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手记 | 老藤：草木有道亦有情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表彰决定，对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作品进行表彰。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聚焦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草木志》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草木志》创作手记

初读欧阳修《秋声赋》，对“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深以为是。后来，读到林语堂“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时，觉得既然草木可以为友，那么再言其无情就有些不妥了。当然两位名人语境不同，感受各异，各自表述都符合逻辑，亦都有其合理性。但在经历了诸多时事之后，我觉得欧阳修所言突出的是人，林语堂所言突出的是草木，而林语堂的感受似乎更有治愈性。

有位老园丁告诉我，生活中养不好植物的人大都比较自恋，他们很吝啬自己的爱心和溢美之词，对栽种的植物要么不闻不问，要么横加指责，结果好端端的植物就养萎了。植物是懂人话的，它们和人一样渴望听到表扬而不是指责。老园丁说，你对植物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植物都会以绿叶、鲜花或果实来回报你。老园丁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一位文友告诉我，她乡下老家的院子里有三棵大槐树，她父亲因病去世那年，其中一棵槐树枯死了，第二年，她的叔叔患病去世，槐树又死了一棵，现在只剩下了一棵孤树，她觉得这三棵树与父辈的命运相牵相连，否则很难解释好端端的槐树为什么会随着人的谢世而枯死。

也许这是一种巧合，我不能牵强附会，人和树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乃专家研究之课题，我的思绪则像拉拉秧一样缠绕在当下乡村振兴这件事上。因为我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乡愁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无处不在，不是想放下就能放下的。中国古代称百姓为“草民”，意思是稼穑者如同田野上的植物，自然生长就是它的命理。于是我斟酌再三，把当时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依依墟里烟》改名为《草木志》。

古代新兴王朝在恢复凋敝的农业农村时，无不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其中或许受到了草木生长的启发。的确，只要不折腾、不践踏、不越俎代庖、不搞花样繁多的面子工程，平静的岁月自然会让乡村焕发出生机，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能证明这一点。当然，休养生息并不是非要无为而治、对乡村建设放手不管，问题是怎么管、管什么。对此，孔子有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从这个思路出发，管理者的力气应该花在形而上的精神道德层面，而不是在鸡零狗碎的民俗琐事上。稼穑之事，约定俗成，乡干部不一定比农民聪明，有些事管得越具体效果越不理想，让农民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劳作，乡村就有了应有的气象。

人类是通过仿生一点点进化到文明社会的，人成了万物之灵后，应该对大自然有一颗感恩、敬畏之心，切不可以胜出者自居，“齐万物，等生死”所表达的就是万物平等、众生有道的思想。万物皆循道而行，人为地去改变这个“道”便是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把这一观念投射到乡村田畴，人们便会放低视角来下乡村振兴这盘大棋，自然也就少了些居高临下，少了些想当然。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叫《做万物之歌者》，我想一个作家在写人有了审美疲劳之后，可以把笔触转向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这样会给其创作打开一扇别开生面的门。

某些植物的智慧令人惊奇，比如有的树木为了保护自己的花和果实，在枝干上长满尖刺，原来我以为这些尖刺仅仅是用于自卫，后来我发现，有些尖刺也是在提醒入侵者，它的果实有毒，吃了会要命；有的花卉很狡猾，会诱捕贪吃的蝇类和蜜蜂；还有一种被民间称为“痒痒树”的植物，你挠它一下整棵树都有反应，看来感受神经并不是动物所独有。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站在黑龙江畔一块沿江的湿地边，心里生出几多感慨。湿地花草茂盛，泡子里水鸟翔集，钢笔水花、红蓼花、野百合竞相开放，看起来令人心旷神怡。而与湿地毗邻的一座村庄的情形正相反，这座几十年前人声鼎沸的村庄已经十户九空，村子里不要说人，就连鸡、鸭、鹅、狗都看不到，村庄已经失去了活态。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访过的一座村庄，在村民家我还吃过一道野鸭蛋炒江葱，那种别样的鲜味让我至今难忘。我在村里转了转，在闲置的村小学遇到一位穿着迷彩服的大伯。大伯虽头发花白，脸色却不失红润，正背着手在长满蒿草的操场边溜达。我上前与他搭话，他自称是守村人，村里加上他共有四位老年人，都是在街上（当地把城市叫“街上”）住不惯，说服儿女自己回来的。我问他村民为什么都走了，这村子条件并不差。他说现在街上的领导有办法，把村小学撤并了，不想搬的也得搬，现在是家长跟着孩子走，孩子到街上上学，大人只好去街上买房子住，屯子自然就荒了。我说农村这种田园生活其实挺好，自给自足，散养的鸡、不上化肥的菜，都属于绿色食品。大伯说现在农村和过去不一样，领导拿屯子当街上管，鸡、鸭、鹅、狗、猪都管起来了，散放的鸡会被捉了去。大伯这话意思很明显，是说村屯管理已经严格起来，也像城市一样实行了网格化管理。我问人走了，地谁来种。大伯说村民的地都包出去了，承包人平时不用来，播种来一次，施肥、打除草剂来一次，收割来一次，一年开着车来三趟，突突突，农活就完事了。我问他怎么不走，屯子没人了，几位老人在这里多孤单。大伯说他不走，他留下来给村民看房子，房子需要有人经管，没人经管，用不了几年就不成样子了。大伯说完，掀起右侧衣襟，露出腰里挂的一大串钥匙。大伯说他身上挂着二十一把钥匙，隔三岔五就到这二十一户村民家去看看。我说看来这座村子将来不会存在了，走出去的年轻人也不会再回来。大伯摇摇头说，不会的，叶落归根，走出去的人到了时候自然就会回来，因为列祖列宗都睡在村东边那片坟茔地里。大伯还说了自己的感受，平时在屯子里住着没啥，搬到街上住以后，夜里老是梦着那片坟茔地，坟头上的茅草会在梦里像拉拉秧一样疯长。大伯的话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听出来了，大伯之所以不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村子的未来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另一个是有许多理不清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梦里疯长的茅草。茅草因何入侵梦境恐怕很难解释清楚，我知道农村有一种传说，坟头上长茅草是吉兆。

与大伯的交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乡村的生机不在外部，而在于内心不死，就像其貌不扬的洋葱头，明明已经烂了几层，只要接触了湿土，仍然会长出绿色的葱叶来。这个感悟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看到的这座凋敝的村庄是个例，但在构思《草木志》这部山乡巨变题材的长篇小说时，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座村庄，浮现出大伯腰间那一大串钥匙，浮现出湿地里的鬼蜡烛、狼毒草、红蓼花等植物，浮现出村西山冈上的白桦树、美人松、柞树、山里红、都柿等。村民走了，树还在，这些植物见证了村子的兴衰，它们才是山乡巨变的真正见证者。由此，我开始留心这里的每一种植物，在反复琢磨之后我问自己，在寒冷的北地，到底是植物具备了人的品格，还是人类具备了植物的品格？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后者，因为我发现，有些植物的品格远在人类之上。于是，在书中我便用三十多种植物来隐喻三十多位乡亲，写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写他们与人类另一个维度的联系，试图以此打通人与植物的精神关联，找到两者的共振点。我相信这个关联打通后，文学的世界里会多出一方值得耕耘的天地。

不得不承认，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的感知是有局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如同盲人摸象，永远不会形成整体认识，所以说人类向自然学习的路依然很长。这种认识让我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不再局限于写人，要做万物之歌者，努力去抒写大自然中每一种值得抒写的动植物，把我的发现分享给读者。我写过十几种动物，写了多种昆虫，《草木志》则开启了对植物的书写。创作《草木志》让我感受到，每一株草木都了不起，草木有情亦有道，人类只要匍匐下身子去观察、去感受，就会发现草木的品格是多么的纯净、自然、高尚。

有几组数据可以证明写植物其实也在赓续文脉。据学者潘富俊统计，《尚书》里出现了三十三种植物，《诗经》里提到了一百三十八种植物，《全唐诗》中提到的植物达三百九十八种，白居易的诗里引述的植物有二百零八种，杜甫的诗中有一百六十六种。这些数据让我吃惊不小，我辛辛苦苦创作一部长篇才写到了三十多种植物，与唐诗里那数百种植物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大自然才是真正的老师。

《草木志》聚焦新时代东北乡村全面振兴，创新地将植物与人类相结合并构建了一种观察乡村世界的新方式，讲述了由清代古驿站演变而来的墟里村的振兴发展。驻村干部“我”与村主任邵震天等人在党的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下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推动古老驿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个动人的山乡故事里，既有党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又有普通村民为追求美好生活表现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呈现出“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老藤，本名滕贞甫，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委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战国红》《刀兵过》《北地》《北障》《铜行里》等十部，小说集《黑画眉》《熬鹰》《没有乌鸦的城市》等八部，文化随笔集《儒学笔记》等三部。长篇小说《战国红》《铜行里》分获第十五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北地》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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