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出过三个高考省状元，我这么说，不排除我们县今后还出高考状元的可能性。我们县不像南方那些文化底蕴深厚、教育资源富足的地方，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孩子能克服重重障碍成为省状元，他/她能依靠的资源里甚至都不总能包括老师。以我个人的见解，这种人真正可以称为“纯靠智商”获得成功。
我们县的第一个高考状元A我认识，因为他家和我家的距离只有几百米，而他爸爸和我爸爸同样都在教育系统工作。A比我大几岁，小时候，我经常能在早上去上课的时候看到他和同学结伴下早自习回家。在我的印象中，A个子不高，身材适中，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在老师的回忆里，A在学习领域呈现出一种碾压式的优势，这不大能在他的气质里看出来。我高中的历史老师曾经是他的班主任（记忆也许有误），老师回忆起他来赞不绝口，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天资聪慧，做事条理清晰的孩子。我那时候很疑惑，一个人的智商究竟可以高到什么程度，可以在面对我们这些人学得要死要活的东西的时候如履平地。
A的爸爸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A父母长什么样子，在我们县，这大概率说明他们生活得很低调。我见过很多忙得要死的大官和老板，说起成绩不佳的孩子，总是有点气馁；而相当一部分身居闲职，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大得志”的知识型父母，却能培养出让全家扬眉吐气，甚至名震一方的学霸孩子，这真是人生而平等，甘蔗难有两头甜。
高考状元在中国的去处只有两所学校，A去了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毕业之后去了深圳，据说当年底就给了父母一笔为数可观的过节费，如此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时传为佳话，“生子当如孙仲谋”。A去的是金融类的公司，现在成为职务变动都会上新闻的那种人。很多年之后，我好奇去搜他，发现A虽然已是中年，但眉宇间仍然停留着少年时的气质。新闻里的专业名词我不懂，不明觉厉。
B和C都是我上大学之后涌现出来的高考状元，暑假回家或者工作假期回家，我在不经意中听过不少人提到他们的名字，也不知是不是我住在教育系统宿舍，有一种信息茧房吧。
印象中这两个孩子出身都非常平凡，两个人看起来都有点内向，有一个人的父母坊间传说是农民工，孩子高考的时候，还在高温天出去打工。
B和C都去了清华，B上了电子系，C去学习了经济和金融相关专业。据说，他们的母校为了激励后来的学子们，从B和C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组成了一个班级的名字，我觉得这真的有点夸张。对于学霸的迷恋，差不多算是刻入基因了吧。我们县有两个“日月争霸”的超级中学，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学校前面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大红喜报上书写着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后面写着他们考入的学校。“985”必然上榜，“211”算是乏善可陈，但也能忝列其后。电视台点歌，热气球报喜，电视上甚至还有学校领导亲自带队看望学霸父母的新闻……我们在海外经常被批，说中国父母太过于注重成绩，让孩子发展得畸形，但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我们就是被这样的价值观围绕，又怎能轻易脱离把取得一等的好成绩看作至高荣耀的桎梏。
再次看到B的名字是在小红书上，原来，他清华毕业之后去了美国的一所知名大学读博，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到华尔街当了金融分析师。和当初人人称羡状元郎的盛况相比，现在的新闻底下的评论内容就很丰富了，毕竟B已经身在另外一个半球……
看完了B，我去搜了一下C，发现她的人生途径有一些不同寻常：毕业后，她没有去人人称羡的大机构，也没有出国，反而去了一个培训机构担任教师，甚至因此还引发了一场讨论：这是不是中国教育的失败。我觉得这种论断实在武断，难道人人都只能顺着手电筒的一条光柱往上爬吗？我对C的来时之路一无所知，但我想，她一定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最近，我刚看完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书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皮尔金顿夫人的小故事很动人。皮尔金顿夫人籍籍无名，大致可以推测的是，她是18世纪的英国没落贵族，因为被丈夫抛弃，而堕入社会最底层，艰难求生。她是伯爵的曾孙女，却和底层的仆役生活在一起，最后因拖欠房租被送进监狱。她除了一本回忆录，故事不为人知，但是，她有一个很知名的读者：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才让她的名字为我们所知。伍尔夫评论说：“无论是在她游荡的日子里，这种游荡是一种家常便饭，还是在她失意的岁月里，那些失意都很伟大……（许德金译）”即使生活报以冷眼，但皮尔金顿夫人仍然无比地热爱生活，百折不挠地去爱和恨。相比起喧嚣的时刻，这种吐纳之后的低眉更让我动心。无论是A，B还是C，他们终于跨过了那些一闪即逝的高光时刻，走入了踏踏实实的尘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