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道具为西方公众提供了持久的优越感幻觉，也为非西方人民提供了一个理想幻觉，使他们仿佛看到了某种前景……
但它毕竟是幻觉。这个幻觉并不是无害的，它会误人性命，毁人家园，它可能把一个群体诱入万劫不复的黑渊——巴勒斯坦就是最雄辩的先例。
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及其制度的虚假性，并非藉此来为专制主义或集权制度辩护。相反，是专制主义为民主意识形态提供了合理性。
民主斗士朱利安·阿桑奇，以民主之矛攻民主之盾，以一己之力挑战了整个西方民主政治秩序，并进而揭开了这一治理的军国主义独裁实质。阿桑奇的最终自由，并不证明西方民主的胜利。
仁慈的民主党政策和野蛮的共和党政策只是同一帝国主义丑陋硬币的两面，两党轮流只是一个古老的跷跷板游戏。帝国的权力中核，并不是两个在电视辩论中表演的年迈小丑，而是通过选举制度占据了国会席位的官僚，和他们身后实力雄厚的捐赠者。
所谓深层政府并不是阴谋论。民主的游戏中，铁打的规则是：承诺支持以色列，才是进入权力俱乐部的必需入场券。以色列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高度金融化的全球经济，正在加速度塑造一个寡头暴政的全球政治时代。但这一进程并非始自今日，四十年前的撒切尔-里根新自由主义革命就开启了这一进程。
加沙的血，从西方民主这堵“波将金墙”的最末端开始，从“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开始，从“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开始，正在一点一点揭开这堵历时数个世纪精心构筑起来的形象工程。
使人沉醉的道具
世界仍是一个斗兽场。
从西方到东方，决定人们命运的，仍然是可数的几样暴力：军队，武器，金钱，诸如此类。在此之中，我们并未发现“民主”的踪影。所谓科技进步或信息革命，不过是暴力工具的升级。
世界仍然延续着原始的形态。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最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作为世界孤儿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命运。
而民主，更像是一个道具——十分相似于马克思理论对宗教的定义，民主道具被制造出来，专为人们提供幻觉。
它为西方公众提供了持久的优越感幻觉，使他们觉得自己在治理能力和社会权利两方面优越于非西方人民。而这两个方面的优越感的暗示意味不言自喻：西方人在道德和智力上优越于非西方人民。
在此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西方国家在经济水平、技术能力、社会福利以及军事装备等诸方面领先于非西方国家的问题。没错，确实这是一个现实。但是，仍需考察造成这一现实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无论如何，一个人只要他既不否认全球殖民运动的悠久历史事实，且能理解全球贸易中的巨大不公平现实，则他绝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一领先现实与道德或智力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民主道具也为非西方人民提供了一个理想幻觉。生存于集权制度下的人们，长久地接受着专制主义所加于他们的种种限制，和由此带来的不自由体验——理解非西方人民对民主的信仰和渴望，你必须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现实体验，人总是首先感知并强调自身的体验——因此，当“民主”以某种实有之物（国家或制度）的形象被展示给他们时，他们因看到了偶像而看到了希望，而获得了奋斗的方向。
但这个理想仍然是个幻觉。并且它只是幻觉。至少在目前的历史阶段——眼前的世界逻辑中，发现不了任何可能实现这一理想的迹象。所有的迹象都是相反的。
而且，这个幻觉并不是无害的，并不类似于临终关怀式的善意谎言——痴迷这个幻觉，信仰民主偶像，它会误人性命，毁人家园，它将把一个群体诱入万劫不复的黑渊——这一点儿也不危言耸听，此刻的巴勒斯坦，就是最雄辩的先例。后面我将会详述这一点。
如上的结论，既不表示我反民主——否定理论中的或字面上的民主，更不表示我试图运用西方民主制度的虚假性来为专制主义辩护。只是我悲哀地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并不真实地存在任何一种民主制度或民主实体。不，我并没有对民主制度作任何完美主义的苛求。
世界的斗兽场上空，弥漫的仍是完全无异于上古时代的血腥味儿。“民主”是新近被谱写出来的啦啦队口号。而身处辗轧研磨中的民众，仍是那头鲜血淋漓的牛。
承认理想的幻灭终究不是多么美好的体验。所以我明白，以上结论不大可能获得尤其是非西方民众的同意。对于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篇文章拖拖拉拉写了十来天。
民主的武器化：民主战争
有必要再说一遍：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及其制度的虚假性，并不是要藉此来为专制主义或集权制度辩护。因为太多人们的本能反应是：当你试图指出一个阴险家的危害时，他们会脱口而出：“那也比一个暴君好啊！”
这一脱口而出的反诘，恰恰道出了谁在为民主意识形态提供合理性：为民主国家提供最大辩护的不是别人，也不是西方民主国家自身的民主政治实践，而是专制主义和集权制度。简言之，正是专制主义为民主意识形态提供了合理性。
这与民主意识形态的成长史如出一辙：民主学说建立于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之上，最初作为一种理想，继而壮大为理论，继而意识形态化，继而武器化。
民主的武器化是千真万确的武器化，这并不是一句对意识形态论争的讽喻。证实这一点，可以最近二十年里发生的事情为例证：
在21世纪的开头，通过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西方民主国家正式开启了运用战争手段重塑中东地区政治生态的序幕。
尽管这两场战争是以“反恐”的名义发动的，但在当时，在更广泛的宣传和理解中，这两场战争实际上被作为“民主-专制”之间对决的象征来看待。特别是需要回顾从1990年代以来日渐成熟的全球性民主语境。
应当想起来二十年前站在新世纪的大门口，人们对世界的未来充满着怎样的乐观：“世界必须民主，我们必须胜利！”——民主是世界潮流，民主是人心所向，民主是大势所趋……民主的胜利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一全球性语境之下，紧接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又发动了利比亚、叙利亚等一连串的“民主战争”，萨达姆、塔利班、卡扎菲、巴沙尔这些独裁者作为专制主义的象征物，为民主战争的合法性而辩护。
这就是民主的武器化。在这一进程中，肩负民主战争崇高使命的是北约军事联盟——目前世界上的许多“热点”无不与这个神圣联盟有关：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加沙种族灭绝及与之相关的也门战争，沙特、约旦等中东国家竞赛着纳投名状，包括亚太地区的敏感国家和地区正在北约化……
制造地区动荡、危害全球安全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人们应当从已经发生的事实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说战争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手段，如果说民主战争所制造的杀戮和破坏是民主的“必要代价”，例如阿富汗10万民众的死伤、伊拉克至少4万平民被杀害、叙利亚60余万人失去生命和超过1,300万人口沦为战争难民（维基百科把叙利亚战争称作“叙利亚内战”，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北约军队是去叙利亚观光的对吗？）——如果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民主的“必要代价”而被轻轻一言带过，那么，我们不得不探究作为民主战场的那些国家，在经历了民主战争洗礼之后的现状如何。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这些民主战争确实深刻地改造了整个地区的权力秩序和政治生态。
漫长十个月的加沙种族灭绝战争，清晰而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面对加沙种族灭绝的作为表现，你无法否认它就是历次民主战争的直接后果——通过一系列的“颠覆-扶植”，以及藉此而制造的威慑效应，民主战争实现了它的预期目标。
把这些阿拉伯独裁政权在加沙面前的表现归咎于“民族”种性或“地区文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是明显荒诞的——哈马斯、真主党、也门胡赛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些同样是阿拉伯人组成的。与塞西、萨勒曼、阿卜杜拉二世、扎耶德们相比较，哈马斯们显得更像是受“地区文化”熏陶的穆斯林。
所以，21世纪前二十年的中东民主战争改造、重塑了地区权力秩序和政治生态，造就了今天地区国家在加沙种族灭绝中的乖顺表现，这既不是秘密，也不是令人意外的，它本就是民主战争的题中之义。
惩罚与奖励
在加沙的种族灭绝面前，如果有人为“阿拉伯人不团结”的虚假命题而哀其不争，或者有人对塞西的军队为什么不支援哈马斯、哈希姆国家为什么会替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以及沙特阿联酋巴林等海湾部落国为什么会站在美国以色列轴心一边而感到迷惑不解时，应当建议他去考察中东民主战争留给塞西们的心理阴影面积。
当2006年萨达姆被刻意选择在古尔邦节这一天送上绞刑架，当2011年本拉登被当场处决后尸骨无存，当2011年卡扎菲被从下水道里拖出来乱枪爆头，以及当2012年穆巴拉克真的被关进铁笼子里示众……时，2024年在位的大多数中东统治者都亲眼目睹了这些镜头——民主战争惩罚不驯服者的残酷性，深远地影响了中东政治。
不只是残酷惩罚，还有丰厚奖励。当萨达特于1978年9月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开创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晋身之路，不但他本人在当年立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更为埃及从此晋升为中东和北非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军援国、四十年里获得超过5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奠定了基础。
2023年9月，“Responsible Statecraft”记者康纳·埃科尔斯采访了2008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美国驻埃及武官的退役少将F.C.威廉姆斯，后者讲述了他在2011年埃及“起义”期间的一桩见闻：“一天早上我从使馆办公室窗口向外拍摄了一张照片，一辆运载着士兵的埃及坦克，把一名抗议者的脚后跟吊在炮管上……当我把这张照片拿给埃及人看时，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军队虐待人民的情节，而是：‘这张照片是在晚上拍的，对吧？你是怎么拍到这张照片的？你用了什么技术？……’”
威廉姆斯的结论是：我绝不会认为从穆巴拉克政权到塞西政权在治理观念上发生了什么转变。事实也如威廉姆斯所说，穆巴拉克统治尾声发生了“血腥星期日”，而塞西上台伊始，就立即让开罗大街小巷血流成河，其中仅2013年8月14日的Rab’a广场，就有至少超过1000名抗议者被枪杀，22,000多人被逮捕……但这毫不影响美国对埃及的军援金额。
直到眼前的2024年，当军队渗透所有经济领域并榨干了国家经济的最后一滴血，当埃及货币和国家信用双双贬值成了世界级幽默之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走马灯似的拜访开罗，提供数量骇人的贷款——你认为他们是为怜悯赫力力贫民窟里吃不起麸皮面包的穷人呢，还是他们真的相信了塞西总统选举的民主可靠度呢？
在另一面，一个关于中东权力秩序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当以色列崩溃，欧洲和美国的地区霸权和利益随之崩溃这不是猜想，但下一个崩溃的将是什么？你可以看不透，但塞西总统、萨勒曼王储、阿卜杜拉国王、扎耶德酋长们对此洞若观火，且坚信不疑：紧随其后崩溃的，将是他们自己的王权。
巴勒斯坦解放，是中东独裁政治秩序的魔咒。哈希姆王国的国王从1970年代就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我十分好奇某些民主教信徒一面对阿拉伯独裁政权恨得咬牙切齿，一面对阿拉伯民众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中东政治之所以难以实现民主化，根源在于阿拉伯民众热爱他们的独裁者。
以这样的奇妙逻辑去鄙夷手无寸铁、更无组织的阿拉伯民众，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公道的——以同样的逻辑去质疑麇集在自由女神裙摆底下挥舞民主魔术棒的他们自己，何如？事实上很难相信：目睹着十个月的加沙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超过总人口60%且与加沙人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属关系的约旦民众，仍能痴心不改地热爱他们的哈希姆国王？
中东独裁权力秩序的稳固，并不建立在阿拉伯民众的蒙昧忠诚之上，而是建立在民主国家的贴心呵护下。借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就是：西方民主国家是在“用胶带捆绑”的方式扶持着这些泥足独裁政权。
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培植和扶持独裁政权是另一场民主战争。
有人说伊斯兰世界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十年机遇期”，此说不谬。但更应当看到：所谓伊斯兰世界，同时也是以色列的万里长城——西起摩洛哥东到印度尼西亚，从哈萨克斯坦到土耳其，更不用说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包括伊拉克，哪一个穆斯林国家不是攀比献媚争相邀宠，竞赛着充当以色列的输血者和护卫者，并在其国内不惜冒险镇压针对以色列犯罪的民众抗议活动。
据专业网站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报道，自去年 10 月加沙种族灭绝战争以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伊拉克一直在定期向以色列供应石油。尽管这些国家公开“谴责”以色列的罪行
这再清晰不过地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民主国家需要与独裁国家结盟，特别是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动员一场广泛在穆斯林国家培植独裁政权的民主战争。
但西方民主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战争，并非始于21世纪。
“大叙利亚”的民主梦
“我们，叙利亚国民议会的签名代表，由来自叙利亚南部、东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代表组成，受我们各个地区居民（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书面授权和全权委托，于1919年7月2日星期三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议，就我国人民的愿望达成以下协议，他们委托我们向国际委员会美国分部提交这些愿望：
1. 我们要求叙利亚在下列边界内享有绝对完全的政治独立：北部……（略）西部以地中海为界。
2. 我们要求叙利亚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一个民主的君主立宪制政府，遵循广泛的权力下放原则，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3. 鉴于生活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天资并不比其他“先进”人种更差，他们的发展程度也绝不比独立之初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更落后，我们抗议《国际联盟公约》第二十二条，该条款将我们列为“处于中期发展阶段、需要托管”的国家。
4. 如果（巴黎）和会由于某些我们可能不理解的考虑而拒绝这一正当抗议，我们将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声明，即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征服和殖民野心，只能将国际联盟公约中提到的托管视为提供不损害我们完全独立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不沦为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并相信美国民族绝无殖民的念头，而且对我们国家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们将寻求美利坚合众国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但这种援助不得超过 20 年。
5. 如果美国无法接受我们的援助请求，我们将向英国寻求援助，但这种援助不得侵犯我们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统一，并且援助期限不超过上一条提到的期限。
6. 我们不承认法国政府在我们叙利亚任何地方所宣称的任何权利，并拒绝法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方援助我们或插手我国事务。
7. 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叙利亚南部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联邦的野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殖民到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头衔，从国家、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我们的犹太同胞应享有我们共同的权利，并承担共同的责任。
8. 我们要求叙利亚南部巴勒斯坦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西部沿海地区不应与叙利亚分离。我们希望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保证国家统一，不被分裂。
9. 我们要求解放后的美索不达米亚获得完全独立，并且两国之间不应存在经济障碍。
10. 威尔逊总统在谴责秘密条约时提出的基本原则，促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规定分割叙利亚国家的条约，以及任何企图在叙利亚南部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野心行为。因此，我们要求完全废除这些公约和协议。
……”
这是一百多年前叙利亚国民议会的声明。需要说明：彼时的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以色列/ 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即大沙姆地区（Bilad al-Sham）。
之所以几乎全文引用声明文本，是为便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一百年前的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民众对民主的憧憬，和对世界的理解与寄望。
发表这一声明的简单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1918年，在希贾兹谢里夫（所谓哈希姆传人）领导的阿拉伯“起义军”的配合下，从埃及出发的英国东征军最终攻占了大马士革，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大沙姆地区 402 年的统治。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此刻踌躇满志，搓着两手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哈里发国”。
因为早在战争初期的1915年至1916年间，通过著名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大英帝国承诺战后将支持在“麦加谢里夫提出的范围和边界内”建立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以换取谢里夫利用其宗教政治声望，发动颠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民族大起义”。
然而现实很不幸，在对麦加谢里夫信誓旦旦承诺的同时，1916 年，英法之间就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早就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遗产作出了瓜分决定。接着是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在给英国犹太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信中，将其中的巴勒斯坦地区许诺给了犹太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略去常识，长话短说，最后的结果是：1920年，巴勒斯坦被“委托”给英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部分则成为法国的盘中餐。1921年，作为回报，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外约旦（即东巴勒斯坦部分）被交给哈希姆家族的阿卜杜拉一世管理，后来变成了今天的约旦哈希姆王国。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将剩余的巴勒斯坦一劈三瓣，56%的富饶地区作为送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以色列”的贺礼，剩下彼此分割的两块留给巴勒斯坦人成立“阿拉伯国”。
两周后，英国殖民大臣亚瑟·克里奇·琼斯宣布，英国托管将于1948年5月15日凌晨零时结束。在英国托管的最后一天即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再后来就是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西奈地区、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1978年（戴维营协议）……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再后来就是2024年，此刻你正在通过手机直播观看的加沙种族灭绝。
可叹的是，在上述表达追求民主心声、渴望民主美国支持的声明的最后部分，费萨尔埃米尔领导下的叙利亚国民议会仍不忘表达对民主的信任和对民主事业的贡献：“因此，和会将会完全满足我们的愿望，使我们的政治权利在战后不至于比战前更少，因为我们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中已经流了那么多的血。”
这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操作流程——这使人不得不怀疑，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定义及其内涵，与非西方国家的对民主的理解，两者恐怕是根本不同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掐灭阿拉伯人民的民主野望，阻断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进程，最晚始于1920年代。最新近的例子则是哈马斯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立法选举中胜出后，面临的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联合落败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加沙 17 年的封锁。直到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首次打破封锁。
2006年的哈马斯选举被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与卡特中心联合报告评价为：“选举官员表现专业且公正。”欧盟派遣的观察团则报告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最终结果不是选民自由选择的结果”。甚至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门提交的选举报告总结中也写道：“选举由 17,268 名国内观察员、和900 名获得认证的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的过程被广泛认为是自由和公正的。”
再结合前述民主国家对现任阿拉伯独裁者从资金的鼎力支撑到军事的贴心呵护，从中人们应当领悟如此一个事实：
反手颠覆，覆手培植，无论是阻断民主探索还是支持独裁统治，对于西方的神圣民主事业皆是相同的目的，且是必要的努力。
以民主之矛攻民主之盾
有人对我说：你怕是混淆了国家民主与国际民主罢！
这可真是个犀利的质疑。这个质疑迫使我对民主存无的思考，重新退回到原始的起点：民主的初衷是什么？……我想到了一个人，或许，只有他才最有资格谈论“国家民主”与“国际民主”，解释两者的关系，或者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这个人就是澳大利亚活动家、揭秘网站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也是最近的新闻大主角。
2010 年，阿桑奇运用网络黑客手段公布了大量有关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军事机密文件，揭露了美国军队在战争中滥用暴力和酷刑的一系列罪行：如美军直升机在伊拉克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美军在伊拉克杀害平民的真实人数远比公开承认的多，以及关塔那摩湾军事监狱对囚犯实施的系统性虐待，150 名无辜囚犯未经指控而被关押多年……等等大量对民主自由世界来说骇人听闻的事实。
这些证据和事实，出人意料地将美国置于涉嫌犯有战争罪的尴尬境地。特别是，通过公布电子邮件，维基解密直接导致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胜算落空——这彻底地激怒了美国的深层政府，使得追捕阿桑奇成为绝对必要的“国家利益”。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自由派代表人物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警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政府的愤怒：当“拥有超级能力的个人”能够越来越多地直接登上世界舞台，并采取行动而不受国家干预，那么政府（正式管理机构）的秩序将可能被颠覆。因此，阿桑奇挑战的不是某一个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个人，而是整个政治秩序。
理解朱利安·阿桑奇这个人的行为的实质，是理解美国愤怒、并进而理解西方民主实质的钥匙：阿桑奇所做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打破西方主流新闻机构的欺骗和掩盖网络，打破信息垄断，追求未经过滤的信息自由流动，满足公民对政治的知情权，追求一个政治透明的新时代——至此，我们应当想起来民主的初衷是什么了。
在民主的书面标准下，朱利安·阿桑奇才是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以网络媒体游击行动的方式，以超人的道德勇气，以个人对抗全球头号强国的国家秩序、乃至对抗国际政治联盟——因为他所触犯的不只是美国军事机器的利益，而是包括英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整个欧美军事联盟的利益，也包括他对英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不道德的选票交易黑幕的揭露。
阿桑奇个人魅力的强光之下，那些我们日常见惯的民主斗士们——在美国政府的庇护甚至直接资助下为民主而战，或者一面在专制体制的福利锅里吃得肠肥肚满一面充当民主导师，或者精明地躲在警戒线之外鹦鹉学舌的民主小贩们——纷纷现出了小丑的原形。
但阿桑奇的意义并不为暴露那些躲在自由女神裙子底下的民主斗士们，他的行为和整个事件揭示了西方民主逻辑的荒诞：一个民主追求者，遭到整个民主自由国家的联合跨国追捕——在被关押、监禁14年之后，最终以被迫认罪换回自由。
但阿桑奇的最终自由并不证明西方民主的胜利：在美国法律体系威胁对他判处高达175年的刑期之后，他被迫承认违犯了美国的《间谍法》——这是一部1913年通过的、专门用来对付共产主义分子的法律。
阿桑奇成为一百多年来《间谍法》用来对付的第一个言论人士。换言之，麦卡锡时代被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审查或者构陷工具，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它被用来对付新闻调查。
从21世纪头二十年里一路高歌猛进的民主战争中，阿桑奇“以身试法”，最终将民主战争的滔天罪行公之于众，将民主国家典范美国置于战争罪行的被告席上，并通过他最后的获释，彻底地将西方政治的反民主实质暴露在世界面前。
朱利安·阿桑奇的案例，足够写成一本相当雄辩而精彩的民主教材了——它提供给人的民主启示，将远远超过1990年代以来所有自由主义者民主著作的总和。
从阿桑奇的民主行为逻辑，我们再来正视民主的初衷：
无论如何， 此刻，当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民主”之际，我们必须在每一秒里都要意识到：不止是加沙一处，在西岸，在苏丹，在刚果，在印占克什米尔……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们此刻正身处炼狱之中。他们不是其他非人物类，他们不是天生被用来无辜杀戮——为了我们民主国家的利益和权利，他们也不是无关的，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
我的疑问是：在民主的设计初衷里，有没有人曾经计算过“这一部分”？不知道。
但人性要求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愿望是什么。此刻，他们的最大愿望也许是自己的孩子能活下去，也许是能吃上一口食物，也许是能有一个安身之所让他们安宁地睡上一觉……甚至是能够把自己被杀死的亲人埋进土中，或者找见尸骨无存的亲人尸体。这就是在同一时刻里，人类之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和愿望。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所有这些都不是从今天或者从去年才开始发生的。二十年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苏丹和也门的战争所制造的难以形容的杀戮、破坏和动荡，以及数百万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死者已矣，战争的后果至今仍在残酷折磨着他们中的每一个“幸存”者，并深刻影响着地区政治，数代人的未来。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所有这些灾难都并非天降，也不是被归类为“低等”、“落后”或“中期发展阶段”的地区民众自己制造的，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所定义的“内战”，不是与民主世界无关的，而是西方民主国家亲手规划、由西方民主战士北约军事联盟亲自执行的。
回到最朴素的民主初衷上，如果说民主的终极目的就是追求一个地区内居民享有独立、平等、自由生活权利，那么，对于中东民主战场上的亿万民众来说，他们的国家民主前景被民主国家以国际民主的方式毁灭了，对吧？然后我们不被允许讨论民主国家的虚假性。
诚如理想主义者所苛求的那样，“落后”世界的政治状况并不值得赞美，我们并不试图否认这一点。然而，事实证明在这个整体蒙昧——实际上一切统治者所仰仗的只是暴力，差别只是谁的暴力更暴力——的世界里，被称为民主国家的西方，无论如何也难以被评定为一位好老师。
看见了一切游戏，看不见帝国的实质
最后，可以借用民主典范国家的一些最新的民主选举案例，来观察西方民主制度。
6月27日，81岁的现任总统拜登在与竞选对手、前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视辩论后，美国的媒体似乎突然发现：他们的认知能力低下、肢体僵硬、无法完全掌控自己行为的现任总统，显然已经不再适合参加下任总统的选举了。
美国媒体一窝蜂地发起了针对拜登毫不留情的嘲讽运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借用了李尔王的诗句“老头子，你会怎么做？……”敦促拜登退出竞选。华尔街日报则更尖锐地揭露道：“四年来，他们（民主党人）一直以‘民主’的名义欺骗我们、愚弄我们……显然他们认为，只要宣传拜登先生能力的虚构故事，他们就能继续逍遥法外……”经济学人的头条文章第一句话就明确使用了“掩饰”一词。
民主国度的自由媒体似乎刚刚才发现他们的高龄总统的欺骗或“掩饰”行为，尽管拜登明显的认知失误一直是全球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这种表面上看似言论自由、民主繁荣的景象，只是为了遮掩这样一个事实：在加沙种族灭绝中干完脏活之后，种族灭绝乔显然已经被深层政府抛弃了。
如果有人还能够想起四年前相同的两个人在电视辩论后的情景，就不会反对这一结论。那时候的媒体通用话语是：我们必须从特朗普手中拯救美国民主。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民主的羞辱。
比拜登的认知失误更重要的问题，不可能成为美国媒体热议的对象，那就是两名高龄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内容——面对着镜头，面对全美公众，两名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正在言辞激烈地竞赛谁对以色列更忠诚，彼此指责对方是“巴勒斯坦人”！
对于正在进行的、美国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对巴勒斯坦原住民进行大规模杀戮以窃取他们土地的种族灭绝计划（对，是美国，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辩论双方的政策的唯一区别是：拜登主张使用“精准”炸弹杀死巴勒斯坦人，而特朗普主张使用普通炸弹。
在这场电视辩论后的当晚，我和一位年轻的朋友谈论此事，他说我认为民主制度在西方还是存在的……他的理由大致是：你看，毕竟还有公开辩论，毕竟有竞选形式，毕竟是两党轮流执政……毕竟，巴勒斯坦问题并不是美国公众的核心关注。
真心说，这使我震惊到沉默。也使我再次陷于深深的沮丧：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对人们的判断力的干扰，竟是如此强大。人们看见了电视辩论，看见了一人一票，看见了两党竞选……看见了一切的民主形式，惟独看不见那唯一的实质：帝国。
在智能炸弹和普通炸弹之间，特朗普的政策看上去更粗俗、更野蛮、更残暴……而拜登的政策显得更温和、更仁慈、更人性……无论谁上谁下，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后果都是一样的——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对于美国选民毫不重要，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指责拜登不是一个“好巴勒斯坦人”？
帝国仍是那个古老的帝国，从罗马时代或者更早直到今天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仁慈的民主党和野蛮的共和党候选人政策只是同一帝国主义丑陋硬币的两面，两党轮流只是一个古老的跷跷板游戏。而帝国的权力中核，并不是两个在电视辩论中表演的年迈小丑，而是通过选举制度占据了国会席位的官僚，和他们身后实力雄厚的捐赠者。
斯塔默的工党能够上台的秘诀，并不是它比保守党更多地代表了底层社会的福利和心声，而在于它早在2024年2月就完成了交易：放弃了工党支持巴勒斯坦的传统立场。从那时起，它就获得了进入权力核心圈的入场券。而基尔·斯塔默本人，早在2021年就站在站在“以色列工党之友“（LFI）”面前，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坚定效忠。如果你不知道以色列工党之友是一个什么组织，不妨上网查查AIPAC，对，LFI就是英国版的AIPAC。
英国新任领导人基尔·斯塔默娶了一名犹太女子，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嫁给了一名犹太男子，拜登的儿子娶了一名犹太女子，特朗普的女儿嫁给了一名犹太男子，希拉里·克林顿的女儿嫁给了一名犹太男子……
一周前，著名学者 KC 杰弗里·罗伯逊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论证严谨的文章，预言性地指出：是否撤回英国对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申请逮捕令的反对意见，将是工党执政面对的第一个道德考验。不出意外地，7月15日，在登上权力巅峰的第十天，工党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向以色列作出保证：英国不会撤回对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反对意见。
这与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跷跷板游戏如出一辙，表明工党全盘继承了苏纳格保守党政府从古老的殖民时代大英帝国那里继承来的肮脏外交遗产。
从奥巴马到工党前领袖科尔宾，包括最近遭到围攻的英国前部长艾伦·邓肯，已经有数不清的政客从正反两面揭示了民主权力游戏的铁定规则：无论政党还是政客，进入权力俱乐部的必需入场券就是承诺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又是什么，为什么它对西方民主国家如此重要？以色列是欧洲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杀戮机器，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海外军事前哨。
如果还有人注意到了两周前的法国选举危机，那么他应该注意到马克龙在电话中如何严厉指责内塔尼亚胡对法国选举的干扰，马克龙的原话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对法国议会选举的干扰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此外还有上个月的欧盟议会选举，不仅右翼的冯德莱恩重新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以主张俄罗斯联盟分裂而著名的爱沙尼亚总理卡娅·卡拉斯被提名为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人选，以取代在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屡次发表“违规”言论的何塞普·博雷利……此外还有德国选举，意大利选举，所有这些在民主名目下展开的权力游戏，无不表明了一件事情：高度金融化的全球经济，正在加速度塑造一个寡头暴政的全球政治时代。
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发布的2024年6月欧盟和欧洲各国选举概况 / 谷歌自动翻译
但这一切都不是今天刚刚才开始的。早在四十年前，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就开启了这一进程，今天只不过是按照既定的轨迹它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波将金墙”正在倒塌
每一天，我们在手机短视频中刷到无数令人眼花瞭乱的西方政治新闻：特朗普被刺杀啦，马克龙接受政府集体辞职啦，匈牙利被欧盟威胁啦……在如此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人们享受着信息自由，精神分享着西方政治民主。
这使我想起前几天在车上，朋友指着车窗外开罗街道两侧粉刷一新的建筑问我：你知道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背后是什么情景吗？——我当然知道，因为我进入过赫力力市场周边那些可怖的贫民窟，也因为我就住在这些靓丽风景线的后面。
毫不逊色于纽约或巴黎的现代化开罗的背后，住着一个更大的只能用恐怖来形容的开罗。这是世界的一个象征。在英文中，这个象征被称作“Potemkin village”（波将金村庄），1787年战争结束后，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前往克里米亚视察战果时，她的情人和兼职陆军元帅格里高利·波将金在女皇视察路线两侧，在第聂伯河沿岸被毁灭的鞑靼穆斯林故地，为她修建的临时的、“便携式”村庄——如果我还未能说清楚，那你就参照汉语中的“形象工程”吧。
不论格里高利元帅和他的女皇情人的故事是否真实，“波将金村庄”从此成为一个嘲讽东方专制主义的专用名词，出现在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到詹姆斯·霍华德·昆斯特勒的《无处之地》。然而，地球上最宏伟、最显著的“波将金村庄”一定不是东方大地上贪官污吏们修建的那些形象工程，而是一个叫“民主”的塑形之物。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个庞然大物遮掩了无数场殖民主义战争犯下的滔天罪行，遮掩了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日常压迫和穷凶极恶的掠夺，遮掩了帝国主义野蛮治理的暴政实质，使人们陷入温良仁慈或金碧辉煌的民主叙事幻觉中，长久无法或者不愿意醒来，正视民主这个假立面背后的残酷真相。
今天，加沙的血，从西方民主这堵“波将金墙”的最末端开始，从“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开始，从“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开始，正一点一点揭开这堵历时数个世纪精心构筑起来的形象工程。
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推动的金融化全球经济，塑造了寡头治理的全球政治时代，它最终可能制造了一种更为邪恶的政治怪胎：即寡头金融精英和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接管这个世界。
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最近的特朗普遇刺事件之后，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和对冲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这些亿万富翁的表现中看出来，也可以从最近Palantir 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针对抗议加沙种族灭绝的校园运动所发表的评论中看出来，他说：“如果我们在这场辩论中输了，我们将永远无法在西方部署任何军队。”——一位高科技亿万富翁为什么需要拥有部署军队的能力？
就这样，一切都并未超出预料，世界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进。
但真正的问题是：在绝望于神权政治、绝望于专制主义，当民族主义被证明不可信赖……接着当民主的幻想破灭之后，民众的命运将仰仗什么来保护？
或许民众不会永远沉睡。或许吧。
2024年7月18日
临近的胜利—— 4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