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路易

叛逃家庭与回归

爱德华·路易，90后法国新生代作家，在法国当下各大读书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阅读他的系列作品——《谁杀了我的父亲》《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就是阅读一部法国现代家庭变更史——家庭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爱与恨；更是阅读一份控诉宣言——父母亲不幸的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机制问题。

《谁杀了我的父亲》开篇，开宗明义，描画父亲的身体：一具残破程度远超其年龄的肉体。五十多岁，心脏依赖呼吸机、重型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内脏脱出。作者盖棺定论：“你属于被政治认定早死的那类人”。紧接着，“我”跳回童年：那时父亲还掌握着至高的家庭权力，拥有健康的身体。

文本倒叙，是该作触动人心的核心要素，营造物是人非的悲伤氛围。连环的回忆，不断地运转，是闪回片段的制动机，后者不断地层层叠加，细致构建父亲人物弧光；而父亲的人物弧光，是个体化的，也是阶层群像的缩影。其中的社会学意义并不输于文本美学。

爱德华·路易

回忆中的那个作为“父亲”的个体，永远是比当下要好一些的，而当下、以及当下的未来，都将被深重地污染、蚕食、瓦解。站在50多岁时间点上的父亲，连走路都感到疲惫不堪；在“我”的童年回忆中，父亲正在劈柴；而在更年轻的年岁里，他正在喷香水、跳舞、给爱侣送花。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描述中，像一堆飘扬着的图像，图像和图像之间是无尽的时空深渊，和难以弥合的割裂感。作者的笔法将时间线一点点拉长、拆解、溯源，接着笔锋一转，将这段时空的两端以这样一句话连接，哀怨悲伤在残酷中升腾：

“我问她：‘爸爸也跳过舞？’——你的身体曾有可能做过如此自由、如此美丽，与你的男性气概强迫症如此不相容的事，这让我明白，或许你，某一天，曾经是另一个人。”

毫无疑问，父亲对儿子和妻子的爱，都有着重大的缺陷。阶层环境灌输给他的价值观追求男子气概：男孩爱读书爱艺术，是反男子气概的。因此，当“我”在圣诞夜模仿Aqua女主唱表演时，掀起了一场父子的相互伤害。而这场表演，是“我”多年后确认自己性向的一场预演。但同时，父亲的爱，又有足够的力量去戳破这些被灌输的理念：为儿子购买泰坦尼克号的碟片——那些不够男子气概的礼物；完全杜绝家庭暴力——自己年幼时所遭受的恐怖。这份对家庭的感情，是一曲时而悦耳时而走调的歌，且从未唱出口；是一团混沌；是善意和恶意的混杂。爱中混杂着恶意，是一件多么真实的事。

纪录片《Edouard Louis, Ou la transformation》（2022）中的爱德华·路易

迪迪埃·埃里蓬——爱德华·路易的老师、法国社会学家，曾在其代表作《回归故里》中，将家庭暴力的毁灭性与心理学词汇“原初场景”带来的创伤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认为暴力的形象具有疫苗的功效：

“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通过那个我们将要成为的人传递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它让我内心萌生了一种顽固的意念，即与那个属于我的未来相对抗”。

当然，迪迪埃本人萌生的是叛离原生阶层的意念，“我”的父亲则是终结家庭暴力——这种极易通过代际遗传的“病毒”。暴力仅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另一种显著的“遗传病”，便是拒绝知识，过早中断学业：出于贫穷、社会惯性。父亲未能幸免，他需要面对如父辈一样的生活与重负，沉重、冗长、枯燥。

父亲的生活几乎是一无所得。正如叙述者所述：

“我感觉你的存在（existence）是一种你无法自主且恰恰与你对立的否定式存在。你没有钱，你没能上学，你没能游历，你没能实现你的梦想。讲述你人生的言语里几乎只有否定。”

“我”与父亲强烈共情，连带着瞥见先辈相似的人生轮廓，那些可悲的灰暗的影子；我对社会机制导致的固化充满愤怒。当然，这是一本小说，而非一本社会学著作。不同于迪迪埃的智性论述，路易将自己的看法用文学包裹起来。但这不代表，他的叙述没有犀利的锋芒。这种锋芒来自于他的文风，正如他自述：

“人们对我说文学决不应像政治宣言，而我磨快我的每个句子就像磨快刀刃。”

短小精悍、一针见血。以格言式、论断式的句子，来揭示。

纪录片《Edouard Louis, Ou la transformation》（2022）中的爱德华·路易

在小说的第三章，叙述者回忆起父亲身体的转折，这也是他命运的转折、一头栽倒的起点。他如何在工厂砸坏了背，他如何在法国低保机制的变动和不合理中，被迫接受需要弯腰8小时的清洁工工作，他每个月又是如何被新的制度剥夺5欧元——2天的饭钱。以及那些药物报销的细则变化充满致命的危险。列举所有相关条款、点名颁发条款的总统名，“我”确认到：

“你的身体史就是这些相继毁了你的人名的历史。你的身体史控诉政治史。”

《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是家庭的另一个面向。母亲，是家庭图景中另一个重要版块。

作家记述了母亲在这个法国底层家庭中的生活。作者描述她的母亲多么渴望去度假，为了申请政府的度假补助金，她来回奔波，处理所需的材料。这一段的描述，令人想起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为了拯救那块盐碱地，为了拯救自己绝望的心，她突发奇想抵押吊脚楼，来购买红树原木搭建堤坝，抵挡太平洋的潮水。生活的贫困，与生命力的涌动，还有痴心妄想般的渴望，是如此的相似。母亲，坚韧的侧影，追求快乐的心，被忧伤覆盖，在晦暗中闪烁。

插图由 Julie BenBassat 绘制

作家从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谈起。这照片属于遥远的二十岁。和父亲埋葬过去的自己不同，照片中的母亲与当下的她之间，有一根极有韧性的纽带连结着。现实一直在磨损着这根纽带，威胁着母亲的自我：赤贫、枯燥的主妇生活、丈夫粗野的爱与压制、还有厌女的玩笑话。

通过这些磨难，作者再次展示了《谁杀了我的父亲》探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底层阶级过早中断学业的普遍化。迪迪埃曾在书中细述，对一个好学的底层少年来说，读书——阶级跃升的唯一途径，走起来有多么的艰辛和孤立无援。母亲16岁的意外怀孕是一个关卡，将她的学业、未来挡住，或者，切碎。母亲，一个和她遇到的第二个男人重组家庭又生下三个孩子的女人。她的人生像极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假想出的莎士比亚妹妹的人生境遇。总结起来，那就是：一个聪慧的女人，被那些负面的际遇绕昏了头，提早地、草率地进入了家庭生活，并被套了进去。另一方面，磨难也揭示了独属于女性的困境：一个纯粹的牺牲品，生存空间被父权严重压缩。作者这样写道：

“不去上学的日子，早上，我看着她出门去杂货店买菜，回家，准备午餐，盛上午餐，清餐桌，洗餐具，打扫屋子，熨烫衣服，整理孩子们的床铺，下午准备好晚餐，等我爸，给我们盛上晚餐，餐后清理餐桌，洗晚上的餐具。”

纪录片《Edouard Louis, Ou la transformation》（2022）中展示的爱德华·路易童年时的照片

在牢笼般的家庭生活中，母亲总在想着法子逃离，或者至少透透气。她与丈夫不同。她想要希望，不想要忍耐。她的逃离，像一个小小的公路小说：遇到一些人，寻找拯救因子。作者将这些细碎零散的生活材料，提炼成社会观察。母亲结交高一个阶层的朋友，与对方有过甜蜜的闺蜜情谊。但最终这段友情走向终结：家里的用餐习惯和吃相、那台常打开的电视，都令来自另一个阶层的闺蜜感到窒息。这段故事的落脚点在于：“阶级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交流。”个体的努力，无法撼动铁般的规律。

如果“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隔着一片巨大的空白。如果这份血亲关系的症结在于男性气概和非异性恋之间的互斥。那么“我”与母亲，有着天然的亲密。这份亲密，将接受阶级背离的挑战：母亲曾在前闺蜜那里体验到的背弃，在儿子的身上重演。挑战的开端，是词语之间的博弈：“我”开始使用文雅标准的法语，并对母亲的习惯用语产生鄙视和羞耻感。接着，是对医疗的认知差别：母亲认为感到一点不适就需要医生，是“我”布尔乔亚的做派之一。词语、对疼痛的忍受力，成为母子之间互相攻击的阶级武器：

“社会距离把我们整个关系都污染了，在你眼里我完全成了阶级攻击的工具，这种状态差点害死了我。”

爱德华·路易

作者敏锐地意识到，“知识”具有阶级性：它可以重塑一个人的自我，可以令其突破原有的生活圈层；于是它可以割裂个体与其原生家庭的紧密关系，它可以制造冲突和对立。正如电视在书中具有的阶级属性，以及它在母亲生活中消失的微妙暗示：母亲关掉以往天天打开仿佛永无关闭之日的电视，买起爱情小说，汲取布尔乔亚式生活中令她愉悦的营养。

或许是因为“我”自身出众的细腻。在“我”那些细腻的褶皱中，产生了微妙的阴翳。阴翳将化作伤人的刺，刺向同样细腻的母亲。面对母亲那些在苦难中的勉强作乐，“我”会徒生恶意，打断她那勉强升起的快意，因为“我”认为那是虚假的。这当然是一种少年叛逆，一种稚嫩的伤害，但不意味没有揭示意义。只有母亲真的摆脱了这个囚禁她近20年之久的家庭的牢笼，与新结识的伴侣前往巴黎，过真正符合她脾性的日子，“我”才停止了揭穿假面，“我”才真的为她高兴。

《谁杀了我的父亲》与《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有着浓烈的感性力量，同时也不乏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有着极强的批判意识，和左翼政治倾向。两本小说的结尾，都以“我”与父母的情感再连结收尾，“我”因这番回溯、探究而找回了失落已久的爱。但这不代表遗忘所有的伤痛，它们只是需要找到真正的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