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四十年前美国年轻人的生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1979年布莱克·弗里特伍德在《时代杂志》上所报道的那样，当时的美国年轻人正逆流而动，向纽约等大城市迁移，这一现象在当时被视为出人意料的逆转。他们被称为“雅皮士”(Yuppies)，是一群雄心勃勃、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职业人士，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消费习惯，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争议。
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这里的年轻一代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展现出了与当年美国雅皮士们极为相似的特质。他们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崇尚品质与自我实现，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变迁与经济压力的双重挑战。他们在城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努力在职场上攀登，不惜为了理想和事业加班到深夜，他们对美食、时尚、科技和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追求。
然而，与四十年前美国年轻人所经历的一样，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并非没有争议。他们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承受着高房价、工作压力和生活成本的重负。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对品牌和质量的追求，以及对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重视，无不反映出一种新时代的“雅皮士”精神。
而美国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正是唐纳德·特朗普。
今年是“雅皮士之年”40周年，《纽约客》发布了一篇回顾“雅皮士”时代的文章，文中深入探讨了雅皮士的起源、影响以及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我们不妨通过这篇文章，与当下的中国作对比，想必会发现不少有意思的关联。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一个年轻职业人士的群体诠释了一种说法——有钱不只是“还行”，而是很好。它证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之有效。(插图来自Rui Pu，照片来自Getty)
定义一种社会类型可以用来划分一个时代。那我们能从年轻都市精英的年代探知到什么东西呢？
作者：Kaituyn Sokule
原文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4/07/29/triumph-of-the-yuppies-tom-mcgrath-book-review
翻译：酶
是在罗德岛吗？
1979年，布莱克·弗里特伍德(Blake Fleetwood )在《时代杂志》(Times Magazine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年轻人正在向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大城市迁移。这是个新闻，因为在美国，特别是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已经被白人的迁徙、不断恶化的经济基础和金融的不善经营所搅毁，人们对它全然不抱希望了。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就流失了8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0%。然而，有证据表明，弗里特伍德写道，“80年代和90年代的纽约将不再吸引穷人和流浪汉，而是一座主要为有抱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群城市精英服务的城市。”这是一个异常准确的预测。
那些“雄心勃勃、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是年轻都市职业人士，即雅皮士(yuppie)。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芝加哥杂志》(Chicago magazine piece)上罗滕贝格(Dan Rottenberg)的文章中。罗滕贝格说这个词当时在芝加哥已经流传开来，可能是在房地产圈。但是，无论它起源于哪里，“雅皮士”都是一个灵感迸发的新词，在词源上是从“嬉皮士”（hippie）、“雅皮士”（Yippie）和“预科生”(preppie)派生挪用的，是一个类似的不了遏制的新词。
1983年，这个词出现在鲍勃·格林(Bob Greene)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专栏上之后，“雅皮士”一词就火了。(格林也声称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这个专栏在200家报纸上得以联合发表，一夜之间，世界变成了雅皮士。在民主党初选中竞选总统的加里·哈特(Gary Hart)是雅皮式候选人。杰伊·麦克尔尼(Jay McInerney)的《灯红酒绿》(Bright Lights， Big City )是雅皮士小说。劳伦斯·卡斯丹(Lawrence Kasdan)的《大寒》(The Big Chill)是一部雅皮士电影。麦当娜的《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拿着冰冷现金的男孩/永远是真命天子”-是雅皮士的赞歌。
《灯红酒绿》封面
1984年连任的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独揽大权。他赢得了49个州的选票，以18个百分点的优势在普选中胜出。但是，在一次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中，他在那些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今天是7.5万美元)的18岁到34岁的人群中的票数优势是24个百分点。就算里根不是雅皮士总统，他也是雅皮士们的总统。《新闻周刊》(Newsweek)将1984年命名为“雅皮士之年”。
1984年，这个术语涵括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的40岁以下的职业人士--相当少，大约有120万人。但在20世纪60年代，名副其实的嬉皮士也不多。1967年，只有1%的大学生说他们尝试过迷幻剂，1969年《新闻周刊》估计这个群体有一万人--可能虚报了，但是无论多少，都不是很庞大，群体的寿命往往很短。
嬉皮士和雅皮士所阐释的不是政治倾向，而是社会类型。社交类型用以代表人们认同或反对某种重要的东西。就拿Swiftie（歌手Taylor Swift的狂热粉丝）来说。有些人特别想成为Swifties，也有些人不敢相信还有人特别想成为Swifties。但是，不管你对Swifties多么漠不关心，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主见。就算表面上漠不关心也是一种看法。而你对Swifties的看法能表现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是那种会说你刚才所说的关于Swifties——或者是雅皮士或嬉皮士——的人。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在你对所不认同的社会类型的冷漠、不置可否或优越感之下，难以避免地潜藏着对这些人兴风作浪的恐惧。现在，综合考量下来，做一个Swiftie可能更好。你是比自己更伟大事物的一部分，世界已经在努力让你快乐。在1984年，也许是成为雅皮士是更好的选择。
Taylor Swift
在20世纪80年代，雅皮士扮演着框定自我的功能--你是支持雅皮士还是反雅皮士？--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它能让人们适应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厌恶雅皮士以及它代表的一切，而非想要成为它。--当然，这个词本身就是贬义词。它听起来像“小狗”（puppy），没人会想成为小狗；每个人都想成为“大狗”。但是，更多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嬉皮士和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不屑一顾--或者今天对“Z时代”也是如此--而非想要化身其中。
“垮掉的一代”也是一个贬义词，是“Beat”和“Sputnik”的混搭。(两者都是“激进的”。)“Hippie”是“hipster”的贬义说法。
社会类型用来定义人格也是卓有成效的。你仅识其面就知道一个人是否是嬉皮士或雅皮士。他们穿特定的鞋，吃特定的食物，开特定的车。迷幻药是嬉皮士的毒品，他们常常离经叛道。雅皮士的毒品是可卡因，因为生活在快车道。像“嬉皮士”和“雅皮士”这样的术语是涵义丰沛的。它们提供了一个有特定的品味与态度的量身定制的客体。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它们还能代表一个时代-通常，因为我们有十个手指，十年。当我们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生活时，我们会由此联想到雅皮士。
汤姆·麦格拉思(Tom McGrath)的《雅皮士的胜利：美国、斗士和一个不平等的国家创造》(Triumph of the Yuppies:America.the Eighties. and the Creation of an Unequal Nation)(Grand Central)是对那个时期的精彩回望。麦格拉思并没有对雅皮士做出新颖的社会学方面的解说。他所描述的即使放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很保守的。他的研究包括那十年老兵的采访内容，他的引文主要是对杂志文章的引用，他的故事是从新闻头条中摘录的，也许你以前看过。如果你够年长的话你也可能生活在那个时代。不过重看还是意犹未尽。
《雅皮士的胜利：美国、斗士和一个不平等的国家创造》封面
里根在连任前一年说：“我最想看到的是，这是一个依旧有人能发达致富的国家。”这个标语，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缩影。有钱不是“还行”，是很好。它证明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合理的。有钱的年轻人不会为此感到羞愧。富人们高谈阔论他们挣了多少钱，买房又花了多少钱。
人们到处说：“死的时候拥有最多玩意儿的人获胜。”这句话出自马尔科姆·福布斯(Malcolm Forbes)，他当然有很多东西。人们说这话不是代表他们真的将其奉为圭臬，只是当时他们对自己相信什么也感到迷茫，似乎这种文化并没有提供太多的选择。
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处置可自由支配的美元。如果你是雅皮士，你会把钱大张旗鼓地花在自己身上。这就是那些反雅皮士的人最讨厌雅皮士的缘由。你买了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且因品牌支付了额外的费用：Sasson牛仔裤，Frette亚麻布，Cross牌笔，劳力士手表，Perrier水，Aprica婴儿车。人造高端进口产品出现了--Grey Poupon(第戎)芥末(当时归RJR Nabisco所有)，哈根达斯冰淇淋(在布朗克斯发明)。人们购买《权威预科生手册》不是为了作乐，而是作为一本指南。布鲁克斯兄弟公司(Brooks Brothers)的复兴得益于年轻的购物者。食物成了处于争论焦点的消耗品。人们把他们的炖锅换成了美膳雅(Cuisinarts)。“吃货”这个词是1980年由纽约的餐厅评论家盖尔·格林(Gael Greene)创造的。
更具企业家精神的雅皮士开拓了废弃的排屋和仓库阁楼的空间，并利用一些空闲时间锻炼身体。健身和自我保健都很重要。但雅皮士把大部分闲暇时间都花在了社交上。他们把钱花在了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专门服务那些工作到很晚、吃饭也很晚的顾客，--在纽约，比如Le Madri和Quilted Giraffe这样的餐厅，你可以点一个装满鱼子酱的“乞丐钱包”。McGrath将卡明街的Cent'Anni命名为雅皮士的最爱,还有在翠贝卡的Odeon。在电影《灯红酒绿》中，主人公和一些朋友在洗手间里吸食可卡因。
《灯红酒绿》剧照
雅皮士大步迈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废墟：两次石油危机，13%的抵押贷款利率，钢铁和汽车等主要制造业岗位的大量流失，股市低迷。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初复苏时，人们不会为富有而感到负罪。他们经历过为钱发愁的滋味，所以花钱感觉很自在。
尽管如此，指责雅皮士在那十年里对财富的无耻迷恋也有失偏颇。毕竟，那也是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和垃圾债券、T·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和杠杆收购、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和内幕交易丑闻的时代。那是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1987)的时代，也是那些非常流行的关于富人的黄金时段肥皂剧的时代：《达拉斯》(Dallas)(1978-91)、《鹰冠》(Falcon Crest)(1981-90)、《王朝》(Dynasty)(1981-89)。九千万美国人观看了《达拉斯》（Dallas）的《谁枪杀了J.R.？》（《Who shot J.R.？》）一集。其中最无耻的是罗宾·利奇(Robin Leach)的《富人与名人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 (1984-95)。1984年，它被艾美奖最佳信息专题奖题名。
你冷吗，把我的叶子拿走。(Patrick McKelvie)
而且健身癖并不局限于雅皮士。1980年以后，锻炼成为一项主要产业，数百万美国人投身其中。他们加入了健康俱乐部--科罗拉多州的Wellbridge；加利福尼亚州的家庭健身中心；芝加哥的东岸俱乐部；纽约的垂直俱乐部。Equinox成立于1991年。对于大众市场来说，有简·方达的健身视频，电视上有令人讨厌但又极受欢迎的理查德·西蒙斯(最近去世)。麦格拉思的书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这些都没有真实发生，因为年轻的城市职业人士都在购买高档的婴儿车，那是一种疯狂的经济。雅皮士们只是随大流。
麦格拉思坚持认为雅皮士是婴儿潮一代，甚至有点固执己见。他的想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异见分子和反文化理想主义者，婴儿潮一代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了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麦格拉思展现的与其说是一个卖场，倒不如说这是美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个多彩的新篇章，就像“猪穿过蟒蛇”(猪穿蟒蛇”是一个比喻，描述了婴儿潮一代在过去75年的文化和经济周期中不断膨胀)。
但是，一旦你做算数，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婴儿潮开始于1946年7月，结束于1964年12月，总共约有7600万人。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积极参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社会抑或文化的变革，他们太年轻了。这就是听披头士和成为披头士的区别。大多数婴儿潮一代与民权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无关，只有少数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与反战运动有关系密切。1965年，当第一支美国战斗部队部署到越南时，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年龄最大的只有19岁，还在上大学。最小的还不到一岁，长牙了。另一方面，雅皮士，如果我们在1984年把他们定义为25岁到39岁之间的人，他们确实是婴儿潮一代。雅皮士，而非嬉皮士，是婴儿潮对战后美国社会历史的贡献。
麦格拉斯在他的书中以杰瑞-鲁宾（Jerry Rubin）的故事为框架，塑造了一个六十年代的人成为八十年代人的典范。鲁宾因 1967 年与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共同创建青年国际党（Yippies）而出名，也是越战时几次标志性的抗议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1967年在五角大楼举行的大规模游行，以及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示威。他是“芝加哥七君子”中的一员，他们被审判是由于示威游行，并在1970年被判跨越州界煽动暴乱罪。(上诉推翻了所有定罪。)“芝加哥七号案”的被告中没有一个是婴儿潮出生的。鲁宾生于1938年。霍夫曼出生于1936年。
20世纪60年代，鲁宾和霍夫曼前往纽约证券交易所并朝里边扔美元钞票，看着交易员们争先恐后地抢拾。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反感这种恶作剧，这十年来，人们对政治激进主义和反文化的滑稽行径的感官并不是很好，鲁宾发现对自身作品的需求比他希望的要少。1980年，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议文章，宣布他在华尔街找到了一份证券分析师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意识到‘金钱就是力量’。"作品问世后，他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股票经纪人。
事实上，麦格拉斯说，鲁宾从未真正为客户买卖股票。相反，他和他的妻子米米(Mimi)开始举办交际会，先是在东区的公寓那里，然后是在市中心的54号夜总会(Studio54)。来宾要付8美元的入场费，并在门口存放他们的名片；鲁宾夫妇利用这些名片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介绍富人和有人脉广的人。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连锁社交沙龙，但在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崩溃。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6%，鲁宾斯的资本销毁地一败涂地。
“黑色星期一”后，雅皮士时代从此落下帷幕。"在十年来全心全意地相信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之后，专注于成就和成功，金钱和物质过后，”麦格拉思写道，“国家准备再次减速，以求恢复正常。正如1929年的股市崩盘结束了一个超级资本主义时代，推陈出新，1987年的股市崩盘亦会如此。”
《雅皮士的最后仪式已就》
媒体也这样认为。《雅皮士的最后仪式已就》(Yuppies' last rites readied)是黑色星期一后泰晤士报的头条新闻。《雅皮士日薄西山》（Sunset for Yuppies）成了《今日美国》的头条。开始出现雅皮士的讣告--值得注意的是(很奇怪，麦格拉斯的书中没有提到)，在亨德里克·赫兹伯格(Hendrik Hertzberg)在《时尚先生》(Esquire)中的经典作品《美国雅皮士短暂的幸福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the American Yuppie )中说，“雅皮士是'道德焦虑的集体投射'”。我们把我们所痛恨的那段日子的一切都投射到他身上......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混蛋吊起来。"一切都结束了。
至于鲁宾夫妇，他们最终离婚了。咪咪将嫁给54工作室的前老板马克·弗莱希曼。杰里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从事了营养品行业。麦克格拉斯说，他“非常成功”。1994年，他在穿过威尔希尔大道时被一辆汽车撞死。报纸执意告诉读者们说他一直乱穿马路。
发生了什么事？即使在1984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展示财富和炫耀性消费的年轻都市职业人士被用来掩盖更为严峻的经济事实。雅皮士毕竟只是婴儿潮时期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在Odeon用餐或在54号夜总会闲逛。麦格拉思提出了这一点，但赫兹伯格也提出了这一点。
《新闻周刊》在1984年的“雅皮士之年”杂志上，过去新闻杂志寻常的冷嘲热讽主要是为了庆祝。该杂志评论道：“这一群体的魅力掩盖了其同龄人中更显著的向下流动趋势。”
不仅仅是他们的同龄人。据国会预算厅估计，1977年至1988年，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的经济复苏期间，美国最底层80%的家庭历经了收入下降。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下降了14%以上，收入下降了8%的次之，以此类推。然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的收入增长了16%以上；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增长了23%；而对最富有的1%的人来说，他们上涨了近50%。1973年，家庭收入中位数为26，884美元；1987年为25，986美元。
美国人看到的是中产阶级的分裂。实际上，中产阶级中的中间阶级正在退出，而最富有的10%--上层中产阶级和超级富豪--与其余人口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都在正在扩大。雅皮士们站在这个分水岭的另一边。人们恨他们是因为雅皮士怨恨他们。(奇怪的是，古往今来，他们并不仇恨顶级富豪。)
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不均愈演愈烈，也是在回归常态。以历史眼光来看，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高收入者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财富和收入相对平等的这种情况是很反常的。但这又像你正在经历的那样正常。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讶异地发觉阶级以年轻职业人士的形式卷头重来。
那这些年轻职业人士来自哪里？答案是：大学。他们是高等教育产业的产物。在1960年代，大学录取人数翻了一番，大学毕业生的人数相较于就业市场是供过于求的，由此产生一个效应就是（学生继续留在）学校深造。1971年至1986年期间，授予学士学位的数量增加了18%。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数增加了85%，医学博士的数量增加了92%，法学学位的数量增加了140%。那些都是雅皮士。
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大学溢价，即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和只有高中文凭的人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异中，男性之间为13%，女性之间为21%。到1993年，总保费为53%。如今，这一数字约为75%，反映了知识经济中的工人与服务经济中简历密集区的差异。
那么，到底有什么变化呢？在今天的中上层阶级，日常生活与上世纪80年代没什么不同，至多在数量上不同。口味也没什么不同。圣佩莱格里诺(San Pellegrina)可能比Perrier更受欢迎，露露乐蒙已经取代了设计师牛仔裤等等。但是城市职业人士，无论年轻与否，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里根政府时期基本相同。肠道修复、精品健身房和目的地餐饮并没有消失。
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主义现在看起来像旧石器时代的资本主义，某种角度上是它太厚颜无耻了。如今，中上层阶级的人们关心环境，关心枪支管制和堕胎等问题，他们对特权的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人们并不会因为坐拥超出自身所需的财富而感到内疚，但如果说他们对财富不负责任，他们会很不高兴。今天有更多的美德信号（指在社交媒体上以某种言论显示自己站在道义的一方），但也有更多的美德。人们并不觉得被称为“乞丐钱包”的菜单项目有趣。那是美剧《继承者》（Succession）的东西。
《继承者》真的是对南福克(NouthFork)和Ewings的一个回归。也许它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让富人感觉到“我们没那么坏”。但它所呈现的贪婪形象并没有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唐纳德·特朗普——一个天生没有良知的人。他也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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