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描写童年与祖父之间的温馨互动，是我写下这篇小说最重要的心灵动因 | 《属龙》创作谈

《属龙》这篇小说今年发表于《上海文学》，它也是一个完完全全基于上海展开的故事。熟悉上海的朋友们一定知道，上海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商业街，叫作淮海中路，淮海中路与襄阳路相交，而在襄阳路上，曾经有这样一幢房子，房子里住着祖孙三代，他们与邻居非常和睦地相处，直到有一天他们意识到，住在阁楼里那个不太跟大家打照面的神秘男子，才将真正决定他们在这座房子里的去与留。

对我来说，描写童年与祖父之间的那些温馨的互动，是我写下这篇小说最重要的心灵的动因。但在写它的同时，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上海这样一座有两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里，我们90%的市民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居住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落脚处，有自己的住所，但哪里是你真正的家？又或者，当你提到“故乡”这个概念时，从你的脑海里冒出来的是什么？是你祖父母迁徙而来的那个老家吗？是你出生的那幢房子吗？是你如今长时间居住的那个住所吗？在城市里，有时候我们很难再去提“故乡”这样一个实体的概念，城市的发展实在太快，人们来了又去。

假如房子能够说话，它会认谁为它真正的主人呢？我想说，如果实体的建筑会瞬息万变，那我心里的记忆永远不变。我心里的童年那样的故事，在我写下的文字里，它将作为“故乡”的实体概念，永远存在在这里，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它会给我的心灵带来慰藉，会回答我“从何处来”那样的问题，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感受带给大家，希望与我一起，在龙年阅读《属龙》这篇短篇小说，看一看我们一起走过的时间之旅，看一看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所依靠的那样一个心灵的故乡。

蚯蚓每欲往前一步，先把身体紧缩起来。

没有尖牙利爪，连硬些的壳也没有，这么毫无防御力的生物，居然也能在自然界代代存活下来。在地震来的时候，会不会比人类更早感知地球的异样？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夜里，南黄海发生六点二级地震。我们奔下楼梯的时候，阴老师也披着衣服出来了，街面上都是人。大家议论着自己感受到的晕眩，还有人说到一九七六年的大地震，我怕极了，拉着妈妈一直跑，跑到襄阳南路和复兴中路交叉口，我停下来回头看我家。

远远地，我家小楼像夜色大海里一艘小舢板。只见三楼晒台上亮着一点红光。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一点亮光属于三楼的梅家老二。他没有下来逃命，他在抽烟，他趴在窗口，静静看着我们满街跑。

第二天一早，姑妈赶过来看爷爷奶奶，也带来了表弟。我平时鲜少有小伙伴，看到表弟来了，兴致勃勃把五条蚯蚓分组，献宝一样给他看：蚯蚓一号、蚯蚓二号、蚯蚓三号，都懒洋洋的，总是不动。还有两条到处爬，是活跃组。我每次打开鞋盒，它们俩就先探出盒子边缘。我们把它们从土里拿出来，让它们在我们手上爬，或者拎着它们仔细分辨，到底哪里是头、哪里是尾。

蚯蚓努力翘起尾巴，徒劳扭动。

阴老师在楼下叫我：“小辰下来，给弟弟拿蛋糕上去吃。”她的学生考级成功，送了一整盒面包店的鲜奶油小方蛋糕来。平时我们过生日，买的蛋糕一多半还是人造奶油。鲜奶油真香啊。阴老师打开那一盒蛋糕时，那雪白的奶油简直把整间厨房都照亮了。阴老师又从冰箱拿了两罐可乐给我，我接过就要上楼，阴老师说：“慢点。”

她从碗橱取出两支玻璃杯，打开可乐倒了两杯。我伸双手去拿。阴老师又说：“急什么，等一下，小辰。”她打开冰箱冷冻格，取出一盒冰砖，拿勺子剜出两只白球来，在两杯可乐上各放了一枚。再从抽屉里抽出一包吸管，在两支杯子里一边塞上一根。这才说了一声：“待客嘛，考究点。”于是示意我，可以端走。

厨房里的收音机开着，广播里说，地震没有造成大规模房屋倒塌，但有不少人因为恐惧跳楼导致伤亡。

这一切差点就不存在了。我端着餐盘，小心翼翼地把这两杯可乐和两盒蛋糕端上二楼。这玻璃杯，这冰激凌，这蛋糕和整间屋子，旦夕之间都可能被夷为平地的。我这么想着，一边走到房间，只见阳台上，表弟正一脸专注在拿花铲往里头戳，一边呼呼用力。我顿觉不妙，把餐盘往床脚一放，冲过去看。表弟抬头，笑嘻嘻说：“姐姐，帮你把蚯蚓变多了。”

我低头一看鞋盒内，五条蚯蚓都被腰斩，熟悉的小伙伴，变成一盒陌生的扭动的东西，我尖叫一声，一把把表弟推倒。他头撞在阳台墙上，沉默几秒，只见他慢慢伸手摸着后脑勺，脸色从蒙住到涨得通红，像慢速播放画面那样，他咧开嘴，良久，哇地哭起来。

接着，楼梯下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大人在下面问怎么了。我气得说不出话，回头看见床脚的可乐，拿起一杯就浇在表弟头上。冰砖球滚落在他胸口，化开了。等我回身，撞在大人身上。是爷爷过来了。他一把把我拉到隔壁他和奶奶的房间，关上了门。

隔壁表弟的哭声，我妈、奶奶和姑妈的声音都隐去了。

我觉得浑身发抖。一阵凉意从脚底蹿上来，头却是热的。积攒了一晚的恐惧，没睡觉的疲倦和愤怒一股脑淹没了我。

爷爷双手撑着我的肩膀，等我很久很久，方缓缓说：“蚯蚓切断也能活的，你知道吧。”

我说：“我知道。但我不要蚯蚓变多，我要原来的那五条。我就要原来的五条。”

爷爷说：“小辰心疼了对吗？”我点头。

爷爷说：“你是舍不得蚯蚓被表弟这样切断，你觉得蚯蚓会痛，对吗？”

我大力点头，眼泪涌出来。我说：“我要把表弟也切一半。”

爷爷搂着我，我把鼻涕眼泪都糊在他肩膀上。

爷爷说：“不要生气了，我和你讲，他不是我们家的人。”

我说：“谁不是我们家的人？”

爷爷说：“你表弟啊，他跟你姑父姓的呀，不是我们姓孔的。只有你姓孔，只有你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晓得护生。”

爷爷说：“以前我的妈妈在家，吃长素，打苍蝇打蚊子，都不会拍死的。她总是空握着一个拳头去打。像这样。”他伸出两手向我演示：“就这样一拍，把苍蝇蚊子合拢藏在手心里，不捏死，她就这么拢着手走到窗边，把它们放走。”

歇斯底里地一顿大哭，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长跑了一大圈回来，精疲力尽。其实我哪里也没去。我就靠在爷爷怀里。他坐着，拍拍膝盖，让我坐在他膝盖上。我抓着他手，捏着他手背上松弛的皮，一捏能捏起好高，放下，再捏起来。

他说“：我们家有钱，以前窗下，就是一条河。那条河，是我们家祖上当了翰林，退隐回嘉兴时挖的，叫孔家荡。上面还有桥，是尊孔桥。我们家有五进的房子，翰林宅邸，传到我，是独生儿子，又是三房合一子。要是还在，那些都是你的，因为都会给我，我都会给你爸爸，然后都是你的。曾祖母要是看到你多高兴。你是我们孔家唯一的孩子。我们的大孙女。”

我问房子呢，他抬头看看窗外，说：“没啦，被日本人占啦。”

我问曾祖母呢，他继续看着窗外，说：“没啦，被日本人杀死了，和我的奶妈一起，被扔进孔家荡里去啦。”

我问后来她们葬在上海吗，他说：“我们是嘉兴人，她们都葬在嘉兴的呀。”

我说“：不对，我们是上海人。”爷爷说“：我们是嘉兴人呀，因为祖坟在嘉兴。我是嘉兴人，所以你们都还是嘉兴人。小辰填籍贯一栏还是填浙江嘉兴的。”

我说“：嘉兴在哪里？我都没去过的地方，我怎么能算是那里人呢？”爷爷说“：我们划船去。”

爷爷说：“以前都是这样的，划船来上海，划船去嘉兴，半天就行了。”我想着，在上海总归是暂时的。“我将来死了还是要回嘉兴。划船回去。”

我说“：爷爷你别死。”

他说“：好的，我不死。”

我说“：拉钩。”

他说“：好的。”

他的手来勾我的手。我拉着他的手指，然后又去捏他手背上松弛的皮。他看了看，说：“我比你老六十岁，总归是我先死。”

我抬头瞪他。

爷爷擦干我的眼泪，说：“不讲这些了，我们去看看你表弟。”

吃过午饭，姑妈带着表弟先走了。我和爷爷上楼午睡。

他先睡着，很快就一动不动。我侧脸看着他，他在家也不肯打赤膊，热天也穿短袖衬衫，睡觉穿一件白布背心。他背对着我，露出肩膀和手臂，上面点点红痣和老年斑，随着他呼吸起伏，好像浪不断打着一座岛屿。渐渐，他睡得深了，呼吸声也静下来，我看不出他身体的起伏，忽然，我害怕起来，觉得他已经死掉。

那一次，阴老师靠在厨房门口时，是这么和我妈妈与奶奶闲聊的：“淮海公园以前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英美租界工部局建成的英美租界新公墓和法租界公董局建成的法租界新公墓，合称为八仙桥公墓。襄阳公园以前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颜料商薛什么老板的家族墓园。”

我妈妈听了一惊一乍，说：“哎呀，真的假的啊，给阴老师讲得这些公园我都再也不想去了。”奶奶说：“我记得襄阳公园新中国成立前不是外国人的儿童公园吗？本来不让中国小孩去玩，不是还闹过争议吗？后来才让华人进。”阴老师说：“那是后来啊，最以前是薛家墓园，里面的花园，都是墓地花园。”

我用手贴在爷爷裸露的后腰上确认他呼吸带来的起伏。我爬起来想查看他眼珠在闭着的眼皮下有没有滚动。我越来越害怕，我觉得爷爷已经死了。他死了会坐船回嘉兴去。我忍不住起身，翻过他的身体，去拨开爷爷的眼皮。

他被惊醒了，猛地一颤。见到是我，不恼反笑，以为是我顽皮。“小辰，快点睡觉。”又转身睡去。

但我其实已经经历亲人的失而复得。我重新躺回自己的枕头上，眼泪慢慢从我眼角滑下来，把枕头洇湿了。

我擦了擦眼睛，翻身下床，到隔壁房间，走进阳台，深吸一口气，去看表弟的作案现场。鞋盒里的蚯蚓统统被切成两半。五条变十条，蠕动着。我双手捧着它们，想到那个我不曾见过面的曾祖母用两手合拢捉蚊子的画面，我把十条蚯蚓一一从鞋盒捧出来，搁在不同的花盆土层上。它们一接触到泥土，立刻各自埋头向下钻。我总觉得这十条蚯蚓里，只有五条是真的，还有五条只能算前者的影子。

可我已经分辨不出虚实。

到了傍晚我再去看时，它们都消失不见了。也许都沉入土中，都活了下去，也许在我没看到的时候，被经过的鸟叼走吃了。就好像，也许在另一个时空里，爷爷没有逃到上海来。他的一部分，留在嘉兴的翰林宅邸里，粉墙黛瓦，五进的楼阁已经破败却还有气派。院子里种着石榴、昙花和杂草，门楣上刻着“夙志澄清“”谟明弼谐”的御赐的匾额已经模糊。

奶妈牵着他这个三房合一子的少爷穿过森森的夹道，曾祖母放下手里的女红，伸手搂着他，和他说“：你要光耀门楣，所以叫祥楣。”曾祖母又说“：你属龙，蛇是小龙，往后全家都忌口，都不许吃蛇，关照下去，黄鳝、鳗鱼一律都不进家门，为少爷积德。”

蚯蚓是地龙。

鲤鱼跃龙门，就会变成飞龙在天。地龙要爬过多少寸土地，才能成为望子成龙的那条龙？

“对不起。”我对花盆说，对花盆里的所有动植物说。

晚风中传来淮海中路上的车声。这是上海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一切恢复如常。今晚，楼下阴老师没有上课，她刚买了彩电，叫我妈妈下去看电视了。

爷爷大概五十岁不到，就病退在家。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不出来。“都不太好吧。”他说，“肝不太好，肺不太好，血压太高，经常哮喘，人送称号：阿垮忒。”字面意思是，身体随时垮掉。其实也是用上海话音译英文“一刻钟”，即身体差得只剩“四分之一”。

这成了我学会的第一个英文。他还教我怎么抽藕丝、做印泥，教我怎么给皮鞋上鞋楦、上鞋油，教我分辨大衣的戗驳领、平驳领和青果领，教我怎么打算盘。他的一对衬衫金袖箍，我拿来当手镯玩。哐哐当当，我手腕靠近，它们发出撞击的轻响。我也把爷爷的算盘当滑轮，在二楼的走廊滑过来，滑过去。我爸看见，皱皱眉头，一句没说。

爷爷说“：她喜欢就让她玩好了，反正我又不会再回银行上班了。”

奶奶说“：上什么班，成分不好，拖累儿子。还是病退回来，让小妹顶替去工矿合算。”小妹是我姑妈。

爷爷像是没听见，带着委屈小声说：“我本来也是想赚钱的呀。”

二十岁刚过，同乡带爷爷到上海来。爷爷先去南北行做学徒，学打算盘，后来在银行当柜员，一直到退休。嘉兴的翰林宅邸里，那个三房合一的独子，坐船到上海来，成了无数街道、无数里弄、无数房间里的一个小人物。他没有成为什么腾云驾雾的人物，最后在阳台上种种花。自然，也是没赚到什么钱。但我喜欢这样的爷爷，喜欢总是陪着我的他。

爷爷有些地方，还是少爷做派，比如他总是穿得山青水绿，出门买个菜也像去赴宴。爷爷和我说，那时候刚来上海，为了去银行上班不落面子，每天要用发油梳头。有一次，他看见宿管在梳妆台外的窗口晒着一罐油，当作是发油，揩了一指头油抹开在头发上，没想到是宿管晾着新炸的猪油。

他和我笑成一团。后来吃开阳面，奶奶挖了一勺猪油放在面碗里，我和爷爷说：“爷爷，梳头。”他笑。后来吃馄饨，妈妈在空碗里放紫菜、蛋皮和猪油时，我和爷爷说：“爷爷，梳头。”后来快要过春节了，家里人围在火炉边做蛋饺，爷爷捧着白瓷盘，在厨房口，等着我奶奶和妈妈扔出蛋壳，我看见妈妈用一块猪油润铁勺，我和爷爷说：“爷爷，快看，爷爷，梳头。”

只有我俩总是笑成一团。

然后我发现爷爷不笑了。从来不到厨房来的梅家三楼的男人从正门进来，穿过玄关和厨房，从我们的楼梯上楼了。他们平时都是走后楼梯的，奶奶和妈妈私语，今天怎么了？

一九八五年的春节到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梅家从香港来的大哥。房子即将落实政策还给梅家，梅家大哥回来，意思是要把整幢别墅收回出售。天花板上脚步嘈杂，有时能听见梅家两兄弟争执。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不断在劝。“大哥，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头先的那个声音就说：“我怕啥，我怕啥，我怕啥啦……”

元宵节夜里，父亲的朋友来看他，恰好梅家大哥从三楼下来开门看见了，当即对我爸的朋友发难，说“：这里没有姓孔的。“”怎么可能？”那朋友全家穿着新衣服，手里抱着孩子，拿着过年的礼物，赔笑说，“我是老孔老朋友，几十年了，他们都住这里，我不会搞错。”我爸的朋友指着打开的门后的玄关上挂着的写有孔字的信箱说：“就是这家啊。”

梅家老大说：“这幢楼都姓梅。”说完甩上了门。

阴老师参加新春演出回来，听我父母说起，都气得不行。当即走到玄关口，把写有“梅”字的信箱摘下，扔出铁门。还是我爷爷看不过去，重新走过去下台阶，拿起来，再挂回原处。阴老师说：“以后有人来找三楼的，我也说没听说这里住着这样的人。”

爸爸、妈妈和奶奶都不响。半天，爷爷说“：实在是，多谢阴老师。”

阴老师说“：这里是房管所分到乐团，乐团分给我的。你说对吧，老爷子，这里也是小辰爸爸单位分给你们的房子，对吧。多少年做邻居，大家识相，客客气气，有火别对我们发呀。”

最后一句话，她几乎是直着脖子向三楼喊的。

我妈妈也抱着我，对爸爸小声抱怨说：“我们都是公家单位分配住进来的，我们都是清清白白、正正当当住在这里的！我们又没占谁便宜。就算现在落实政策，凶什么啊！”

不管如何强调住在这里合法，过了年后，爸爸开始给书打包，妈妈把浴室里的瓶瓶罐罐收了起来。几乎一直隐形在三楼的梅家，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这侧的楼梯和厨房。有一天早上下楼，我看见梅家老二端端正正穿着西装，坐在厨房里我常坐的位置吃早饭。我们对视了一会儿。

一九八五年的五一节，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梅家的人出现在我家的厨房。这个梅家老二和我父亲差不多大，像一个我想象了很久的书中人，忽然从书架的书上走下来。他戴一副厚底眼镜，长相敦厚，下巴很胖，有一种常年不见阳光的白。

他气定神闲，用我家的灶头煮着咖啡，用我家的灶头煎着黄油面包和香肠。他“小三线”回来在华山医院做夜班医生，独身一人，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只有一个香港回来的大哥。这两个陌生人在我家，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像两个盘桓不走的幽灵。他俩将决定我家的命运，他们要把我的家卖掉，多么不公平啊。我瞪着他。

他看了我一会儿，和气笑笑，有一个刹那，他拿起一片面包下意识想递给我，就像任何一个和气的人看到熟人家的孩子时下意识会做的那样。忽然玄关的钟响了起来，我俩都是一震。钟声响了一下又一下，整整七响。整个木楼梯都跟着钟声发颤。是什么时候，那座钟修好了？只可能是梅家人吧。等我重新看他，只见他已经低头，在我家的桌前看报纸。

停摆的时钟重新开始走动。

这一切让我疑惑。比如说那张桌，还是我家的吗？比如说我站在这楼梯上，我是入侵了吗？梅家是从南京来沪经营珠宝的商人，他们一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买下这幢独栋别墅。阴老师的房间，原本是梅家的客厅。我们和爷爷奶奶住的二楼两间，原本是梅家的两间卧室。三楼原本是梅家放杂物的阁楼，梅家的这个老二，从小三线回上海待在阁楼上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情看住在楼下的我们？我在阳台上又哭又笑，当我吵闹的时候，当我抱着爷爷的时候，他是怎么看我的？爷爷在阳台上种满花卉绿植，被报社记者拍照登上报纸，报上写着：这是上海退休工人孔祥楣在自家阳台上浇花。究竟谁能管这里叫自家？

现在梅家的这个儿子，从阁楼下来了。我们要走了。

六一节的时候，爷爷带我去襄阳公园。他说我们把花都种在公园里吧。之后要搬家去西南角新建的工人新村田林新村，太远了。爷爷说：“还是都移植去公园。小辰以后来看，全上海的小朋友都可以来看。”

我说“：月季给我带走，我要的。”爷爷说“：好的，月季给你，本来都是你的。本来还有更多东西，都想给你的。是爷爷没本事。但人家占了我们的家，我们不能再占别人家。”

我说“：那究竟我们的家在哪里啊？”

爷爷说“：那肯定是在嘉兴啊。”

我们走到襄阳公园。一共六百步。我数着一步一步走过去。

爷爷牵着我的手，说：“孔家桥下面是孔家荡，边上连着长长的廊棚。江南多雨，有廊棚给来往的客商避雨，也方便沿河店家做生意。”爷爷说“：我们嘉兴，是鱼米之乡。”爷爷还说“：我们的翰林宅邸，被日本人占了，他们当司令部用，他们后来存炸药，兵败逃走的时候，把炸药全引爆，老宅全毁了。”

爷爷说：“有一天，我梦到曾祖母来看我，梦里她说好冷好冷，下了好久的雨，她身后站着我的奶妈，两个人抱在一起，浑身都被淋湿。她们用家乡话问我，怎么会那么冷？我妈妈在问我，为什么不给我打伞啊？我哭着醒过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她们具体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日本人杀掉我们镇上许多人，扔在孔家荡里，河的流速都变慢了。等到捞起来，堆在一起，我没敢仔细分辨。”

爷爷说“：荡里有黄鳝、蛇、鳗鱼，我见过鳗鱼从泡肿的浮尸里钻出来，它叼着沉河的死人手指头，手指头上还有金戒指。我一辈子不能看见这些动物了。”

爷爷说“：我刚到银行去的时候，我住在银行的宿舍里，我问宿管要来文房四宝，写了潜龙在渊、飞龙在天，贴在我床头。我总归要干一番事业，光宗耀祖回老家才行的，对吧？！把你曾祖母超度。她一辈子吃长素的。她是为我吃长素的啊。”

爷爷说：“我叫祥楣，光耀门楣的楣；你爸爸叫令宪，他是立宪那年生的；你叫小辰，孔德辰，你会比爷爷厉害吧。你将来祭奠我的时候，要记得我，也要记得你的曾祖母和曾祖父啊，你祖上出过翰林。”

淮海中路上挂着两条标语，一条是“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一条是“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爷爷眯着眼睛看了看。

他脸上模模糊糊挂着一个笑，也挂着眼泪。

爷爷说“：离开家的时候，我才十岁不到。现在我已经是爷爷了。你都要十岁了。”

爷爷说“：又要搬家了。以后还是，小辰来吧，爷爷飞来飞去没飞起来，爷爷半截身子都入土了。以后，小辰来做这条小龙。”

上海宣布气象入夏前的一天，白天的气温不断攀升，闷热潮湿。到了傍晚，日落之后，空中出现了白蚂蚁。

起初，只是一两只在人的眼前飞过，如普通蚊子，略一赶就散，但等路灯亮起，白蚁不断增加，数量几何级加倍，密集的翅膀趋向每一个光点盘旋，如烟如雾，令人头皮发麻。路人一边快步走，一边挥着手驱赶，小店店主拿着苍蝇拍，啪啪啪击落了一群又来了一群，掉落的白蚁只是失去翅膀，但并不死，还在地上慢慢地向前爬行。

我站在窗口，开了阳台的灯，隔着玻璃看着被搬空的阳台上，成群白蚁，如癫如狂，绕着阳台灯飞舞。妈妈在后面惊呼“：不要开灯，不要开灯。白蚂蚁都飞过来了。”我说“：我关窗了。”妈妈说：“会从窗缝钻进来的，会到地板里面做巢，然后把木头都吃穿了。你看看木头地板已经都酥了。”“不要紧。”我回头对妈妈说“，以后这里就不是我们家了。”

阴老师上楼来，站在我边上，和我一起并肩看灯光下白蚂蚁的狂舞。

“它们在干吗？”我对着窗外的奇景轻轻问。

阴老师说“：在交配啊。”阴老师看看我，想了想又说“：它们要繁衍后代。过了今晚，它们会藏进老房子里面，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安家产卵，活下去，直到气温合适时再统统飞出来。”

在我们来到这条襄阳南路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上海的田地、水乡和坟场，埋着老上海的农人和富商、来上海淘金的外国探险家和水手。然后这里被填平，筑路，造楼，住了人进来，来了又走，客人变主人，主人变客人，换了又换。直到木板被蛀空，直到露出楼下的落地钟，直到这钟身从崭新变陈旧，直到钟面上的蛛网出现又剥落，直到指针重新走动起来。

不变的，就是每年总会有这么一天，黄梅天一到，白蚂蚁会出现。

不变的，就是到了白蚁出现的第二天清晨，什么都看不见了。除了开窗时随风飘起的一堆小翅膀，一只白蚁也看不见了。

我从窗户向下看，看到人们穿着夏衣，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楼下梧桐上是碧绿新叶，像许多招摇的小手。昨晚的千军万马，好像只是我的梦境。

去新居的路上，我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手里抱着两盆月季。一棵是香云，开朱色花；一棵是绿野，花朵大过爷爷张开的手掌，开豆绿色花，泛淡淡黄光。司机看了一眼说：“什么东西啊，爬出来了？”

我低头看了看，是一条小小的蚯蚓，弓着身子钻出花盆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