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桥 | 大道河边的那些日子（六）——渔歌子：开门七件事（2）米

通常说到“米”，一般特指稻米。在“开门七件事”中，应该泛指与菜蔬相对的果腹的主食，面食，其他杂粮，甚至荒年时候的树皮、野菜乃至“观音土”一类，都应包含在内。如果说“家里还有吃的”，不是指蔬菜，专指填饱肚子的东西。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种植、食用水稻的国家，大道河一带又是“鱼米之乡”，理论上，正常的年份应该是“喜看稻菽千重浪”，是富庶之地，吃米饭不会成为问题。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和绝大多数地方一样，经常处于粮食短缺的窘境，还谈什么稻米。

我们及相邻的几个生产队，因为土壤的原因，不适宜种植水稻，种植小麦 、棉花为主的旱作物，稻米不多。附近那几个种植水稻的大队、生产队，情况也一样。我的三姨妈，家在大道河对岸的江宁县（现属南京栖霞区），一直以水稻为主要作物，每年开春青黄不接时，她们那儿有不少人家，都要渡河到我们这边来，找亲朋好友借粮度“春荒”。

种不种水稻，大米都吃不到、不够吃，原因都是一个，当时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不论年丰年歉，生产队的主要粮食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指根据县和公社要求种植的品种及面积），都要统一上交国家 ，然后农民根据各家劳力的情况，吃“饭销粮”，价格略高于农民上交的，而又不是农民自己种植的那些优质稻米，是一种口感较差的糙米——后来知道是杂交稻的一个品种。除了对价格有想法外，农民似乎比较喜欢，出米率高于大米。还有，就是这种米煮饭“胀锅”。这是操持每日三餐的奶奶评价米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的米和水，煮出来的饭多才好，吃饱肚子是第一要务，口感可以忽略不计。出米率和“胀锅系数”（我杜撰的词语）是首要因素。

说到首要因素，前提是粮证上有计划、余数才行。各家各户除了粮票、布票等，还有粮油证，明示着全年的计划数和购买情况。还得有钱，能把粮油证上的数字变成瓮中实实在在的稻谷。我出生时，刚好完美地避开了“三年灾害”，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道河一带并未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多数年份都是风调雨顺，但记忆中，家里存放粮食的大缸里（我曾专门写过大道河一带的缸），难得有黄灿灿的稻谷。

小时候，更多的是面食和杂粮。

生产队种小麦 ，收成后首先要满足上交的公粮。这种规定到实行土地承包制后的好几年，都没变化。我也曾和家人一起，用板车拉着沉重的晒得干燥的麦子，到镇上的收购站卖公粮，经历过刁难。工作人员用一根长长的带凹槽的铁钎子，随意插进一个麻袋里，取样，拿几粒放进嘴里咬一下，就说水份超标（不超标的几乎没有），需要在收购站院子里的水泥场上再暴晒几个小时。工作人员认为合格后，再重新装麻袋，过磅，自己扛着一麻袋麦子走过倾斜的颤巍巍的跳板，把麦子倒进仓库里的“麦山”上。生产队时期卖麦子，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我不知晓。但不知什么原因，生产队收获的麦子并不全部上缴，还会留下一部分，其中一些是麦种，更多的是按一定规则分给社员。我家，各家的大缸里，更多的是存放小麦。

生产队小麦、大麦、元麦都种过，以小麦为主，后两种在一些边角地种植，收了用作生产队饲养的十多头猪的精饲料，主要是种猪享用。很多时候，人与猪争食。元麦用石磨磨成面粉，麦麸掺杂其中，摊饼，做面疙瘩，都是黑乌乌的，口感不好。现在，认为这是一种富含营养的好食材，提倡适量吃一点。

小麦，需要碾成面粉。大队的机房只能碾稻谷 ，公社的两个集镇也没有这样的磨坊和加工厂，需要板车拉着，甚至肩膀挑着，经过部队农场、桥头、炭渚、高资等地（其实是沿着长江边，与现在的沿江公路差不多重叠的线路），步行到三十公里远的镇江京口闸。我曾经走过一趟，几家人约好，夜里一两点就起来，简单吃一点出发，一路不停，天麻麻亮走到目的地，已经排着数十辆板车或担子，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轮到自己，也会遇到与公社收购站相似的一幕，是八五折（指一百斤麦子可换八十五斤面粉，十五斤麦麸），还是八三折，全凭工作人员一句话。换面粉的人几乎没有争辩的，因为争辩无效。沉默的脸上写满无奈。以后，我读到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似乎“与吾心有戚戚焉”。

想不到二零零零年以后，我定居了镇江，住处离这座唐代就有的水闸咫尺之遥，步行过去不过半小时。现在，仅是一处省级文保单位，不复有我少年时代感受到的繁华商业气息。

在缺少大米的年代，我并没有真正饿着肚子的时候，小麦，是让我们没有遭遇饥饿的主要食物。面糊、面疙瘩、面饼、馒头，以及一年中难得一次的饺子，无论是稀是干，至少能让我们的肚皮在一天中有一段时间的饱满。

小麦之外，就是杂粮。其实杂粮并不庞杂，只有玉米和山芋两种。玉米是实在缺少粮食时候的补充，只能做点玉米糊，贴几块玉米饼。多数时候，玉米是鸡鹅鸭或猪的饲料。山芋，除了挖残废了的和保管不善霉变的，成为猪饲料，是完全当着主食的杂粮。

不知是大道河一带相对偏僻，上面的干部不太注意，还是我们大队、特别是生产队的干部思想不太“左”，在“以粮为纲”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一些生产队都要留出相当面积的土地和一些边角地栽种山芋。这种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极力倡导并撰文《甘薯疏》推广的作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可谓是大道河人的“救命粮”，是大道河人的“救荒本草”。

秋后，生产队分得的山芋有数千斤，记得我家根据劳力和人口，最多有过三千斤的。其实还不足以支撑半年多的时间。勤劳的人家，还会私下里进行“货物贸易”，用自留地里生产的萝卜等，到外地（一般是亭子公社的山区，甚至苏北）再换回一些山芋。

山芋水分多，储存难，尤其难以过冬，冻坏的山芋，味苦，致癌，人不能吃，连猪也不肯吃。一般人家除了留下少量的，做好万无一失（经常还是“失”）的保温措施外，多数是加工后保存。第一种加工方法很简单。生山芋洗净表皮的泥土，切片，大约半公分厚，放在匾子里晒干，装进布袋子里，放在干燥处保存。这种方法省时省力，普遍采用。第二种方法比较讲究。山芋洗净煮熟后去皮 ，和成芋泥，冷却后再切成条状，有人家还会在薯条上粘上一点芝麻，增其香味，同样放在匾子里晾干，收藏，可以当零食吃，颇似牛皮糖，很有嚼劲，现在一些景区门口还有售卖，金黄色，在我看来，风味胜过土豆做的薯条。第二种方法，一般人家都是做的很少，主要满足馋嘴的孩子。

一日三餐，至少有两餐是“稀＋干”组合。稀的，是很枵（方言，音xiao,第一声，稀、薄的意思）的米粥、面糊、玉米糊；干的，少数时候是面疙瘩、馒头，绝大多数时候是煮山芋，或者与稀的同煮的山芋干。

山芋吃多了胀肚子，还会有比较多的“惰性气体”。小时候坐在课堂里，忽然有异样的响声或气味，大家见怪不怪。

常有人说，现在从不吃山芋，是小时候吃的太多的缘故。我则多而不厌，尤其喜欢糖心山芋。

附近的部队农场大面积种着另外一种杂粮：高粱，秋天成熟的时候，一片火红，可能会引发诗人的雅兴。高粱用来酿酒，酒糟喂猪。当时谁家能在过年时从部队买到一些高粱酒，值得炫耀一番。生产队从不种植高粱，有一些人家会在门前小河边、自留地的角落种上数十棵，主要是用来扎扫帚的。现在，乡下的一些日用品百货店里，还能看到这样的扫帚。至于高粱果实直接磨成粉后做成饼，好像“割”着喉咙，实在难以下咽。

不管什么充当主食，小时候，大道河一带看到的叫花子，都是外地人，本地人还能勉强度日，挖野菜充饥的日子或人家，似乎没有听说过。生产队最南边有一户人家，男人有病，女的则有点好吃懒做，很少参加生产队劳动，工分少，年底“找尾”（即“分红”）自然少，有两年开春后，子女外出要饭，生产队其他的人家似乎不同情这家。那年头，勤劳肯定不能致富，但一般也不会饿着肚子。不勤劳的，背后会被议论。

1978年我上高中，成了家里吃米最多的一个。学校离家近十里，早出晚归，中午需要在学校带米蒸饭。好在也就是那时起，大道河一带的大部分人家，大米已逐渐成为主食，别说山芋，连面粉都退居次席了。一句话，家庭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至于后来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是新话题了。

2024年8月31日于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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