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召开了遵义会议，批评李德、博古的“瞎指挥”，并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这次会议使红军转危为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洋顾问和“秦书生”对毛主席的一贯压制排挤，以及严重的左倾军事路线，导致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广大干部早就对这两人怨声载道。由毛主席指挥红军，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然而一位重要干部，却在会上为博古、李德讲话，公开反对毛主席。
此人就是凯丰，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红军重要的“笔杆子”，宣传功力了得。凯丰原名何克全，曾在苏联留学3年，与秦邦宪（博古）关系十分密切，秦邦宪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遵义会议上，凯丰不惜和大家唱反调，来维护秦邦宪等人。他在会上公开指出：我反对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你的军事水平也不怎么样，不就是读了几本《三国演义》、《孙子兵法》么？这些都不好使。
凯丰的话十分尖锐，且多少夹带讥讽之意，说毛主席是纸上谈兵。在场的同志听了，大多很生气。毛主席也不高兴，但却面带笑容地反问了凯丰一句话：打仗怎么可能只靠几本书。那凯丰同志，请问《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第一篇讲的什么哟？凯丰被当场问住，这下暴露了：他自己根本都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被主席问得哑口无言。
如果一样东西自己都不了解，如何说它是没有用处的，又怎么拿来做依据打击别人？显然凯丰讲的话站不住脚，毛主席也没有再为难他：凯丰哑口无言的表现，已经让他的意见翻篇了，主席也不愿令同志下不来台，虽然凯丰刚刚反对过自己。从这个细节，能够看出毛主席思维之缜密，并且心胸十分宽广。凯丰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反而令伟人在红军高层更受拥护了。
严格来讲，凯丰的行为在组织层面没有错，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然有申述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所以主席在会上对他以礼相待。但是从大局和实际角度来看，凯丰的这次政治选择大错特错。随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的形势显著好转，期间凯丰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变化，对毛主席的能力和人格魅力叹服不已。他多次主动检讨并提出收回自己遵义会议上的言论，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同志”。
1942年凯丰又专门向毛主席道歉，主席大度回信：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毛主席对凯丰进行了安慰，让他好好工作不要有压力。事实上凯丰此后的职务并不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要职。可惜凯丰身患疾病，在1955年不幸早逝，年仅49岁。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毛主席接见外宾，谈论曾读过的书籍，跟对方提起了长征时的这段往事。毛主席透露：凯丰同志说我是看着《孙子兵法》打仗，其实我当年还真没仔细研读这本书哟！但我猜想他可能也不大懂《孙子兵法》，便问他有几章几节，结果他果然答不上来。倒是从这之后，毛主席对《孙子兵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专门委托叶剑英买回来，发现上面的理论和自己的军事实践有不少相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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