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蒋介石与亲信毛人凤在一间密室中低声密谋，策划一项鲜为人知的秘密行动。蒋介石眉头紧蹙，神色严肃地向毛人凤提出：“雨农的家属仍在大陆遭受苦难，你必须设法将他们接来。”
他口中所提及的“雨农”，正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这位曾在情报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戴笠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他曾凭借过人的智慧和狠辣手段，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成为其手中的一张重要王牌。然而，这张王牌在1946年的一次空难中不幸陨落，身后留下了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
戴笠的儿子戴善武，继承了父亲的特质，同样以严酷手段对待众多共产党人，但1951年戴善武被依法处决，仅留下妻子郑锡英携三子二女，从此开始了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
戴善武被处决后，郑锡英几乎失去了一切。为了抚养孩子们，她不得不带着他们前往上海，寻找生存的希望。但因路途遥远，她无法将所有孩子一同带走，因此在离开前，她将两个女儿托付给了在戴家服务超过十年的厨师汤好珠，希望她能代为照料。然而，这一别却使母女三人天各一方，小女儿戴璐璐更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母亲。
抵达上海后，郑锡英携三子租赁了一处简朴的居所，依靠零星的劳动和为他人提供家政服务来勉强支撑家庭开支。然而，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失业再次将家庭推向困境。
在无计可施之际，郑锡英想起了戴笠生前的护士长范娟理，遂前往寻求援助。范娟理念及往昔情谊，不仅为郑锡英及其子提供了栖身之所，还助其觅得一份工作。在范娟理的援助下，郑锡英一家终于渡过了难关。
身处台湾的蒋介石，得知郑锡英一家的艰难处境后，决定将她们接往台湾。他将此任务委托给了毛人凤。毛人凤经过周密的策划，找来亲信王时旭，命其负责此事。
王时旭接受任务后，秘密从台湾前往上海，首先与潜伏于上海市公安局的国民党特工黄福源取得联系，并约定在一家僻静的餐馆会面。
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人的身影被拉得很长，王时旭低声向黄福源传达了指令：“上级指示我们需秘密将戴雨农的儿媳及其孙辈接往台湾，此事必须保密，不得泄露。”
黄福源在听取任务详情后，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难度。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缓缓吐出烟圈，沉声说道：“此事确实不易处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两人决定采取投亲和迁移户口的方式，将郑锡英一家安置至香港，再由香港转至台湾。于是，黄福源找到了负责户口事务的陆秉章，并以金钱为筹码，成功说服了他。
陆秉章因与黄福源是旧交，未多加犹豫便应允了此事。他顺利地为郑锡英一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并按照黄福源的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了调整。然而，陆秉章不慎将戴以宏的名字误改为王时旭，这一失误为后续的变故埋下了隐患。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王时旭本打算立即行动。但在郑锡英一家准备出关时，意外发现戴以宏的身份存在问题，导致无法顺利通关，计划因此被迫搁置。
最终，王时旭将戴以宏托付给陆秉章照顾，随后带着郑锡英和她的两个儿子重新踏上了旅程。
抵达台湾后，蒋介石在台湾的官邸接见了郑锡英及其子女。他首先追忆了戴笠生前的贡献，随后对于未能及时将他们接至台湾表示了歉意，至于这份歉意的真诚程度，则无从得知。
郑锡英在台湾安家落户后，虽然生计无忧，但她对海峡对岸的子女们的生活状况深感忧虑。戴以宏最初在陆秉章的照料下生活尚可，但好景不长，陆秉章因涉嫌受贿被捕，戴以宏失去了依靠，被送往孤儿院。
戴以宏在孤儿院长大成人后，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了边疆建设的行列。起初一切尚顺利，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人利用他是“戴笠之孙”的身份，企图将他逮捕并处以极刑。
幸运的是，上级领导了解戴以宏的为人，认为他并无问题，并为他撰写了一封长信向组织澄清。经过组织的调查，戴以宏被宣判无罪。后来，他与一位普通女性结为连理，过上了平凡而宁静的生活。
相较于戴以宏，其妹妹戴眉曼的人生之路似乎更为顺畅。她被安置于汤好珠家中，并改姓廖。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她与汽修工谢培流结为连理。尽管“戴笠孙女”的身份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困扰，但自迁居至江西上饶后，他们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
至1991年，郑锡英已是满头白发。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三通”的实现，郑锡英终于与在大陆的子女戴以宏和戴眉曼取得了联系。经过商议，兄妹二人决定前往台湾与母亲团聚。当戴眉曼步出机场大厅时，郑锡英泪眼婆娑地与她紧紧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