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的春天，是蝴蝶和秋千；对少年们而言，春光明媚、正堪寻梦；中年人的春天花发叶茂，然耕耘颇费辛勤；只有到了晚年，蝶慵梦淡、瓜果斑斓，回头一望，乃最能咀嚼春天的滋味——我是这样看待二〇〇五年春天叶嘉莹老师的到来。
我生也晚，赶不上亲炙叶老师的课堂。大学时期，每常听讲台上诸先生津津乐道：“我的老师叶嘉莹……”，此类话头，总令人心生向往。
解严的第二年，叶老师应台湾清华大学之邀返台客座，并于台大、师大举行系列讲演。那时我大四，日常深居简出，同学各自忙于谋画前途，鲜少碰面；在叶老师的讲演会场，我们却几乎全员到齐了，一面如久别的老友般热情的寒暄，一面热烈的盼着开场。
多年以后，我闭上双眼，仍然可以清晰的闻见当天台上的人那宛转音韵，和曼妙的手势。彷佛古典戏曲唱作般的丰采，至今感动犹新。
叶老师本姓叶赫纳兰，先世属蒙古土默特部。清初入关，祖上官拜工部员外郎，童年便在北京城一所美丽的大宅院中成长。然而古老的进士第未能阻挡大时代的风雨，二十出头她不得不走出北京的大宅院，从此一路愈走愈远，南下、渡海，辗转各地，至于远赴北美大陆，半生飘泊，屡涉忧患。
1949年春天，叶老师曾短暂执教于彰化女中。仲夏间，产下一女。不料随即因夫婿的缘故，被冠以莫须有的罪衔，连同襁褓中的婴孩一同锒铛下狱，成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后来虽获释，然无家无业、无处可归，自此挥别彰化女中，另觅前途。叶老师在一次受访中曾自云：“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去温哥华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甚至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所以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这样一颗飘泊的种子，尽管也曾有“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王国维《水龙吟·咏杨花》）的感慨，然而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成为支持她走过忧患的一股力量。
叶老师的女儿曾云：“唐诗宋词是妈妈的最爱，她一生都在与诗词谈恋爱。”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八十多岁的叶老师，气色红润、两颊微丰，自有一股雍容的风度。二〇〇五年秋天，她以八十高龄亲自寻访蒙古原乡，东上大兴安岭，西度巴尔虎茫茫古高原，口占“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成为百年来家族中，第一个踏上蒙古高原的子孙，令人不禁叹服，古典诗词在她身上所展现的美感与力量。
半个世纪后的春天，叶老师重访彰化女中，寻觅前踪。黄昏时分，刚下过一场小雨。鹄候中，我忍不住试图以她的眼光打量校园：小叶榄仁葱茏翠绿，杜鹃和九重葛红艳烂漫，洋紫荆照例是粉嫩的。此情此景，隔着五十年的光阴望过去，是什么滋味？这一个寻常的黄昏，彷佛因她的目光而显出时间的重量。
是日，在演讲厅临时召集的谈话中，叶老师主要勉励年轻的高中女生，多读诗。她强调，诗歌对人生具有特殊的感发力量，使人“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钟嵘《诗品序》）。她举文人悲秋的传统为例，屈原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初唐陈子昂感叹“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凡此作品，绝非吟风弄月，而是深深恐惧于一生志意的落空。悲秋作品为读者揭示了生命迫促的残酷真相，启发人们“不甘落空”的觉醒。由此言之，“感悟”乃诗之神髓也。走遍大半个世界的叶老师，尽管在夕阳无限好的年纪娓娓叙说着文人悲秋之意，心中应是平淡自足的吧！
当天在叶老师信手拈来、宛若天星的诗句中，我印象尤深的却是老杜一首极为冷僻的五律《除架》。题材是微不足道的。家门口的瓜架，年久摇落，面临拆除的命运，这在农业社会是平常的事，多情诗人却感慨系之，随即转念一想，幸而花开过了，瓜果也熟落了，最后的瓦解是必然的，又何碍于曾经的挺拔坚毅呢？老杜平生萧瑟，如此的安命之言，身为读者且亦多艰的叶老师，因此可以稍解寂寞了罢。
离开前，叶老师一行人伫立于校门口留影。正逢下班时段，光复路上车水马龙，人行匆匆。她站在将暮的天光下，面对镜头，安然地没有特别露出微笑。我摇下车窗，深深地凝望，梁任公集句蓦然浮上心头：
夕阳无语 最可惜一片江山
公元一〇八二年，王巩（定国）贬岭南三年后北归。苏轼过访，王出歌女柔奴劝酒。苏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因为缀《定风波》词，下片云：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词中可见柔奴性情，非寻常女子；亦见东坡气象。前人说过，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见襟度，古来第一等文人风范，大抵如此。他们各个克服了时代，完成了自己。叶老师平生行止，庶几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