有完善的审核机制，一般只把它作为参考，但有的时候，只有维基百科里能够查到相关内容，那也只得姑妄存之。一些独特的宗教和历史文化名词，实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图片搜索也帮了不少忙。
寻找的过程虽然辛苦，也颇有乐趣。记得我曾经花费大量时间搜索“土耳其毯帽外面的白布头巾”，也曾经苦苦追寻某道特殊的地域性甜点。有一次，为了找寻一个穆斯林服饰配件资料，我在eBay上花了非常长时间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穆斯林服饰网店。我在那里仔细研究卖家秀和买家秀，试图从商品的描述中找到关于布料的质地、尺寸、来源、用途的信息。那个卖家身在土耳其，货物发送到全球的各个国家。读穆斯林买家热情洋溢的回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物流很快，商品和我想的一样！”“虽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但看在价格便宜的份儿上，也给个好评。”
上文所述的“白头巾布”，我其实并没有找到完全匹配的资料。作者刚开始写成“imami cloth”，我花费了非常长时间也没找到这是什么东西，只好进行模糊搜索，后来发现了有一种布叫Imamah，看起来和作者的描述非常接近，我只能在译者注里说明很可能是作者的笔误。希望读者中的有渊博之士能够指正吧。
因为是纪实，写到具体地名的时候，我都会比较谨慎，如果描述含混，我多半会去查阅地图。犹记得自己在谷歌地图上细细看耶路撒冷和拉马拉的街景——故事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些街道竟然还没有太大改变。
翻译“超级索”市场爆炸案的时候，我用谷歌地图的街景模式，把冬季的风和伊斯雷尔在耶路撒冷走过的路线又走了一遍，我甚至还拖曳着谷歌小人测量了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估算了伊斯雷尔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在虚拟的世界中，我曾经迷失在耶路撒冷郊外的荒野中，也徜徉过地中海沿岸的小街。达莉娅去拜访巴希尔的时候，我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她，先是看了隔离墙，又和她一起看了拉马拉的街道实景。我甚至还拖着鼠标去了巴希尔住处不远的市中心小广场看了一看，那里仍然有一种破败寒酸之感，让我能够设身处地地感受卡哈里一家生活在那里，“坐在行李箱上随时准备动身”的一种仓皇心情。
达莉娅和巴希尔
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采纳了大量的来源，许多资料来源于报刊杂志。翻译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困难，因为不是所有的旧报刊都能找到原始版本。但有趣的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文艺青年太多，谷歌到不了的地方，文艺青年到过：一些著名旅游网站上，从网友的游记照片中，我找到过一些问题的答案。一些未见于正式资料的东西，有时候会在个人散乱的游记中出现。
因为是非虚构写作，对文中人物做追踪成为了一种额外的有趣福利。我在“领英”上找到过米沙尔·范努斯（Michail Fanous）的档案，他现在是拉姆拉阿拉伯社区的负责人，一张像素模糊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容端正的青年。在校对的最后阶段，我发现参加戴维营谈判的巴勒斯坦外交官、首席谈判代表、《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之一塞布·埃雷卡特（Saeb Erekat），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于2020年11月逝世于耶路撒冷，时年65岁。读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有几分荒诞：历史的一个细枝条从《柠檬树》伸了出来，伸进了现实的当下，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和“今天”纽结到了一起。
书籍是遗憾的产物，译文尤其如此。因为时移势易，信息源说明中的相当一部分链接已经失效，但我仍然把它保留在文中，读者可以根据关键词搜索。尽管托兰有事实核查员，但文中仍然有一些疏漏。比如，有一个叫伊扎克·伊扎基的人，一会是索利娅的堂兄，一会是达莉娅的堂兄。从伊扎克最初出现的地方判断，我认为他是索利娅堂兄的概率更大一些。
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一些遗憾很难弥补。比如，和巴希尔一起回拉姆拉探寻故居的，到底是他的表兄弟还是堂兄弟？朵拉和斯特拉，到底是达莉娅的姑妈还是姨妈？在英文中，这些复杂的关系都可以用Cousin和Aunt来表示，在汉语中就不行。为此，我给托兰发过邮件，询问他有没有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可以问问这些主人公之间究竟是什么亲属关系。他回信说，这个故事的采访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因为西方文化的原因，他的笔记中没有相关资料的记载，他表示可以试着帮我去询问，但最终，因为采访年深日久，细节已经不可追寻，只好权且译为“堂兄弟”，“姨妈”。还有一个问题是巴希尔的妻子，她究竟是他的表姐妹还是堂姐妹？阿拉伯人亲属之间通婚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习俗？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也请教了一些学者，但也没有定论。这些缺陷和遗憾，都是因为我的才疏学浅而未能得到解决，留待读者教我吧。
本书是我翻译过的作品中，体力活做得最多的一部。仅仅为书中人名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中英文对照的索引，就写了将近两千字。书名的中英文对照，又是两千字。地名和组织名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反复核对，以避免出错，就费了许多时间。仅仅是译者所加的注释，我就写了400条。回想起来，我也对这个工作量感到惊讶。
本来，编辑给了我很宽松的翻译时间，但作品最终交付，又比限定时间晚了不少，这固然由于我的计划不周，作者惊人的考据过程也“功不可没”。仅仅是后面的“信息源说明”，就有12万字还多。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我曾经听一位国内的新闻界前辈说，自己写一篇报道，搜索引擎是要最少翻上一百页的，当时，我为他的敬业感到震动。译完《柠檬树》我才了解，对于细节的丰富和真实性的追求，可以细致到何种地步：我佩服托兰的“笨功夫”，他教给了我大学课堂里没有学过的知识：怎样去写一个非虚构作品。
《柠檬树》
作者：[以]桑迪·托兰
译者：杨扬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为了把一个短短的广播纪录片变成一本书，托兰自2002年始，花了七年的时间，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约旦、黎巴嫩和保加利亚进行了几百次采访。访问了以色列、黎巴嫩、保加利亚、英国、美国的许多档案馆，查阅了数以百计档案文件、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回忆录、新闻剪报，这功夫令我敬佩。更何况，他还要求助于翻译，把阿拉伯语等各种各样的外语翻译成英文。这功夫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我觉得，仅仅是作者的后记和信息源说明，就值得学习新闻和写作的人去读一读。这是难得的新闻采写教材。
翻译《柠檬树》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经历了“新冠”疫情和孩子出生，但我竟然坚持了下来，在哺育新生儿的过程中，放弃了休息日和对家人的陪伴，一点一滴地挤时间完成了译稿，自己也感到意外。如果说有什么支撑着我，除了先生的陪伴、孩子的理解，还有作者的努力和文中主人公的精神。这些人以自己聪慧的天性，秉承着一息不灭的求索精神，克服了本身固有的偏见，克服成长过程中偏颇的印迹，朝着真相追索的过程，其蕴含的人性和文明之美，给我鼓舞，令我感动。
当我敲下最后一行字的时候，我可以满意地对自己说，翻译本书的初衷已经实现了。我们都在历史中成长，也不可避免地被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所塑造。武断而不经思考地得出结论很容易，但真实的历史永远比我们的想象复杂、丰富和有趣得多。我捧出了中文译本，也幸运地由此初窥了一小段宏大而复杂的历史。
2023年3月于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