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二姨奶去世了”，妈妈在微信上告诉我。
二姨奶奶是外婆的二妹，享年96岁，算是喜丧了。据说除了一个生孩子的后辈，亲友们都去了。妈妈因为远在外地，没通知她，葬礼之后，才收到的消息。
我们那儿白事不作兴补礼金，所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二姨奶奶，三姨奶奶，大舅姥爷，二舅姥爷，是外婆的四个兄弟姐妹。外婆的兄弟姐妹全是小学老师，他们的子辈也都是中学和小学老师，孙辈们也有不少老师，我们家有许许多多的老师。小时候，外婆时常带我去他们家玩。春节去的时候最开心，因为有许多压岁钱收，姨奶奶们见了我，用温热柔软的大手拉着我，给糖，给点心，最后再塞入一张崭新的带着体温的钞票，那就是我的压岁钱。我好像从小就没什么物欲，压岁钱全收着，放在抽屉里，有时候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好。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假如有，就自己拿出钱去，父母并不做任何干涉。
我喜欢去姨奶奶家玩，她们住在农村小学里，暑假的时候学生都回家了，我们就在学校院子里无聊地疯跑。老师们在校园一侧开辟了菜地，我们就在一畦畦的菜中间跳来跳去。又或者伸头去看空荡荡的教室，里面有破破烂烂的桌椅，墙上贴着伟人照片，后面还画着整整齐齐的黑板报。因为是农村小学，姨奶奶们没有什么钱，但她们都穿着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算是手工做的棉鞋吧，也是端庄周正的，那是一个教师的本色。
姨奶奶们娶媳妇最好看了，我们跟着去吃喜酒。坐席真有意思，大人们忙着寒暄，我们就自由玩耍。我还帮三姨奶奶接过一次新媳妇，和一群人站在拖拉机斗里，“突突突”地开到村子里去接我的表婶。结亲的时候是冬天，“敞篷车”里的我被淮北平原的朔风吹得“风中凌乱”，脸都冻麻了。柴油味儿，发动机的声音，土路，脑袋瓜子嗡嗡的。表婶穿着红缎子棉袄，头上戴红花，真好看。怕闹洞房的人太过分，婚礼过后就躲了起来。没过多久，“你姨奶奶带孙子／孙女了”。这些孙子孙女们也很快长起来了，不知不觉，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庄。
想念童年的时光，也想念离去的姨奶奶。她和外婆一样，给童年带来温暖和亲切。
摘外婆回忆录里的旧文一篇，里面说到了二姨奶奶的故事，希望她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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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是一个开明地主
“开明地主”，这是解放后政府给我娘的政治鉴定。这个鉴定很客观，娘一直是一个心胸开阔、有眼光的人。
娘是个小脚女人，在偏僻的山村长大。我的外婆家是小地主，娘嫁给我父亲，也算是“门当户对”。娘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做人做事比有文化的人不差，她对任何人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心，能善待每一个人。我记得，每年端午节，家里的药房免费散香药给百姓做香荷包，娘都高高兴兴地准备药粉。凡是有穷人上门要饭，娘从不让他们空手离开。
娘自己大字不识一个，但嫁给我父亲之后，她认定了识文断字的重要性。娘说，女孩子“只会尺牍”[1]没什么大本事，有了文化，将来找到“吃了自来的饭”才好。所以，千难万难也要让儿女们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我们姊妹都去上学，就是因为娘的坚持。
解放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双沟街驻扎过一段时间。贫苦的农民是没有多余房子的，所以，八路军选择了我娘家的一部分房屋作为工作场所。离开时，他们要给我家一些黄豆作为租用费，我娘不愿意要，后来在部队首长的坚持下，她象征性地收下了很少的补助粮。事后，娘逢人便夸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说军队借住房子还给钱，给的粮比收的租子质量还好。也正因为这个，解放后，因为我家房屋多，政府要征用，娘二话不说，又以很低的价格把房子卖给政府，作为双沟最早的粮站。
我还记得解放后不久，大概是抗美援朝期间，我的丈夫得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卧床不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生死关头，有一支医疗队途经我们那里，在我家居住。医疗队发现了我丈夫的情况，当时，治不治疗，那些同志们是犹豫过的，这个我理解，因为我们是“地主”。不过，最后，医疗队还是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给我丈夫打了一针当时极为珍稀的盘尼西林针剂，就这一针，把我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娘亲眼见了这事，在惊叹药效的同时，更加赞扬共产党好。
土改后，财产被分完的那会，家中生活比较困难，在双沟街，每个月，农历逢一、四、六、九号都有贸易的集市，四乡八里的人都去赶集。为供两个弟弟和妹妹上学，娘利用集市的日子和每年粮站收购的时机到集市卖丸子汤，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那时的双沟街有好多小吃。高西魁家卖卷子，他们每天蒸好的卷子特别受欢迎，不到集市结束就会卖完。小德家卖锅贴，他们家锅贴上芝麻撒得多，炕得酥。吕凤山家卖绿豆饼豆腐汤，那绿豆饼子特别好吃，豆子的香气非常纯正。还有洪星武的“野鸡香”，卖的是卤野兔肉之类的东西，以及各种糖馍馍、豌豆包等等。现在，全国城乡的早点花样数不胜数了，高级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来，那时的双沟街饮食就是当地的“名点”。虽然饮食多，会过日子的人舍不得买着吃，赶早市的买卖人自带干粮，到了集市上买一碗汤或者一碗茶，泡上煎饼或者烙饼吃。再穷一点的人家，吃的是哆子[2]，填饱肚子就行。
集市之前的一天，娘早早就开始准备炸丸子。她做的丸子个头比别人大，佐料下的功夫足，炸得金黄酥透。集市当天的一大早，爹和娘老早在街边支起锅灶，烧开一锅汤水。待客人落座，根据需求再放下丸子。娘卖丸子汤与众不同，她的小本生意做得比较灵活，目的是薄利多销。大多数客人买一碗就一碗，少数泡粗粮饼的客人买一碗汤，掰几块粗饼泡进去，眨眼功夫，汤就没了，这样的客人还想让娘“饶”一碗没有丸子的汤水。每逢遇到这样的客人，娘一样面带笑容，热情招待，毫无怨言，更不再收钱，而是给人家满满地再浇上一大勺汤。爹为此和娘争吵过，说娘见钱不挣心太软。娘说：“吃粗粮的人家里都穷，都是会过日子的人，不容易。一勺汤不就是多加一勺水、一把柴草吗？”
说娘有远见、有主见，这不是我夸大，我的工作介绍人就是娘。
1951年，我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土改后，家里的生活全靠我们自食其力。我从小学上到初中毕业，在家只会认字、写字，不会劳动。当时，孩子多，我婉拒了小学校长的邀请。可是过了没多久，娘的想法变了。那时，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急需文化人，娘看清了形势，觉得我应该找个永久性的“铁饭碗”。正是因为她的坚持和鼓励，我才最终走出家门，当上了小学教师。
娘有五个儿女，只有二女儿文化程度最低，这是有原因的。日本鬼子“侵华”时到了双沟，经常去幼成女校附近转悠。我二妹上学晚，才一二年级就已经有十三岁了，长得像个大姑娘。为了二妹的人身安全，爹娘不敢让她去上学了，让她休学在家。二妹像娘，心灵手巧，家务活样样精通。她辍学时仅一二年级，在家里多年之后，字也不大认得。
娘不满足。解放后，她扭着小脚，拄着拐杖，跑到学校找校长说明情况，要求校方接收这位大龄青年做小学生。刚开始，学校不愿意接收，娘去了好多次，最终感动了学校，接收了已经24岁的二妹，让她重新当上了小学生。那时候课本程度不深，二妹背起书包走进课堂从四年级学起，由于年龄和思维都已成熟，二妹的接受能力和记忆力超过一般的小学生，2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利地考入了灵璧师范速成班。1955年夏，速成班改成了初师，她毕业之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做了小学教师。
到那个时候，我们姊妹五个一起站在了讲台上，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我们家如今后代已经有百余人了，教师有26个，这都源于我那个“开明地主”的娘的慧心和爱子之情。
[1]只会写书信。
[2]一种粗粮做成的厚饼。
摘自《这辈子：1920-2020外婆回忆录》
作者:高彩云（口述） / 赵丽君（笔录） / 杨扬（整理）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