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0日深夜，彭德怀被拘禁于政法干校，他目光空洞，凝视着窗外的明月，于一片寂静之中送别旧岁，迎接新年。
当囚室外的时钟敲响午夜12点的时刻，74岁的彭老总忽然独自笑了起来，随后喃喃自语：“又是一年过去了。”
自1967年6月21日起，至1971年年底，彭德怀遭受了超过200次的残酷批斗和审讯，此外，他还不时被拉去参加各种规模的游街和批斗会。
这种旷日持久且无休止的迫害，直至他身体彻底垮塌，走向死亡，然而，他身上的污名和诽谤并未随之消散。进入1972年新年之际，彭德怀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身体极度消瘦，面色青黄，面容憔悴。
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监禁和多年来的绝望，使他心如死灰，不再像以往那样反抗和抵触。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咒骂或开玩笑，而是常常蜷缩在囚室的一角，一坐便是整天。
随着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彭德怀每日至少需要大便五六次。每次排便前，他总是面色苍白，反复念叨着：“肚子不舒服，要快！”
然而，当时的他仍然处于被拘押的状态，无论是前往洗手间，还是坐下休息、饮水等日常活动，均需事先提出申请，否则不得进行。
3月16日，周恩来总理获悉彭德怀的病情。他深感焦虑，首先严厉斥责了专案组成员未能妥善照料彭德怀，随后迅速下达指示，要求从各大医院抽调专业医师，为该名“案犯”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然而，当时的彭德怀已心怀绝望，甚至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拒绝接受任何检查，并愤怒地宣称：“我不需要检查，反正我现在也不工作！你们指控我是反革命，是修正主义，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检查的必要？看什么病！”
面对彭德怀的激烈反应和烦躁情绪，看守的哨兵并未多言，而是将情况如实向上级汇报。
到了次日清晨，医生奉命再次前往5号房间。经过一番劝导，彭德怀最终同意仅进行抽血检查。
在医生宣布血液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之际，实际上彭老总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深入骨髓。
不久，彭德怀的右手食指开始剧烈疼痛，指内出现肿块，频繁出现腹泻，整夜失眠，难以入睡。据负责看守的士兵记录，他常常在深夜一两点钟醒来，睁眼直至黎明。此后，他频繁出现便血症状，几乎每天都会晕厥倒地。
4月10日下午16时，彭德怀再次大量便血，随即整个人晕厥倒地。负责看守的士兵担心发生意外，急忙请求驻点医生进行检查和抢救。
医生为他进行了止血处理，但彭德怀依旧未见苏醒。随后，专案组成员回想起周总理曾指示案犯若患病可住院治疗，于是紧急上报彭德怀的病情，建议尽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起初，有人表示反对，甚至试图阻挠此事。
直至当晚，彭德怀在苏醒后不久再次出现便血。监护点担心情况危急，随即联系将他送往阜外医院。然而，该医院拒绝接收，坚决不允许他入院。无奈之下，监护点又将他转送至卫戍区的一师医院，结果同样遭到坚决的拒收。
在他大出血的第七天，总医院终于同意接收并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经过内外科专家的联合会诊，确诊他患有直肠癌已有一段时间，生命垂危，余生无多。
1974年，彭德怀病入膏肓之际，谈及了自己身后的安葬事宜。彭钢回忆道：“在他临终前的几天，我前去探望，并喂他进食。饭后，他紧握我的手，泪流满面。
他哽咽着说：‘我希望死后能与你们的父亲一同安葬，但他们是革命烈士，而我却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我担心自己的身份会玷污他们。’说完又泣不成声。我内心深感悲痛，便向他保证，定会帮他实现这一愿望。他听后点了点头……”
1996年，彭钢遵循伯父的遗愿，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将彭德怀的骨灰迁回其故乡，并安葬于其两位弟弟的墓旁。然而，由于原墓地空间有限，无法容纳。最终，在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下，决定在彭德怀弟弟们的墓地旁边开辟新的墓地。
1999年12月28日，彭钢与彭德怀的几位亲属共同护送灵柩返回故乡，将这位游子安葬于青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