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 真纯 真切
品读叶嘉莹先生的诗词与人生
□徐雁 南京大学
多年前的一个暑期，我行囊中携带过《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华书局2017年版）。这是著名学者叶嘉莹教授的文学自传，平装本，全书10余万字，最为行旅中的好伴当。
《沧海波澄》的主体内容有四篇，依次是《二十年间惆怅事》《潮退空余旧梦痕》《鹏飞谁与话云程》及《骥老犹存万里心》，附录两篇，是由焦雅君女士随堂记录，并经后期润色文句的《我的台大公开课》两讲文稿。从书名到篇名，俱见作者的文学素养和美学旨趣。
回想在机场书店购买本书的初衷，其实是想借此了解究竟是哪些锦诗绣词影响了作者人生。结果在读罢掩卷之后，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作者在“经历了太多苦难”的打击之后，是如何继续保持“坚韧的力量”和“内心的方向”，直至外化为人生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终于蝶变而为传承和传播中华古典诗词的志工义士的。
如今，在叶教授百年寿诞之际，增入张静、可延涛合作编撰的《迦陵年表（1924年7月2日—2024年9月11日）》的新一版《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由中华书局2024年10月出版，令人欣喜。
叶教授在本书代序《镜中人影》一文中说：
今年是2017年，我虚岁已经九十四岁了。在接近一个世纪的生活中，我觉得不管是祖国大陆、台湾，还是海外，我都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不像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以及写《洗澡》和《干校六记》的杨绛先生，记忆力那么强。她们能够把许多故事、人物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我一生漂泊，现在回首从前，真是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很多详细的情况，我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不过幸而我有一个作诗的习惯，我内心有什么感动，常常用诗词记写下来，我的诗词都是我当时非常真纯的感情。
由“感动”的情绪生发“真纯”的诗词作品，是叶教授毕生坚持和追求的写作原则。她在晚年表示：“我的诗词绝对是我亲身的感情和经历。我不作那些虚伪的诗，我也不作你赠我一首我赠你一首那样的赠诗。”
基于自少女时代起始的吟诵诗词体验，以及成年后讲授诗词的经验，她深刻地体会到：“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写诗。成就一首好诗，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甚至不避讳内心的软弱与失意。”因此，由作者自己来讲解与诗词结缘的心路历程，足以让读者从文学这一重要侧面，深入了解其真实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观念传统，思想保守，对女孩子有着“一到外面读书就学坏了”的偏见，因此她只能足不出户度过童年。三四岁时，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出身的父亲的启蒙教导下，她开始认读汉字，被要求读《女诫》和《论语》，同时也记诵了李杜和“唐宋八大家”等的名篇佳作。回忆自己的人生阅历时，她不无自得地表示，在其4岁时去世的祖父，“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到欧洲、美洲，在中国各地到处乱跑。家里人也都没有预想到，我会过这样一种生活。”不过她也这样自嘲：“但不管过怎么样的生活，我所保留的还是新知识与旧道德。”
她在本书首篇《二十年间惆怅事》中忆述道：
我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在清朝做官的人，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有前院，有中院，有后院，有跨院，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两扇红油漆的大门，大门上方原来挂着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门的两侧各有一个石狮子。“文革”的时候，石狮子的头被砸烂了；“文革”以后，匾额也不见了。
我们家是独门独院，很少与邻居往来。何况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其他都是男孩子。我一个人没有玩伴，就在家里边背诗。小时候不管懂不懂得，你就尽管背，不过有一点，我们家里教我一定要把诗歌的音节、声律掌握好了，而且我们家里还有一个习惯，说你不能光秃秃地就只是这么背，中国古代有吟诵，叫“吟诗”……你不但要背诵，还要吟唱。我就这样背诵、吟唱了很多诗。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根据作者早年学诗的体会，“吟”是作古体诗的最基本功夫。她说：“作诗不是很难，就像唱歌一样吟唱，吟唱的时候，那个声调跑到你的头脑、心灵里，你随着声调就写出来了，诗的感情是伴随着声调出来的。
直到9岁，已习得“古典诗词童子功”的叶嘉莹，才得以走出家中的那个大四合院，入学北平笃志小学，然后以同等学力进入北平市立二女中学习。
等到终于记诵下来一定数量的中国古典诗文后，在家中一直指导着叶嘉莹自学的伯父，就要求她自己动起笔来，练习作诗了。于是从15岁开始，她根据生活中的所见景物，写出了《秋蝶》《对窗前秋竹有感》《咏莲》《咏菊》等诗作。她说：
从我开始写诗词，我的伯父、我的大学老师，从来没有明确告诉我，是要学唐诗还是宋诗，是要学“苏黄”，还是“李杜”。“言为心声”，我就写自己的见闻、感受。俗语说“大言而无实”，如果都是说大话，就没有一点真实的感情。他们教导我说，（要写）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话。
我们说“言为心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个人写的诗，就代表其真正的性格、心灵，甚至透露了未来。我那时不懂这些大道理，现在回望，我这个人（内心）可能是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在寒冷的时候，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可以站着，我可以坚持……看我作的诗，我伯父认为，我这个人不是有福之人，却是坚强之人。我的人生有几个阶段，后来就先后遭遇了很多不幸。
17岁那年，叶嘉莹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但幼时的经历，让她连一般女生都熟练的“跳绳”“打秋千”等游乐项目都不会，还形成了特别羞怯的性格。她写道：“在中学里，除了跟我同桌，或者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别的生人我都不敢说话。一直到了大学，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即使在做了多年中学、大学教师以后，这种性情也没有多少改变。
1937年，近在北平城郊的卢沟桥突发“七七事变”，当时她已13岁。在“国破”的岁月创伤中，她遽遭了“家难”。其父在国民政府航空署从事英文资料汉译，“全面抗战”开始后，便长达四年杳无音信，她的母亲因此忧伤成疾，终以腹瘤手术失败殒命。这一雪上加霜的不幸事件，就发生在叶嘉莹考取辅仁大学那年。当年秋天，17岁的她写下了七绝《哭母诗》八首。其中如“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空余旧物思言笑，几度凝眸双泪垂”“诗句吟成千点泪，重泉何处达亲知”等凄绝人寰之句，字字读来浓情透纸。
国破家难的双重打压，使“我的诗歌脱离了少女的情怀，而有了比较深的层次”“我从小是在苦难之中长大，我关怀国家人民的苦难，这种感情是我从小养成的。”尤其是在读辅仁大学二年级时，叶嘉莹为“唐宋诗”课程教师顾随先生（1897—1960年，字羡季，晚号驼庵，河北清河人）的爱国情怀感染，精神境界逐渐不落世俗：“我早已准备接受来自家国的所有忧愁和苦难。在艰难的战乱日子，我想要入世，为国家、为人类做一些事情。我不追求世俗的一切，这不是高自标榜，我生来就不喜欢那些东西，但我不会离世隐居，到荒山之中去修行”，叶教授在书中如此解说道。
有关其早年在性情上的羞怯状态，叶嘉莹在书中随笔写到了与许世瑛（1910—1972年）、台静农（1903—1990年）相关的两则往事：
我当时是一个十几岁的害羞拘谨的女孩子，我碰见许先生，只是赶快鞠个躬，什么话都不敢讲……许先生在辅仁大学常常替我宣传，说这个叶嘉莹我从小就认得，怎么好学，怎么念书，怎么背诗，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总是蒙他夸奖，我很感谢许先生。
我于1954年经许世瑛先生推介进入台湾大学教书。当时台静农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身边常有一些弟子围绕左右，而我则是一个外来的中文系教师，所以颇存自外之心，何况我年轻时性情羞怯，因此从来不曾到台先生府上做过私人拜访……
辅仁大学四年的求学，确是其命途中极其重要乃至关键性的时段。首先是因有家学底蕴且生性好学，她很快在大学里得到了老师们的关注。特别青睐和欣赏其诗词才学的是顾随（1897—1960年）。她回忆说：
顾随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没有人讲诗像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讲得那么好。我的老师所讲的诗，不仅仅是讲知识，更重要的是讲诗歌的生命、心灵、本质。很多人都知道我的老师其实是很欣赏我的，我老师每写了诗，就把他的手稿交给我，让我看。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老师教我们的诗词，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爱国的思想。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写了一首小词，其中有一句“小红楼外万重山”，表面上说是“红楼外”有“万重山”，那个“万重山”，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杜甫说的“国破山河在”。因此，我的老师后来说“黄河尚有澄清日”，黄河就是千年一清，它也会有一个澄清的日子，“不信相逢尔许难”，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非常景仰教我作诗的老师顾随先生，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诗词有一点感受、理解，完全是顾随先生给我的启发。我在大学里的习作，是用一笔一画的小楷写在格子纸上的，老师用朱砂笔在上面评改，我觉得这很珍贵，就把它带出来……（南怀瑾先生）就把我一些诗词稿拿去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成为《人人文库》中的一本小书，这是我第一次印刷诗词稿。
1945年在辅仁大学毕业后，叶嘉莹曾经执教于志成中学、北平佑贞女中及华光女中。三年后的初春，她到南京，与时在国民政府海军部门工作的丈夫成婚，并于当年冬随迁至台湾。
《潮退空余旧梦痕》位居本书第二篇，主要讲述她在台湾18年生活的经历梗概，及其这一时段为数殊少的诗作。她在开篇交代背景道：“刚到台湾时，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就给我写信，让我去看望他在台湾的朋友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还有郑骞先生。我和李霁野先生在台湾大学见了一面之后，我就（被许世瑛先生介绍）到彰化女中去教书，接着就发生了白色恐怖，我先生和我相继被关了。”
侥幸被释放出来后，她丢掉了在彰化女中的工作。走投无路之际，她写了一首《转蓬》。诗云：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翻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须知作此诗时，叶嘉莹只有26岁，但她只得寄人篱下，并独自抚养着女儿，到台南一所私立学校去教书。为此，她过早地进入了怀旧的年龄：“我怀念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想念我的亲友、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以及北京我熟悉的一切。”
1952年，叶嘉莹被彰化女中的女同事推荐到台北二女中高中部讲授国文。随后她在辅仁大学老师们的提携下，进入台湾大学教课。从此，她在诗词和古文教学上不断努力，并从传统诗词的写作者，转变为中华古典诗词的研究者。她回忆说：
我到台北以后，遇见我当年的老师……许世瑛先生在我们家南院住的时候，我上中学。我从小就不大爱出去玩，也没有交什么朋友，我就喜欢吟诵，不仅是诗要用美读的办法来吟诵，古文也大声地朗读。不管是念古文还是念诗，都是大声来念，所以许世瑛先生听过我吟诗、朗诵，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后来考上辅仁大学，他教辅仁大学男校，因此也很熟。我见到以前的老师以后，他们就说，叶嘉莹当年念书念得不错，没想到她命运这样坎坷……1954年秋天，我在老师推荐下到台大教大一国文。教了一年，台湾大学就给我了专任。
这是叶教授执教大学韵文课程之始。由此发端，在台北新成立的淡江大学及复校后的辅仁大学，都曾请她去兼教有关课程，甚至台湾教育广播电台、教育电视台也请她去给听众和观众讲授中国古典诗词，日渐形成一枝独秀的格局。
《潮退空余旧梦痕》，在本书四篇中篇幅最少，依稀可见作者不堪回首台湾人事的心结。但命运的“转机”也正是在那时不知不觉地出现。1966年夏，她被台大推荐交换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次年7月，又应美国知名汉学家、诗歌及文艺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先生（James R. Hightower，1915—2006年）盛邀，做了为时一年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叶教授为写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获得了可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闭馆后继续留在研究室读写的特准。她回忆说：“我早上两片面包、一杯麦片，中午我带一个三明治，然后到哈佛大学再买个汉堡包，这就是我的午餐和晚餐。下午五点钟以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走了，图书馆的门关了。在四壁都是书的图书馆里，我一个人可以工作到任何时间，那真是最美好的时光。”
1968年之后，叶嘉莹获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于是全家定居到加拿大。1991年，她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在年逾半百、渐知天命的年岁，叶教授主动要求回到中国大陆进行义务讲学，三十年后，她倍获晚荣，2008年获得中华诗词学会颁发的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13年又获“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2016年再获“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之终身成就奖。自然这些都是后话。
当年，叶教授何以有此人生的重大选择和转折呢？这要从她当年遭遇到的又一次重大家难说起。
1976年3月24日，由叶教授一手抚养长大的长女言言与其夫婿在多伦多一起车祸中悲惨罹难。遽然遭此无情打击，她在伤痛之际，写下了哀婉悱恻的《哭女诗》十首。试录其中二首：
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
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满篇“哭母”“哭爷”“哭爱女”及“余生”“余哀”等词，透露出作者满腔溢怀的身世之悲、遭际之痛，读来能不令人一掬同情之泪？
少女时失母，中妇时丧女，诚为人生天地间的最伤痛无奈之事。但叶教授却似乎从一系列的人生悲痛之中，再一次地悟觉了生死无常、进取有道之理，随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决心放下“乐享余年”的“小我”心态，及做“普通外婆”的“小家”观念，决意回返祖国内地教书，既圆一直以来的还乡之梦，又可“把我的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她为此有两首七绝，写照了当日的心愿：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她吐露心迹道：“我怀念我的故乡，怀念我的祖国。我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好的办法报国，我只能把我所体会的、我所传承的中国诗歌中的美好的品格和修养传给下一代。如果我没有尽到我的力量，下对不起诸位年轻人，上对不起我们前一代的那些杰出的诗人、词人的作品。我这一辈子真是经历了太多苦难。我的心像水一样，我可以经过打击，然后仍然保持内心的方向，我并没被苦难打倒。”
她说：“当一个人处在一个充满战争、邪恶、自己和污秽的世道之中的时候，你从陶渊明、‘李杜’‘苏辛’的诗词中，看到他们有那样光明俊伟的人格与修养，你就不会丧失你的理想和希望。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苦难，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我的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
她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大作用，就是“兴发感动”，因而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我们作为现代人，虽然不一定要再学习写作旧诗，但是如果能够学会欣赏诗歌，则对于提升我们的性情品质，实在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的人。”她还期待着通过自己的一番努力，能够“在现代时空的世界文化大坐标中，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特质，以及传统的诗学与词学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对之做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说明。”
在《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除了平和写出人生道路上曾经的悲哀伤痛，叶嘉莹教授还一一道出了她内心深处的感恩。其中有前已述及的顾随、许世瑛等先生，以及主动与其合作中华古典诗词研究的哈佛大学海陶玮、四川大学缪钺（1904—1995年），助力其中华古典诗词文化传播的南开大学有关校长和澳门实业家沈秉和、温哥华华侨蔡章阁等等。
因此，叶教授在本书将要终篇时致谢道：
我遇见过两个人，他们对我做学问有很大的影响。一位就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他让我去跟他合作，我每天跟他讨论陶渊明的诗，然后他帮忙把我所有中文的文章都翻译成英文……一般学者大多追求一己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具有像海先生那样的胸襟和理想，愿意与一个如我这样的既无西方学历，又不擅英文表述的华人学者合作。我对海先生既深怀感激，更对他的胸襟志意和理想深怀景仰。
还有一位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那时八十多岁了，他不出门。等我旅游回来，我跟他告别，他说要跟我合作。如果不是缪钺先生，我不会把中国的词人从头到尾系统地都讨论一遍，真是被逼出来的。每年我只要一放假，我就到川大跟缪先生合作《灵谿词说》一书。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这是1979年叶教授回国教学之初的言志诗。她深情满怀地说：“我命运坎坷，饱经忧患……是古典诗词给了我谋生的工作能力，更是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的智慧，支持我度过了平生种种忧患与挫折。我的愿望只是想把我自己内心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借此点燃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古典诗词的火焰。由于自知‘老之已至’，我才如此急于想把自己所得之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的体会传给后来的年轻人……”，这拳拳之心，谆谆之言，让人心生感动之余，更能生发一种感奋之力。
为落实这一番愿景，叶教授除了始终坚持进行中国古典诗词的讲学讲座及著书立说外，还在1993年为南开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不仅亲自指导中国古代诗词方面的博士研究生，而且为该研究所捐出退休金之半数（计10万美元），创设了以顾随先生之晚号“驼庵”命名的“叶氏驼庵奖学金”及从女儿、女婿姓名中各取一字命名的“永言学术基金”。因其别号“迦陵”，她还出版了《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诗词稿》及《迦陵文集》10卷等。2018年6月3日，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了“迦陵基金”，以嘉惠来学。
中国古典诗词与叶嘉莹教授职业、事业及志业间的良缘，搭建起《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一书的主要脉络。而她穷尽一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点亮的光明，润泽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来源：藏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