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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晚，风急雨骤，满窗秋声。学者陈徒手做客良友书坊·塔楼1901，与众多读者面对面分享多年来的历史研究经验与感悟。塔楼之巅，高处不胜寒，萧瑟天气暗合活动主题，将我们带回那个“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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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和《晚清三国》的作者李洁，以陈徒手学者好友的身份应邀为对话嘉宾，他首先作了开场白：“2000年，《人有病，天知否》一夜爆火，原先默默无闻的写作者陈国华，连同‘陈徒手’这个笔名一起响彻海内外。‘徒手’二字是有来历的，因为那些浩如烟海的档案，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徒手抄下来的。”“陈徒手16岁就考上了大学，他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写出这本书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人有病，天知否》这个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一句词，他能如此娴熟地用这样一个诗化、抽象的标题，写出这样一部现实到让人心痛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书名，同样来源于毛泽东的诗，其中也蕴含着特殊年代的针对性意义。”![]()
陈徒手表示：“应该说，是历史给了我一些小小的机遇。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上班的时候，那些从干校拉回来的用麻袋装着的档案，就堆在我们单位一间地震棚里，十几年都没人动过。利用上班的空闲时间，我在帮忙整理收拾这些档案的时候，顺便抄录了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其中就包括俞平伯、郭小川、赵树理等著名作家学者的部分史料。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个机遇。”![]()
学者陈徒手
2000年，《人有病，天知否》出版后，陈徒手开始为将来的创作方向犯愁。不久，他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自北京市档案馆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当时的档案馆，还属于“什么都能看”的时期，陈徒手笑言：“当时简直就好像老鼠掉进米缸里，觉得自己能抄一辈子。一周去三到四次，有时候抄一天，有时候抄半天，就这样抄了十几年。”![]()
尽管如此，陈徒手在抄写材料的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误判，导致有些资料想抄的时候，相关档案已经不开放了。陈徒手表示：“有些朋友批评这两本书不够严谨，没有注明材料出处，我实在是有苦难言。因为《人有病，天知否》的材料，都是从麻袋里拿出来的，根本没有来得及进行档案编号；写《故国人民有所思》，十几年前抄录的这批案卷是对外开放的，是标有档案号的，但随着档案管理的变化，十年之后这批原本开放的档案又暂时封闭，这样就不好标注档案号了。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憾，但也没有办法。”《人有病，天知否》中的文章，最开始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后来逐一进行了扩写。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那一代作家在二三十年中的工作状况、生活情况与共同命运。陈徒手谈到了老舍、浩然、汪曾祺，也谈到了范曾、陈明、刘白羽。他感慨地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可怜的人，也有可恶的人，随着研究和采访的深入，也会一再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但这两本书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人物书写，都是忠于档案的，真实、中性、客观的写作方式，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同时，陈徒手也表示：“在写作过程中，也会读一些相关的人物传记，但只是作为大背景了解一下，书中只写自己的东西，不会引用别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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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文学馆馆长臧杰表示：“陈徒手现在做的工作，基本就是十七年研究，它反映的社会变动和对人的影响，既有拆除性，又有建构性。陈徒手的写作，机遇是不可复制的，故而价值也是不可复制的。无论是档案材料，还是文化老人的抢救性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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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的魅力在于，听老先生说几句话，再回头去看他写的东西，那种感觉会完全不同。当然口述自有其问题，毕竟大凡个体回忆，多会受到前后逻辑关系的影响，但人生实际上是没有逻辑的。这就要求写作者，需要做多方面辨识，要通过多人对共同经历的分别讲述去认识材料。历史书写需要有心人，更需要勤快人、头脑冷静的人，在此也非常期待陈徒手老师的新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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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宜庆谈到：“对人文研究而言，采访是互动行为，口述是以受访者为主，而档案则是最原始、最真实、第一手的资料。陈徒手的工作方式，对很多致力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者而言，是具有启示意义的。他对材料的选择，以及对受访者材料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这些工作都潜藏在他的文章当中，可以说是一种很厉害的写法。这两本书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证词和档案，也为后来人开启了一份写作范本。历史研究者不能陷入同声合唱中，还是需要保留一丝清醒，和一份对历史的敬畏。”![]()
学者刘宜庆
在政治运动多发的年代，往往会留下一些寒冷的故事，我们要如何去保存历史的记忆，又该如何记录当下的真实？这应该是留给所有知识分子研究者的问题，希望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正如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中所言，在一些历史时期，“真话不能说的时候，也不说假话。沉默未必真金，可有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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