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余钧，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戚德祥，南开大学出版研究院
来源 | 出版广角
摘 要
提升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出版走出去政策的促进作用。从政策对象、政策内容、政策工具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作用机制，并以2001—2024年的140份相关政策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全面考察政策的演进特征，指出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经历初建、完善和深化三阶段演化，未来应从加强中国出版走出去内容建设和品牌培育、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渠道平台拓展和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中国出版走出去、强化中国出版走出去激励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政策形成组合效应以及实施动态调整等方面优化完善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
关键词
出版走出去；国际传播能力；促进机制；政策演化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余钧，戚德祥.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演化趋势研究[J].出版广角，2024（17）：9-16.2001年，“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出现在《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走出去战略纳入新闻出版发展的五大战略。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成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并在北京香山举行第一次年会，标志着出版走出去战略开始全面实施。二十多年来，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出版走出去政策，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对出版走出去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启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丝路书香工程（2014年立项）等。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众多出版集团和出版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21年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不含游戏）848.8万册（份、盒、张），金额10523.0万美元，数字出版物出口金额超过传统出版物，共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12770项，版权贸易实现顺差。
回顾二十多年的发展，有必要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发掘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评估政策执行效果及时效性，为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参考依据。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版走出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诸多挑战，话语权、内容质量、影响力、传播效能等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为此，需要健全和优化政策体系，提升政策的适应性和前瞻性，推动机制创新，更好地促进中国出版走出去高质量发展。回顾已有文献，大量研究对如何促进中国出版走出去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主要目标、重点任务、路径选择等，也有研究对主题出版、学术出版、少儿出版等细分领域进行了具体研究。但是针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大多是作为对策建议进行零散探讨，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拟系统考察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演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未来趋势，以科学地把握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内在规律，优化相关政策，为中国出版高水平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本部分从政策对象、政策内容、政策工具三个维度系统构建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作用机制的基本框架（见图1），通过多层次的分析揭示该政策的整体逻辑、核心机制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的协同作用。政策对象侧重明确政策影响的重要主体，政策内容梳理政策干预的核心环节，政策工具考察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主要手段。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出版机构、中介机构两类重要主体。出版机构是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或组织，是出版走出去的核心力量，是主要的政策对象，包括出版社、出版集团等。中介机构包括出版行业协会及投资促进、版权服务、人才培训、法律咨询、会展服务等相关专业机构。中介机构是出版机构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合作伙伴，扮演着桥梁纽带及支持辅助的角色，将其纳入政策对象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出版走出去。
政策内容涉及内容建设、营销推广、资本走出去、交流合作等核心环节。内容建设是出版走出去的基础，高质量且具有跨文化视野的内容是获得海外受众认可和喜爱的关键。这不仅要求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根据目标市场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创新内容表达和呈现形式，同时还要提高翻译质量。促进内容建设的政策主要支持面向海外目标市场、特定类型与主题的优秀出版物创作、翻译与出版。营销推广是指通过各种渠道平台推动出版物的海外销售与传播，如国际书展与博览会、大型连锁书店、电商平台等，培育国际出版品牌，提高海外目标市场的曝光度和认知度。促进营销推广的政策主要包括支持出版机构拓展海外营销渠道、建设营销推广平台等。资本走出去是指出版机构通过海外投资提升本土化运营能力和水平。促进资本走出去的政策主要支持出版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包括设立海外分公司、收购当地企业、与海外出版机构合资等。交流合作指促进与海外出版机构等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文化互鉴，拓展市场机会。促进交流合作的政策主要支持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及实施对外出版交流合作活动等。
政策工具涵盖资金支持、人才培养、渠道建设、版权保护、贸易便利化、信息服务等主要手段。其中资金支持是最为重要且基础的政策工具，尤其在我国尚未成为出版强国的背景下，通过资金支持增强出版走出去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资金支持的具体措施包括财政资助、税收优惠、出口退税、金融支持等，有助于提升出版机构的国际经营能力，降低财务负担，激励其开拓国际市场。出版走出去需要庞大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支撑［1］，包括编辑人才、翻译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版权贸易人才、营销推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包括教育培训、人才引进、国际交流合作等，以助力提升出版走出去人才储备及专业化水平。渠道建设在出版走出去中起到桥梁作用，主要通过支持出版机构拓展海外营销渠道，搭建国际出版平台、版权贸易与管理平台以及国际营销网络等具体措施，扩大中国出版物的海外市场渗透力及影响力。版权保护在跨国情境中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难度，主要通过完善版权法律法规、加强国际版权合作、提供版权服务等具体措施保护出版机构及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国际版权贸易。贸易便利化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助推手段，主要通过优化海外市场准入、出口流程等具体措施提高出版物进入海外市场的效率及其市场渗透率。信息服务是指为出版机构提供国际出版市场的法律政策、行业动态等信息资讯，可帮助其准确把握政策变化和市场趋势，具体包括搭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和市场动态资讯等。
本部分基于对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考察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演化特征。政策文本来源为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信息公开栏目、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政策库”等，检索关键词为“出版”“版权”并同时出现“走出去”“贸易”“出口”“国际交流”，检索时间范围为2001—2024年。首先，对检索到的政策进行逐条筛选，尽可能保证全面详尽、真实可靠，共整理得到140份相关政策文本，并选择与出版走出去相关的内容形成政策文本库。其次，在前述作用机制研究基础上，对发文单位、发文时间、政策类型等进行统计分析，采用Python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词处理、词频统计（基于jieba库）并可视化（生成关键词词云），从政策对象、政策内容、政策工具三个维度对所收集的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中国出版走出去在政策整体上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化特征。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不仅是经济走出去，也是文化走出去，对于维护和强化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至关重要［2］。在出版领域，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进口额是出口额的4倍，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呈现明显的逆差。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亟待提高。在此背景下，需要构建出版走出去政策体系，推动出版走出去，开拓国际出版市场。
2001年，《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2003年，走出去战略成为新闻出版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成立标志着出版领域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该阶段共收集到政策文本41份，发文单位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国务院办公厅、商务部、财政部等，综合政策17份，行业政策21份，专项政策3份。其中13份政策是多单位联合发文，占比31.7%。政策文本中的高频关键词词云如图2所示。该阶段政策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整体背景下，明确提出推动出版走出去，并推出了一些具体扶持举措。![]()
图2 政策初建阶段的高频关键词词云从政策对象来看，出版机构是最为主要的政策对象，主要集中在重点/骨干企业、示范单位、试点集团等。既有专项支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有把出版企业作为文化企业予以支持，如《商务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政策对中介机构也有涉及，如《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从事演出展览、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业务的对外文化中介机构”。从政策内容来看，内容建设、营销推广、资本走出去、交流合作等各个环节均有涉及。如：《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出版社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积极组织创作、翻译、出版一批国际市场需要的高质量出版物”；《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重点抓好影视剧、出版物、文艺演出三大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各种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企业到境外投资兴办实体”，“加大支持新闻出版产品对外贸易、版权输出、合作出版的力度”。从政策工具来看，大部分政策未提出具体的政策工具，以鼓励引导为主。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是资金支持和渠道建设，如：《新闻出版总署关于申报2010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的通知》中明确资助“以进入国际市场、非华语地区为目标的外文版图书”，《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新闻出版企业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等国际大型展会和文化活动，打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出版、版权交易平台”。也有采用人才培养、版权保护、贸易便利化、信息服务等政策工具，如：《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要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知国际出版市场的专门人才”，《国家版权局关于印发国家版权局200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出“加强对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行业开展版权贸易的工作指导”，《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向新闻出版企业及时提供国际出版市场信息”，《商务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提高出口便利化水平”等。在前期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效显著，一批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很快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我国2011年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48.7万种次1557.5万册（份、盒、张），金额7396.6万美元，输出版权7783种。但逆差依然存在，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7倍，版权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为1：2.1，需要进一步完善出版走出去政策，更全面、更落地、更有针对性地推动出版走出去。
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提出大力推动版权走出去、大力推动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等8项重点任务，以及加大对走出去的财政投入，进一步优化走出去资源配置等11项政策措施。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走出去宏观布局、加快推动版权走出去等8项重点任务，以及有效利用现有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新闻出版资源配置等10项主要措施。这是针对出版走出去的首个专项规划和专项意见，标志着出版走出去政策体系已趋成熟。该阶段共有政策81份，发文单位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等，综合政策51份，行业政策18份，专项政策12份。其中23份政策是多单位联合发文，占比28.4%。政策文本中的高频关键词词云如图3所示。平台、数字、翻译、服务贸易等新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值得关注，出版走出去平台建设、数字出版走出去、对外翻译等成为政策重点。此外，促进出版走出去不仅出现在文化产业政策中，也出现在服务贸易政策里。该阶段政策在前期扩大出版走出去规模的基础上，致力优化区域、内容、形态、语种等结构，提高出版走出去的质量和水平。从政策对象来看，出版机构依然是最为主要的政策对象，特别是重点出版机构，如《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实施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民营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得到更多支持，如《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明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走出去’出版经营”。中介机构也得到更多重视，如《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提出“充分发挥投资促进机构、版权代理机构、人才培训机构、法律咨询机构、会展服务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从政策内容来看，全面覆盖内容建设、营销推广、资本走出去、交流合作等各个环节，特别是《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两份专项政策，相关政策尤为重视数字出版走出去。《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积极实施数字出版‘走出去’战略”；平台建设相关政策支持国际出版平台、版权交易平台、国际书展平台、数字出版走出去内容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等各种类型平台建设；对外翻译，如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等资助特定题材的出版物对外翻译出版。从政策工具来看，在鼓励引导之外，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依然是资金支持和渠道建设，人才培养、版权保护、贸易便利化、信息服务等政策工具也得到更多的应用。如：《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提出“加大对‘走出去’的财政投入，充分运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扶持资金、国家出版基金、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重大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实施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两岸出版交流合作工程、中国国际图书展销中心建设项目等；《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构建‘走出去’人才体系”；《版权工作“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强版权贸易的基础性建设”；《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提出“建立国际文化市场的信息收集、编辑、研究和发布机制”。“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呈现新的变化。国际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意识形态冲突加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版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及新的机遇，需全面提升出版产品的核心价值及国际传播力，促进出版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协同发展，重塑出版生态，向深度融合发展［3］。这就要求调整和优化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匹配新情况、新需求、新趋势。
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推动出版业高水平走出去”，从加强出版走出去内容建设、拓展出版走出去方式渠道、增强出版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等方面对推动“十四五”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提出了新思路、新要求。该阶段共有政策18份，政策数量相对较少。发文单位包括国家新闻出版署、商务部、文旅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等，综合政策13份，行业政策2份，专项政策3份。其中9份政策是多单位联合发文，占比50%。政策文本中的高频关键词词云如图4所示。其中内容、时代、精品、传统等新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值得关注，都与出版走出去内容建设相关。该阶段的政策以高水平走出去为目标，进一步增强出版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从政策对象来看，该阶段在前期对出版机构、中介机构的支持基础上重视推动集聚式发展，构建高能级的文化贸易载体平台。如《“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创新文化贸易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推进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和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从政策内容来看，全面覆盖出版走出去的各个环节，尤为重视内容建设和数字出版。如：《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策划出版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优秀图书，着力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肉联系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商务部等27部门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游戏、数字电影、数字动漫、数字出版、线上演播、电子竞技等领域出口竞争优势”。从政策工具来看，注重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重视发挥计划、工程、项目等的促进作用。如：《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2021）》提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国际出版版权数据库建设项目等出版走出去工程；《“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中国书架项目等。当前，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平台期和艰难期的双重挑战，有待进一步拓展出版走出去的领域、范围和层次，实现提质增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要求在前期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升级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要是对外话语或叙事内容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4］。要推动新时代精品出版高质量、高水平走出去，展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5］。内容建设和品牌培育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最为重要的着力点。
一是要为凸显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中国价值、展现中国贡献的优秀出版物的选题策划及海外出版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出版走出去工程的导向和扶持作用；坚持文化自信和内容导向，优化项目结构，提高项目质量；着重支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宣介中国道路的出版物，以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文明的出版物。二是要完善与对外翻译相关的出版走出去政策。推动提高对外译介质量和水平，支持更具地方适应性的多语种、多形式表达，推进对外翻译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三是要优化出版人才政策，加强高水平的国际化编辑人才队伍建设。编辑在出版内容生产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决定出版内容价值及质量的重要主体，要在教育培训、评价奖励、项目支持、国际交流合作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国际化编辑人才，强化其守正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把握正确的出版方向，提高国际出版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等能力。四是要支持打造出版走出去的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充分发挥这些品牌在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方面的引领作用。健全完善打造品牌出版企业和出版集群的相关政策，在资金支持、品牌传播、市场推广、人才引育、行业合作平台、集群化发展等多方面提供有力支持，提升品牌的认知度、曝光度及美誉度；制定促进品牌延伸、跨界合作的相关政策，鼓励出版机构将品牌延伸到影视、动漫、游戏、文创等相关领域，支持跨媒介、跨行业的推广和传播，拓展品牌的传播路径，增强市场影响力。渠道建设一直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关键抓手。立体化、多元化的渠道建设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出版物在国际市场的可达性和影响力，促进出版国际传播和价值认同。“创新渠道建设有益于将文化传播的动能转化为文化沟通与价值认同的势能”［6］，为此，要进一步强化相关政策支持，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渠道平台拓展及升级。一是要落实和优化出版国际传播渠道建设项目。梳理和整合已有的相关支持政策，包括支持出版机构参加国际出版物展览的资助项目、打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国际书展品牌的平台建设项目和中国书架项目等，健全完善项目执行与质量控制、合作伙伴选择与管理、效果评估与持续改进等机制，确保政策实施效果。二是要支持出版机构提升海外本土化运营能力水平。出版合作要突破单向的传统输出思维，开展本土化、市场化的多元合作［7］；支持出版机构与国际出版机构、中介机构、文化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当地作者、学者、翻译家等深化交流合作，创新内容生产及合作出版网络；支持出版机构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加大海外投资力度，优化海外投资布局。三是要支持建设数字化的新型渠道平台。支持建设数字出版资源与服务平台、开放共享的数字出版平台、版权贸易与管理平台、跨境电商平台等新型渠道平台，提升出版物生产、出口、版权输出及营销推广的全流程数字化能力。四是要加大对中介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资金支持、能力提升、标准建设、信息服务等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培育和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外向型的出版走出去中介机构，包括投资促进、版权服务、人才培训、法律咨询、会展服务等领域，促使其在出版走出去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出版业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趋势，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持续提升自身在全球出版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8］。当前，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引擎，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要进一步加强对数字出版走出去、数字技术融合应用的支持力度。
一是要加快推进数字出版走出去战略。出台针对出版走出去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专项政策及行动计划，在准确研判当前出版国际传播数字化发展态势及机遇的基础上，明确优先领域及重点任务；参与制定和推广数字出版领域的国际标准，提高我国在数字出版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二是要强化推动数字技术在出版走出去中融合应用的政策。支持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出版走出去全环节的融合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创新数字技术的融入形态与应用方式，提高出版走出去的效率、效果及影响力。如以ChatGPT、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多模态、高质量、自动化生成内容，而且有助于更快速、有效地匹配国际市场的用户需求，以及实现智能营销和精准化分发［9］。在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需为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及在出版走出去中融合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三是要优化国际化数字出版人才政策。国际化数字出版人才既要掌握传统出版专业技能，又要了解新兴技术，适应技术创新；既要精通数字出版内容生产、经营管理，又要熟识数字出版国际传播［10］。为此，需优化相关政策支持，增强人才引育的针对性，促进产学研协同育人，构建从上到下、多方参与的国际化数字出版人才引育体系，提升政策实施效果。中国出版走出去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的发展模式，不仅要优化激励政策，提高出版机构的积极性，引导其在全球市场中积极探索和开拓，提升国际运营能力，还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驱动的作用，推动出版机构主动走出去，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早期的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出口退税等资金支持方式，迅速扩大了出版走出去规模。然而，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畅，企业主体的自主能力有待提高，需要强化和完善激励机制和市场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分类施策。根据出版物的不同类型，针对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出版物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优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等资助政策，更好地支持主题出版走出去；健全完善专项政策，推动游戏出版、网络文学、音乐出版等新兴出版物走出去。二是要创新和优化资金支持方式。探索“以奖代补”的支持模式，制定完善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奖励政策；鼓励出版机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对取得的显著成果，如海外高发行量的图书，实施事后奖励，以激发出版机构的主动性和发展活力；优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资助政策，遴选具备显著国际竞争优势或是具有突出发展潜力的出版机构，重点扶持其做大做强。三是要完善资金支持的考核机制。完善各类财政资助、补贴、奖励等资金支持政策的考核标准，评估支持对象的国际市场拓展成效及可持续性，如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社会效益等；严格的考核机制，确保资金支持达成预期目标，带来实质性的效果，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及针对性。四是为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完善出版走出去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政策，放开市场准入，探索和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对外出版，简化出版物出口、版权输出的审批流程，提高便利化程度；健全版权保护和信息服务政策，为出版机构提供版权服务、国际市场信息、合作机会等支持，助力其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竞争。提升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效果，除了要在政策对象、政策内容、政策工具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还要基于系统观统筹协调提升政策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灵活性，构建一体化、多层次的政策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一是统筹规划出版走出去的海外战略布局。针对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不同区域制定有针对性的促进政策，支持出版企业在各区域的国际化布局和本土化运营；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拉美等潜力巨大的区域市场，通过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扩大中国出版在这些国家、地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二是要协调对接好文化产业政策、服务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出版走出去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属于文化产业走出去范畴，也属于服务贸易领域，要更好地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与文化产业政策、服务贸易政策等互相融合、彼此支撑。三是要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高度健全完善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国内外出版业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互为支撑、相互促进［11］。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要与面向国内出版产业发展的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实现内外循环深度对接和融合，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源提升中国出版在全球出版价值链的地位及竞争力。四是要提高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内部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既要推动覆盖中国出版走出去不同环节的政策形成完整闭环，提供全过程支持，也要推动针对特定环节的不同政策措施之间互相协调配合，完善政策链条，实现有机链接，避免出现政策重叠、矛盾或缺漏。五是要有效落实政策实施配套机制和实施细则。健全完善多部门协同、跨层级协调、国际合作、监督与评估等政策实施配套机制，出台切实可行、具体的政策实施细则，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达成政策目标。六是要加强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评估。健全完善科学的、综合性的、可量化的评估指标体系，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效果进行常态化、规范化的评估，特别是一些专项的扶持措施；基于评估结果对政策进行有针对性地动态调整和优化，引入专业智库参与政策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和全面。七是要加强对不同国家出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变化、国际出版市场最新动态和需求变化的研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完善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及时优化调整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1］段鹏.国际传播背景下国际化出版人才培养刍议［J］.出版发行研究，2024（6）：5-9.［2］胡惠林.论中国发展的“走出去”战略［J］.思想战线，2004（3）：89-91.［3］戚德祥.“十四五”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融合创新提质增效［J］.中国出版，2022（15）：10-15.［4］杨丽莉，李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内涵和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6）：47-51.［5］刘中飞.以出版高质量发展助推文化强国建设［J］.科技与出版，2023（10）：5-11.［6］张岩.中国出版物国际传播渠道建设创新研究［J］.中国出版，2023（8）：43-47.［7］甄云霞.“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的新特征和新趋势［J］.出版发行研究，2022（11）：82-87.［8］戚德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出版国际竞争力探究［J］.数字出版研究，2024（2）：1-9.［9］姬德强，白彦泽.平台范式：数字出版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路径选择［J］.中国编辑，2024（6）：44-49.［10］赵树旺，栗文达.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高质量发展路径［J］.出版广角，2021（4）：20-23.［11］方卿.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向度：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J］.编辑之友，2024（1）：45-53.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