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2023年的统计数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9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1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4%。这些数据清晰地揭示了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随之而来的挑战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紧缩、退休年龄的推迟以及养老金体系面临的巨大压力。尽管实施了三胎政策，但新生儿数量的连年减少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这一现象引发了公众对马寅初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如果他未曾提出《新人口论》，并且我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前的人口问题或许不会如此严峻。
然而，这种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若马寅初未提出其观点，且我国未采取计划生育措施，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又将如何，这些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约为4.5亿。至1953年，首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已激增至6亿以上。这一增长速度极为迅猛，尤其考虑到我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乱，百业待兴，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如何维持生计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自1949年至1951年，马寅初先生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及北京大学校长，职位显赫。然而，他心中始终牵挂着中国的人口问题。尽管马寅初先生接受了西方教育，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但他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一生中娶有两位妻子，共育有三子五女，其中长子不幸早逝，其余子女均有所成就。
1957年3月，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最高国务会议，马寅初先生在会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强调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否则生产发展将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从而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马寅初先生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遇了众多反对意见。有人质疑为何苏联不考虑人口问题而我国却需如此重视。马寅初先生回应称，两国的人口基数存在显著差异，且苏联的不考虑并不代表我国也不应考虑。同年7月5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马寅初先生在文中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素质。
然而，历史的进程证实了马寅初先生的预见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侵袭，随后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此时，人口激增的后果逐渐显现：粮食供应不足、住房资源紧张、医疗卫生系统承受巨大压力，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
直至此时，人们方才逐渐认识到马寅初先生的见解或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直至70年代，政府方才有所觉悟，开始实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诸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等口号，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
1973年，国家进一步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规定女性须满23周岁、男性须满25周岁后方可申请结婚证。同时，规定婚后至少一年方可生育，且两个孩子之间需间隔三年以上。此外，还出现了“一个孩子不嫌少，两个孩子正合适，三个孩子则过多”的宣传标语。
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新生儿数量显著下降。尽管如此，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经济压力亦未得到根本缓解。
1978年，为了实现到世纪末将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我国进一步倡导“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最多不超过两个”。
对于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政府提供奖励措施；而对于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则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回顾历史，若非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在21世纪初的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16亿。如此一来，资源匮乏的问题将更为严峻，就业市场的压力将加剧，教育资源的紧张状况将更为突出，社会矛盾亦可能更为激烈。同时，环境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城市化进程亦可能遭遇更多困难。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框架下，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许多家庭仅有一个孩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并使得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然而，若无此政策，家庭可能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社会的贫富差距亦可能更为明显。
因此，尽管马寅初在当时遭受了严厉批评，但其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的人口控制理论为中国避免了更严重的人口危机，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肯定地说，若非马寅初的前瞻性思考，中国可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