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的古典诗词教学贡献

从诗心切入

叶嘉莹先生古典诗词教学吸引打动人的首要因素，在于她注重寻绎阐发诗词作者的诗心，将它作为走进诗词审美意境的切入点。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诗心”，是涵盖诗、词两种文体的更上位意义的一个概念。

解读古典诗词作品的路径和方法有很多，比如从思想、情感、思潮、流派、声韵、技巧、演进、延承等诸多角度，均可立论著说，作出别具一格的探讨和解答。这些不同路径的研究成果，对读者从某一层面深入理解诗词作品各有助益，自不必作高下之分。只是说，解读作品的目的有所不同。上述这些路径和方法，所达到的是一种比较客观、理性的分析。而先生解诗说词，则是要把诗词作品能够带给读者的感动传达出来。

在先生评价诗词的理论体系中，诗心是一个分量很重的概念。“你是一位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正的诗人”，是她点评作品时给予作者的最高评价。即是说，诗人的本质要怀有一颗诗人之心、赤子之心。有了诗心，作品才能够真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能否引起读者感动，是先生评论诗词作品好坏最本质的要求。

先生谈诗论词，必先探求诗心的成因和要素。对于诗、词两种文体而言，虽然构成“诗心”的要素和方式有较大不同，但站在更高视角言之，对于要发掘它们引发读者感动的本源何在，在先生身上却是始终如一的，由此构成先生独辟蹊径的诗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下面加以分别说明。

先看诗这种文体。先生认为，诗之“诗心”，在于兴发感动。这跟诗的产生动机有关。叶先生引用《诗大序》加以说明：“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们之所以作诗，是因为内心中触发起某种情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同样，钟嵘《诗品序》也有类似论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也就是说，诗这种文体，从它产生之初，就不是单纯为叙事说理，而是为了一种源于某种感动、带有情感的表达。

正如先生所言，“内心情志之有所兴起感发的活动，实在乃是诗歌之创作的一种基本动力。”明乎此，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我们在读诗解诗的时候，单单说出它字面上表达的事象和意义，仅停留在客观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作者创作这首诗时所要抒写的那种独特的感动，予以阐发和揭示出来。

那么，什么会造成作者的感动？“一类是自然界的‘物象’；一类是人事界的‘事象’。”前者，先生引用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等，加以说明。后者先生亦用钟嵘《诗品序》“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加以论说。

具体到诗歌作品里怎么体现？从跟随叶先生学习的亲身体会而言，笔者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情况。一是家国情怀，不是叫嚣空喊口号，而是要达到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程度。二是万物之爱，像陶渊明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把柔嫩秧苗在和风轻拂下好像长了翅膀的那种娇态写得极为传神，让人又爱又怜。三是人类共感，比如苏东坡说理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越有生活阅历的人，读起来越有味道，心有戚戚焉。这些诗句，或是写出了一种阔大的胸襟，或是捕捉到了让人心头一颤的细微敏锐的那一刻，都具有兴发感动的力量。

再看词这种文学体裁。词之“诗心”，说起来稍微复杂一些。先生早年借用张惠言《词选序》“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提法来概括，后来又提出“弱德之美”一说。“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揭示出词这种文体造成读者感动的原因，是它抒发出来（更准确地说，是由读者阅读感知到）的感情，是作者无法自言或所不欲明言的感情。这种曲折的、含蓄的，甚至是靠读者联想出来的特殊情感，构成了词之为体的美感特质。“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这个提法虽已十分贴切，但毕竟它只是一种客观描述，在传达词体的情意本质和美感特质方面，给人的切身感和带入感还略差一些。不如诗体的“兴发感动”，入眼即有会心之感。而且，表述也还不够精炼。所以，先生又提出了“弱德之美”。

这就需要再简要分析一下词体特殊美感产生的动因。词在产生初期本为配合歌舞宴席演奏乐曲而创作的歌辞，所描写多为美女爱情。与“言志”的诗体相比，可谓小道末技。但是因为自屈原《离骚》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就形成一种用香草美人等托物言志的传统，这些无心创作的“小词”所叙写的那些“弃妇”“思夫”“迟暮”等情思，在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古代文人读来，就有了另一种味道。这种“言外之意”造成的心灵感动，吸引更多文人加入到词的创作中来。虽历经“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学人之词”等多种创新开拓，但对词有“言外之意”的审美追求却始终未变。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当行本色”。

这样，词体传达出来的特殊情感，就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香草美人联想到的“感士不遇”之情，这自然是委屈却又有持守的一种情感。二是，开拓创新以后的词作内容，表面上看，不是写美女爱情，而是直接写所见所感了。但是，因为词体有“言外之意”的审美追求，我们会发现，后一类当中好的词作，其所传达出来的，也具备委屈却又有持守的性质。如稼轩“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联想到他虽身负救国之能，长期被闲散投置，却又始终对报国志向不离不弃的一生，读来真是百转千回。好的词作都是如此，限于篇幅，不再举例。要言之，弱而能持守，弱而能担当，这首先是一种大德，所以先生起了一个名字叫“弱德”。词体打动人心的特殊美感，也就叫作“弱德之美”。

以上，我们对诗和词两种文体各自的“诗心”构成进行了探讨。笔者以为，先生诗词教学的奥妙，根本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诗心”的体味不能拘泥于理性认识。在实际创作当中，“诗心”的表现不拘一格，充满灵动。先生常举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青蛙跳进古池中，扑通一声”和南唐中主李璟责问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的典故，来形象说明诗词作者要有一颗敏锐的心灵。“你看，这就是诗人。他们对大家看惯了的万物总是保持着一种关怀和敏感，所以经常能够发现生活中新鲜的情趣”，“要区分各种感发生命的不同”。这是我们从事古典诗词教学首先需要细加体会之处。

自感发道出

“诗心”是人类共通的一种对外界感知的情感状态。“诗人之所异于常人，是由于他能够把自己内心的感动传达出来，使别人甚至千百年以后的人读了他的诗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感动。”因此，语言、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国学生，也能感受先生古典诗词教学中所传递出来的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好的诗词作品并不意味一定会有好的诗词课堂。这就既要能感之，还要能言之。先生讲诗词，是有一系列方法的。这些方法的总归，是要实现感发听众的效果。下面约略说之。

（1）情态再现。“知人论世”是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先生也谨遵此道。她不仅“尚友古人”，还要“后接来者”，为听讲者创设一个能够实现感发交流的场域/场景。因此，先生更侧重、更喜欢的，是通过分析时代背景、诗人经历、交游情况，借助历史、哲学、文学、地理等相关内容，来探析诗人的心路历程、思想波动和情感起伏。同时，还要结合先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心路和感受，来设身处地加以贯通理解。这种解读，可以让评说更有深度、更有带入感，更能引发听众共鸣，从而实现“也可以产生同样感动”的教学效果。

（2）爱“跑野马”。先生学问十分广博，她的课堂和讲座，旁征博引，随手拈来。先生自己说她这种讲法叫“跑野马”。笔者之一从学期间曾有幸作为助教，多次跟随先生走上讲台。先生讲课非常认真用心，虽然她可以张口即来，但仍然每次都提前一两天备课。那时主要用幻灯片展示材料。先生会提前让笔者把她讲课时可能要用到的诗词、史料典故等用电脑打印出来，第二天带去展示。但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事先准备一大叠材料，现场用到的还不足一半。先生脱口而出的，是即兴发挥出来的另外一些内容，这些临时发挥的内容，听起来更加生动形象。

这个事例说明，先生的学问并非死学问，她的学问是活的，因此能随时随地灵活运用。在先生那里，这些学问都是有生命的。这正应和了她讲诗词最核心的理念和方法，就是要揭示出诗词生生不已打动人心的力量。先生常说，诗词的作用，是可以让人心不死。所以，她将她所感知到的诗词作品的生命，与各类材料当中蕴含的生命，还有她个人丰富深刻的生命体验，打通碰撞在一起。这样的讲授方式就让她的课堂充满感发的力量。笔者以为，这是先生课堂独具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她对古典诗词教学的一份独特贡献。

当然，今人背诵功底未必都能尽如先生，但这并不妨碍先生这点是可学的。备课时多查材料，虽然不能在课堂自由放飞“野马”，但对学生而言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关键在于，要善加揣摩诗词作品和材料中能传达出感发生命、能在不同作品间发挥打通作用的那些情感因子，并在讲授中将之作为跳转连接的纽带。

（3）互文比较。这点与“跑野马”的讲述方式紧密相关。笔者以为，这也是先生有意为之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是说，“跑野马”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始终紧紧围绕要讲述的诗词作品这个中心。一方面，如前所述，先生旁征博引的材料当中，有相当数量是具有相同或相通情感特质的诗句词句，或整首作品。这些材料的运用，有助于听众加快对作品情感内涵及感发作用的接受和理解，从而迅速进入感动状态。另一方面，先生引用的材料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同情感特质、风格的诗词作品内容，或不同气质秉性的诗词作者。这些材料的运用，则有助于听讲者在比较当中，更加鲜明地体会到某一类型的感发作用，深化其认知和理解。比如，先生用晚唐诗句“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来对比说明诗作只是描写精美却无法引发感动的情况，用欧阳炯《南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来对比说明词作只有香艳却无法引发言外联想的情况。

（4）借助现代文论。在古典诗词讲授中运用西方现代文论的观点，或直接引用英文术语，是先生的又一种教学方法，也是先生古典诗词教学的一个特色。这自然与她多年旅居国外，要用英文给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经历有关，但同样别开生面。

一般来讲，西方现代文论因其产生土壤和文化基因与中国古典诗词有显著差异，如引用不当，很容易牵强生硬。但先生的引用，却水乳交融。比如，她用“文化语码（culture code）”指称能开启一连串对传统文化底蕴的联想的诗歌意象，用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观点来印证说明谭献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复堂词录〉序》），都能使听讲者有打开迷雾、豁然开朗之感。究其原因，在于先生引用这些文论观点时，从不拘泥于哪家哪派，也不用其生硬剪裁中国文学作品。而是完全“为我所用”，将它们全部作为自己实现讲授目的的支撑。这样，就使先生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评说，既借助现代文论说理清晰的优点，让听讲者感受到理论透彻所带来的说服力，又丝毫不失中国味儿。

（5）进行史观评价。先生具有很强的文学史意识，这使她的讲授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就事论事、就作品分析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够让听讲者收获一种基于文学发展历史的厚重感。“要衡量批评中国的文学，不仅要有微观的认识，还要有宏观的认识。前者是说，你要对文学作品有很细微的观察……后者是说对于文学要有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做文学批评一定要有宏观与微观这两方面的眼光才够。”“你要取一个历史的观点，知道他真正的成就在哪里。像解析几何那样，从历史上众多的作家、作品中为他找一个坐标点。不仅要从历史的时间上来比较，还要从不同风格的作者的空间上来比较。你一定要有一个通观整体的看法，才知道他的地位和价值到底在哪里。”

自其大者言之，先生讲诗说词往往依时序一讲就是一个时代。如“说汉魏六朝诗”系列、“说唐诗”系列、“唐宋词十七讲”系列、“女性词”系列等，常常涵盖诗人词家十几二十人。从讲座设计之初，就是一种系统的观照，吸纳思潮演进、彼此影响、文体发展等诸多因素。因此，在这些系列讲授中，各位诗人词家各得其所，各展特色。听讲者跟随她听完全程后，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会在脑海中留下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自其具体而言之，诸如“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学人之词”的划分，诸如柳永、苏轼、周邦彦、王沂孙等词作者对词体在某一方面的突破及词史地位，先生都着意加以阐发或强调，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接受和重视。论史结合，以擘肌分理为面，以历史演进为线，构成先生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教学的又一个鲜明特色。

以上，介绍了笔者体会到叶嘉莹先生的五种主要教学方法。实则先生运用的授课路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文本细读、吟诵结合等，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先生授课中，这些方法并非单独出之，而是综合运用。其目的就是揭示诗词作品中的感发力量，用感发引发感发，用感动带动感动，实现“诸生与我共成痴”（《天津纪事绝句》）的生动教学效果。

以传承为念

叶嘉莹先生毕其一生钟情古诗词并甘于做教师。之所以对古典诗词教学有如此深厚的情结，首先在于先生自己从中切实感受到了快乐。先生一生多艰，饱经忧患和苦难。从弱女子成就为“大先生”，这条道路充满坎坷。伴随她、帮她化愁解忧，给她源源不断精神力量的源泉，正来自中国古典诗词。“哀莫大于心死“，人只要精神不灭，就无论什么样的挫折困苦，都可以迎难而上，且不失内心世界的淡定平和。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也。这样的作用，先生感受到了，也实实在在受益了。所以，她立志将这份好处传递给更多的人。先生常说，“我不尽到传承的责任，就上对不起古人，后对不起来者”。这是先生热爱古典诗词教学最初的动机所在，也是当代和后世的人要更多了解、学习古诗词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还只是一种个人的、“小我”的境界。先生更为看重和传承的，是古诗词当中所传达出来的家国情怀。即如她评价杜甫时所说，“杜甫的诗歌主要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一份关怀，因为这份关怀真的是出自他的天性，所以他的胸襟比一般人博大，感情的分量也比一般人浓厚。他把道德伦理的感情与他自己私人的本性的感情结合起来，打成了一片。”这与中华民族自古积淀形成的爱国传统有强烈的呼应关系。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全体中华儿女骨血当中世代流传下来的朴素情感。因此，先生对表达这类主题且写得好的作品，尤为推崇。

然而，如果把家国情怀限定在爱国题材上，未免失之狭隘了。这也跟通常我们在先生身上直接感受到的那个“家国情怀”味道不一样。究其原因，一则直接写爱国题材的作品不容易写好，如若不像杜甫那样“把道德伦理的感情与他自己个人本性的感情结合起来，打成了一片”，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流于口号或平庸。二则，虽然不同作品感发分量有深浅厚薄之分，但仍然不失为具有一种感发作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千世界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个人喜好更是各不相同。我们不应胶柱鼓瑟，把所有诗词创作都导向同一个宏大主题。能写爱国志意、胸襟怀抱、人类命运且写得好，我们当然欢迎。写其他题材能让读者感到心头一颤，我们也同样提倡。其核心和关键，是要具有诗心，能够发挥兴发感动的作用。

那大多数“普通题材”的诗词作品，又是如何与家国情怀关联起来的？这就要归功于先生对古典诗词教学的又一个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先生标举出“诗心”，发现“诗可以让人心不死”的作用，遂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古典诗词教书上升到了“书生报国”的高度，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笔者以为，这也正是那么多人从叶先生毅然决然投身教学这种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中，获得感动、产生共鸣的一种共同的、深层次的原因。“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构厦》），是先生志业追求的真实写照，更为我们审视中国古典诗词教学的定位与功能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窗户。别的学问，可能只适合在象牙塔里来做，但中国古典诗词不是。它一定要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跨过大洲大洋，超越时空限制，用它特殊的激发人们心灵的感发作用，引导更多的人更加向上、向善，达到美好。

先生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以亲身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标杆。先生用一生时间，竭尽全力，使亿万人不同程度地亲近诗词，让看起来好像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的古诗词，重新回到人们的精神世界。“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浣溪沙·又到长空过雁时》），是先生无怨无悔的执念。她并不是不知其难，也并不是不知老之已至，而是她坚信，就像千百年前保存下来的莲花种子，还会发芽开花一样，诗心文脉也同样会在传承中获得永生。“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鹧鸪天·广乐钧天世莫知》），是先生跨越时空的期待。她的理想，她的志意，她的成就，并不完全定位在当下。个体生命的有限，与诗词追求的无限，其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得先生的传承心念上升到了一个更大的台阶，这对我们当下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略）

（本文将刊于《中国大学教学》2024年第12期）

作  者：迟宝东，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编审；

刘子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