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而言，标志着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忧伤记忆。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这位被解职的官员，深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决意终止自己长达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转而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彭德怀携家带口，从中南海永福堂迁出，选择在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定居。关于迁居的请求，是由他的妻子浦安修向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提出的。彭德怀向妻子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已无职可任，中南海亦无活动之所，继续居住于此，恐将玷污家族的名誉。”
随后，前所未有的“文革大动荡”时期降临，一代民族英雄、人民的杰出将领彭德怀被推上了批判的舞台，遭受了极端的侮辱和虐待。彭德怀不愿屈服于羞辱，尽管他挺直了脊梁，但无休止的批判、辱骂和折磨，给他的身心带来了更为深重的创伤。
浦安修女士的命运亦是充满坎坷，她曾担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属于当时所谓的“当权派”。更为关键的是，尽管众所周知她与彭德怀已经“分手”，她依然作为彭德怀先生的配偶，成为了“造反派”主要的攻击目标。她的家庭遭到搜查，个人被纳入“专政队”，日间被迫从事劳动，夜间亦无法获得充分的休息。
1967年8月11日下午2时，面目狰狞的红卫兵将浦安修推至教学楼前进行批斗。近几个月来，浦安修不断遭受着各种形式的批斗和审讯。
通常，她对这类批斗大会已习以为常，总是默默忍受着众人的侮辱和责难。然而，在她低头、茫然地接受这一切时，她意外地在人群中辨认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衣衫褴褛、满脸血污，身形佝偻、面容憔悴。尽管那人外表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仍一眼认出，那是她阔别两年的丈夫彭德怀。
见到久违的丈夫就在眼前，她多么渴望立即冲上前去拥抱他。然而，她却被两名壮汉紧紧抓住双臂，而远处的彭德怀，同样被粗暴地扭住双臂，头也被压得很低。
彭德怀也看到了浦安修，两年未见，他对她的生死一无所知。此刻，见到她依然存活于世，他也只能默默地低下头，泪流满面。
到了晚上七点半，浦安修和彭德怀都被带到台上接受批斗。看到彭德怀在台上站立不稳，浦安修泪眼婆娑地询问，这才得知他在前一天已被批斗并毒打数小时，肋骨甚至断裂多根。
闻悉丈夫遭受不公待遇，浦安修内心痛苦至极，犹如利刃穿心。她以坚定且不屈的眼神，怒视那些叫嚣着暴力的人群。
面对浦安修的不屈不挠，红卫兵的领导者勃然大怒，挥手示意手下强行将她的头颅向下按压，并在她耳边高声宣读彭德怀所谓的“罪状”，指控她与彭德怀勾结的种种罪名。
遭受这般侮辱的浦安修，心如刀绞，绝望至极，突然眼前一黑，晕厥倒地。随后，她被红卫兵拖离现场，囚禁于一间狭小的房间内。待浦安修恢复意识后，红卫兵立刻将她带走，严词逼迫她交代与彭德怀相关的所有“罪行”。
当时的浦安修，心中充满了愤怒与屈辱，她始终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以泪洗面，无声地对抗着所有的不公。她的沉默不语很快激怒了红卫兵的领导者。
为了迅速获取彭德怀的所谓“新罪证”，领导者怒斥道：“直至今日，浦安修仍敢拒绝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妄图美化彭贼！”言毕，他命令手下将浦安修的头部猛烈撞击墙壁，并拿起扁担狠狠地击打她的背部。
浦安修遭受重击后倒地，却依然坚不吐实。最终，造反派揪住她的耳朵，愤怒地威胁道：“若你继续缄默，必将遭受严厉的惩罚。”
8月31日清晨6时49分，当北京西郊颐和园的大门开启，浦安修趁人不备迅速进入园内。面对眼前的幽静景致，她内心早已是绝望至极。
不久，她从口袋中取出一瓶安眠药，毫不犹豫地服下，随即倒在昆明湖畔。直至两小时后，有人发现她并将她紧急送往北京医学第三附属医院进行抢救。
在抢救过程中，医生发现她身上的校徽，这才揭开了她的真实身份。与此同时，彭德怀也被关押在另一处，持续遭受着残酷的折磨和批斗。
在北师大的批斗会后，彭德怀因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导致右半身瘫痪。直至1974年11月离世，他一直遭受着无休止的批斗。他孤独地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亲人和同志的陪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并未拥有亲生子女，却将全部的父爱倾注于革命的后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平昭雪，冤屈得以洗清，正义得以伸张。
随后，彭德怀的挚友杨献珍亦从流放地返回北京，恰逢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在追悼会结束后，浦安修前往北京医院探望杨老，终于吐露了当年“分梨”时的内心真言：
“您是我最为尊敬的长者，我之所以吃梨，我是……我是……我是为了使德怀真正相信我已无情，从而不再挂念我，他的精神痛苦实在太深了……”浦安修泪流满面，难以自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