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作为滇池地区汉代墓葬中常见的车马器，对其最早的命名可见于郭宝钧系马饰物的研究之中，郭氏在文中将马饰肚带结合处的横方形生有勾舌的物件始称为“方策”[1]，云贵高原地区报告中以“策”“策子”指称此类器物，显系沿用郭氏的定名。应该明确的是，从训诂学的角度看“策”的本义仅为头上带有尖刺的马鞭。《说文·竹部》：“策，马箠也。从竹朿声。”[2]《礼记·曲礼上》：“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3]《考工记·辀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4]《庄子·马蹄》：“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成玄英疏：“带皮曰鞭，无皮曰筴，俱是马杖也。”[5]这与报告中“策”所代表的器物形制、功用大相径庭。
经考证，“策”之古名应为“觼”[6]，“觼”也作“鐍”。《说文·角部》：“觼，环之有舌者。”[7]先秦即已见诸《诗经·秦风·小戎》：“龙盾之合，鋈以觼軜。”[8]《尔雅·释器》：“环谓之捐，镳谓之钀，载辔谓之轙，辔首谓之革。”[9]“捐”，《说文解字注》：“捐者，觼之假借字。《诗》容有作捐者。《通俗文》曰：‘缺环曰鐍。’许与服不同，服谓如玦，许谓环中有横者以固系。”[10]《说文·角部》：“鐍，觼或从金、矞。”[11]《庄子·胠箧》：“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12]《后汉书·舆服志》：“紫绶以上，縌绶之间得施玉环鐍云。”[13]可见，“觼”专指用以系固的扣饰，最早当用于维系马具，而随时代更迭，“觼”也由最早专指马饰带扣之称衍生为泛指环状带舌用以系结的器物，见诸于文献中。正印证了王国维“带具之名皆取诸马鞍具”[14]之观点。
由此，笔者以为滇池地区报告中将此类器以“策”“策子”之名代“觼”，究其缘由，当是对郭宝钧“方策”这一命名的沿用，以及用此命名来区分考古出土的马饰带扣与衣饰带扣。为进一步探究之便，后文皆以其古名“觼”指代此类器物。
就现有考古材料而言，云贵高原地区汉代墓葬共出土觼饰66件[15]，其中铜制64件，玉制、铁制各1件。主要集中出土于滇池地区的大、中型墓葬中，出土地点有云南江川李家山[16]、晋宁石寨山[17]、晋宁金砂山[18]、昆明羊甫头[19]、曲靖八塔台[20]，此外，赫章可乐墓地[21]等也有零星出土。现将65件可辨器型者统计如下（表一）。
该类器一般通长2.4～9.7、宽1.9～10.5厘米，多为铜制，兼有少量玉制和铁制。大体而言，其器身主要包括扣环、扣舌以及扣环上的扣孔。扣环形制多呈扁圆形、方形、长方形、马蹄形。扣舌主要呈长条状，部分舌尖形制为蛇头形。或为死舌，固定于扣环一侧；或为活舌，安置于扣环中间的横轴上或套铸于扣环一侧，可自由转动。扣孔有单孔、双孔之分，单孔一般用于穿带，双孔除一孔用于穿带外，另一孔用以固定带头。
依据扣环的平面形状可将其分为三型，并在同一型中根据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扣孔数量划分亚型与式。
A型 3件。扣环呈扁圆形。据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与扣孔数量可分为二亚型。
Aa型 1件。死舌，单孔。扣舌固定在扣环外侧，舌尖向外。江川李家山M47:20，玉制。深米黄色。半圆顶突出一齿，框两端琢卷云纹。通长4.8、宽4.2厘米（图一:9）。
图一 滇池地区汉代墓葬出土觼饰型式
Ab 型2件。活舌，双孔。扣环中部有一横梁，梁中部有两个对称半圆形桩，桩上有小孔，扣舌尾端以铁轴横穿桩孔与齿环铆固。标本江川李家山M57:148，框长4.6、宽5.2厘米（图一:4）。
B型 41件。扣环呈方形或长方形。据扣孔数量可分为二亚型。
Ⅱ式 37件。活舌，扣环一侧中央呈细轴，扣舌套铸在轴上，横跨扣孔至扣环另一侧。标本晋宁石寨山M71:203，铜质鎏金。中有一横扣舌。长8、宽7.8厘米（图一:3）。标本晋宁石寨山M71:7，长8、宽6.2厘米（图一:1）。标本晋宁金砂山JS:126，较残碎，仅保留大致形制（图一:2）。标本晋宁石寨山M7:85，框上中央微凹，正中直装一蛇头形齿，可插入革带穿孔之内。框长7.5、宽8.5厘米（图一:10）。标本江川李家山M3:36，正中横装一齿，齿作蛇头形。长7.4、宽8.2厘米。
Bb型 1件。双孔。死舌，扣舌固定在扣环外侧。江川李家山M3:43，长4.3、宽4.1厘米（图一:7）。
C型 21件。扣环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前宽后窄。活舌，双孔。据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分为两亚型。
Ca型 19件。扣环中部有一横梁，梁中部有两个对称半圆形桩，桩上有小孔，扣舌尾端以铁轴横穿桩孔与齿环铆固。标本江川李家山M85:9，表面鎏金，器形较小。框长2.5、宽2.1厘米（图一:6）。标本江川李家山M50:44，框长5.4、宽5.1厘米（图一:5）。
Cb型 2件。扣环中部有一横梁，梁中部有一中轴，扣舌套铸在中轴上。标本曲靖八塔台M1:6，扣舌残损。长5.8、宽3.7厘米（图一:11）。
根据前文类型学研究可知，滇池地区所出觼饰的形制发展主要体现在扣环外形及扣舌与扣环联结方式的变化上，即扣环由早期较为简单的单孔方形、扁圆形发展至更为精巧的双孔方形与马蹄形；扣舌由死舌变为活舌，活舌可再分成从中部横梁处穿孔铆固与中轴套铸两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可将觼饰形制演变细分为三期六段。第一期早段扣舌为单孔死舌，扣身呈扁圆形或方形，主要器型为Aa型、Ba型Ⅰ式；第一期晚段扣舌为双孔死舌，扣身呈方形，主要器型为Bb型；第二期早段扣舌为活舌，与扣身的联结方式为穿孔铆固，扣身呈扁圆形，主要器型为Ab型；第二期晚段扣身开始出现马蹄形，主要器型为Ca型；第三期早段扣舌为活舌，与扣身的联结方式为中轴套铸，扣身呈方形，主要器型为Ba型Ⅱ式；第三期晚段，扣身呈马蹄形，主要器型为Cb型（图二）。
图二 觼饰器型演变图
由于目前滇池地区发掘出土觼饰的墓葬年代均处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且大多具有较明确的层位关系，其内有铜器或铁器与之共存，故本文对各期觼饰年代的判断在依据发掘报告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再结合其器型变化及与之共出的年代较明确的器物，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期早段至第三期早段为前期，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本时期是滇池地区觼饰的主要流行时期，数量众多，形制多样，且多与整套车马器共出。
Aa型觼最早出自江川李家山M47，与其共出有铜銎铁斧（图三:16）、铜骹铁矛（图三:17）等铜铁合制器，铁刀、铁剑等铁器，以及大量具有西汉中晚期地方特色的典型器物。且该墓出土四乳日光镜（图三:1）与陕西淳化出土日光镜（图三:2）[22]形制相似，钮座外四角四出，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书体为缪篆体。故推断Aa型觼在滇池地区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
图三 器物分期图
Ab型觼最早见于江川李家山M57，李家山M49打破M57，M49出土的铜熏炉（图三:26）、漆奁等常见于云南昭通、大关等地东汉早期墓中，因此推断M57年代不晚于东汉早期。且M57出土的星云纹镜（图三:3）与山东临淄所出星云纹镜（图三:4）[23]相近，内向连弧纹圆形钮座，座外四乳，下有圆座，乳之间有小乳，小乳下有退化“蟠螭”曲线，边缘为内向连弧纹，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与Ab型觼伴出的还有青铜矛（图三:10）、剑（图三:11）、戈、钺和铜骹铁矛（图三:18），以及銎口有一道箍状弦纹的方銎铜斧（图三:12）、上部较宽的尖叶形铜锄（图三:13）等，均是常见于滇池地区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典型器物。据此推断滇池地区Ab型觼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
Ba型Ⅰ式觼最早见于江川李家山M51，M50打破M51。M50出土星云纹镜（图三:5）与M57所出星云纹镜形制近似，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且M51出土有大量铜铁合制器，如铜骹铁矛（图三:19）、铜柄铁剑（图三:20），铁器较少，仅见铁剑（图三:21）、铁鞭，符合滇池地区西汉中期墓葬的典型特征。据此推断滇池地区Ba型Ⅰ式觼最早流行于西汉中期前后。
Ba型Ⅱ式觼最早见于晋宁石寨山M71，M71还出土有一面四乳连弧纹星云纹镜（图三:6），其钮座外为星云纹带，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与陕西淳化汉墓所出星云纹镜（图三:7）[24]相似度极高，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与其伴出有铜铁合制器，如铜骹铁矛、铜柄铁剑（图三:22）等，除环首铁刀外不见纯铁制器物。据此推断Ba型Ⅱ式觼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中期。
Bb型觼最早见于江川李家山M3，与其伴出的有琵琶形铜带钩、百乳镜、铜弩机、铜柄铁剑（图三:23）等，年代上限为西汉中期。其中铜弩机郭、牙、栓、悬刀上皆刻铭“河内工官二百□十□”（图三:14），与《簠斋吉金录》中所收录的“河内工官”弩机刻铭[25]（图三:15）行文风格相符。1987年西汉长安城内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出土的“南阳工官”弩机[26]刻铭风格与“河内工官”一致，即先刻工官名，再刻编号数字，绝大部分末尾刻有规格号，其遗址年代下限不晚于王莽末期，而至东汉，弩机的刻铭风格已变为详记皇帝年号、制作官署、监造官吏、匠师姓名、制造年月等。据此推断Bb型觼的流行年代当在西汉中晚期。
Ca型觼最早见于晋宁石寨山M6，M6出土铜华镜（图三:8）一件，铭文“清治铜华以为镜，昭（照）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遝以为信，清光兮宜佳人”，形制与河南洛阳西汉中期墓出土铜镜（图三:9）[27]相近。且M6出土器物以铜器为主，少见有铁器。据此推断Ca型觼在滇池地区最早流行于西汉中期。
后期为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觼饰出土数量锐减，仅与零星马具配件共出，类型简化，除二期晚段及三期早段的Ba型Ⅱ式、Ca型沿用外，新出现了三期晚段的Cb型觼。
Cb型觼最早见于曲靖八塔台M69，八塔台所出同类型五铢（图三:30、31），“五”字交股弧曲明显，“铢”字左右等高，有下半星，与洛阳烧沟汉墓所出Ⅱ型五铢（图三:32、33）[28]同，属宣平时期五铢，M69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晚期。与其伴出的四乳四虺镜（图三:24）与流行于洛阳烧沟东汉初期墓M55所出铜镜（图三:25）[29]形制相似，且M69中还出土有立耳铜釜（图三:27）、铜壶（图三:28）、铜簋（图三:29）、铜带钩、铁剑、铁环首刀等器物。据此推断M69所出Cb型觼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
综上所述，滇池地区觼饰的发现始于西汉中期，至西汉中晚期最为盛行，该时期觼饰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常见于大、中型墓中，作为贵族的礼仪用器多与整套马具共出。至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觼饰虽在铸造工艺上有所突破，器身较前期更为精巧，扣舌与扣环联结方式越加牢固、灵活，但整体数量锐减，仅作为实用器零星出土。
为探究滇池地区觼饰的来源，下文将该地区所出汉代觼饰形制与中原及北方草原地区的同类器展开比较研究。
A型觼扣环整体呈扁圆形，其中Aa型扣舌为死舌，固定在扣环外侧，目前考古发现与其形制相近的扁圆形觼饰最早出土于春秋中晚期的秦国祭祀车马坑（图四:2）[30]，另外在宁夏固原[31]、甘肃庆阳（图四:3）[32]等地区东周西戎文化墓葬中也有发现，Aa型觼仅在扣舌处与其有差异。滇池地区墓葬中常见北方游牧文化因素的器物，诸如动物纹铜牌饰、卧马纹饰品、立鹿铜铸像、有翼虎银带扣等，推断A型觼扣环形制当是借鉴北方草原文化的扁圆形觼。而A型觼的工艺特征，诸如Aa型觼上的卷云纹纹饰、Ab型觼扣舌的铆铸工艺等当由中原地区汉文化改制而成，北方草原地区至东汉晚期以后才有发现（图四:5）[33]。
图四 A 型觼及其同类器比较
B型觼扣环呈方形或长方形，其形制与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34]、河北邯郸赵王陵（图五:4）[35]、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图五:3）[36]、河北满城汉墓（图五:2）[37]等所出觼饰形制相似，具有典型的中原地区觼饰的特征。区别在于滇池地区B型觼中存在将扣舌改制成蛇头形的现象，区域文化特征鲜明。故B型觼应是从中原地区传入，仅部分为本地铸造。
图五 B 型觼及其同类器比较
C型觼为活舌，双孔，由扣舌、扣环、固定扣舌与革带的横轴三部分组成，从其马蹄形的扣环形制来看，与北方同类器的早期类型相似（图六:1、2）[38]。而该型觼由死舌发展成活舌，扣舌铆固于横轴穿桩目前最早见于河北满城汉墓（图六:5、6）[39]，其后发展为扣舌中轴套铸，最早见于东汉初期的河南温县烘范窑（图六:8）[40]，东汉末期北方鲜卑族墓地中[41]亦有发现。故推断C型觼当是在吸收北方游牧文化马蹄形扣环的基础上，结合中原地区的铸造工艺制作而成。
图六 C 型觼及其同类器比较
由此结合觼饰的分期、类比可得出以下结论：
1.滇池地区出土的Bb型觼为死舌双孔方形觼，目前未见于其他地区，其出土丰富了觼饰从死舌、单孔向活舌、双孔演变的中间序列。
2.滇池地区前后两期出土觼饰在形制、工艺上所体现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有明显区别。总的来看，西汉中晚期中原文化因素与北方草原文化、本土文化因素并行，觼饰类型丰富多样。而至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北方草原文化、本土文化因素在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迅速消亡，觼饰形制趋于规范化，器型仅保有中原地区汉文化的特质。
3.中原、北方地区所见各形制觼饰皆有其完整的早晚发展轨迹，而滇池地区觼饰集中出土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器型制作工艺成熟，且早晚器型常共见于同一时期，目前在该地区出土的觼饰形制上并未形成一套从死舌向活舌，从单孔向双孔演变的完整类型序列。加之前后两期觼饰皆受中原地区铸造工艺影响，据此推断该地区觼饰多由中原地区传入，作为彰显身份的礼仪用器与车马器成套出现。
4.本土文化在觼饰传入后便对其形制产生影响，扣舌多呈蛇头状，与北方、中原同类器的扣舌迥异。“蛇崇拜”[42]常见于滇文化青铜器中，从作为生产工具的斧、锛、凿、锄，到兵器戈、矛、剑[43]、叉等都存在大量的蛇纹饰或呈现蛇形状，铜觼的扣舌呈蛇头状充分体现出本土文化对铜觼的吸收与改进。但根据目前的出土情况，可见这种改造仅限于构造相对简单的方形觼上，或说明当时该地区自身的铜觼制造工艺仍相对粗糙。
觼饰作为滇池地区车马器的一类，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在这一时期其兴盛到衰退的发展脉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滇池地区“羁縻类型”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从觼饰形制的演变来看，前期即西汉中晚期，觼饰类型丰富，在以中原式方形觼占主体的情况下，还主要出土有扁圆形、马蹄形觼，这两类觼扣环形制更接近北方草原地区，且部分觼饰扣舌呈蛇头形，具有滇池地区本土文化的典型特征。三类觼饰在滇池地区同时流行，且均保有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显示出西汉中晚期汉文化对滇池地区各文化因素的包容性。而到了后期，即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汉文化影响程度更为深入，已占据统治地位，使得觼饰整体形制逐渐与中原地区同期流行者趋同。
从觼饰铸造工艺的发展来看，前期中原汉式工艺传入较为迟缓，觼饰器型较为落后，扣舌以死舌、活舌两类并行，部分死舌铜觼的同类器型最早可见于春秋时期。本土对工艺吸收程度较低，仅在纹饰刻画、扣舌形状的改制以及扣舌的穿桩铆固上有所体现，未能充分借鉴方形觼先进的套铸工艺。而到了后期，该地区所体现的铸造工艺与中原地区趋于同步，已不见前期较为原始的器型，铜觼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多系套铸而成。随着汉文化影响的加深，先进器型的引入也更为迅速，诸如目前最早可见于东汉初期河南温县烘范窑的器型已能够在同时期滇池地区发现。
从觼饰的出土数量以及共出器物的变化来看，前期觼饰大量出土于滇池地区大、中型墓中，与当卢、衔、辔、节约、马珂等构成一套完整的车马礼器体制，并与大量铜、铁兵器以及铜鼓、贮贝器共出，彰显出该时期滇池地区本土贵族众多，地位尊贵。而至后期，觼饰出土数量锐减，仅作为实用器使用，配套出土铜马具的情况罕见，反映该时期滇池地区本土贵族势力已趋式微。
综上，从滇池地区出土觼饰的整体发展演变可知，前期汉王朝益州郡的设置并未立即切断滇池地区本土青铜文化的发展，该地区本土青铜文化的衰落与汉文化的彻底形成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在公元前109年被汉朝征服之后大约一个世纪的西汉时期，墓葬情境中尽管包含汉式器物，但实质上仍以滇式为主。”[44]从某种意义来讲，益州郡的设置、汉文化的介入推动滇池地区青铜文化达到鼎盛，该时期汉文化与本土青铜文化并行发展的现象当与汉王朝对云贵高原这一边远地区所采取的羁縻统治直接相关[45]。前期大量出自大、中型墓的铜觼等车马器不仅是本土贵族的身份象征，其保有自身独特形制的风格亦是汉王朝这一怀柔政策的间接佐证。而至后期，觼饰形制与中原器形逐渐趋同、数量锐减以及同期所共出的武器大幅减少，铜鼓、贮贝器消失等现象[46]，体现出随着汉王朝对滇池地区的控制不断加强，地方贵族势力迅速衰弱，已不再保有前期的特权，汉文化跃居社会主流，滇池地区已基本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中。
作者：陈亮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原文刊于：《四川文物》 2024年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