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1日，《国家地理》发表独家报道：由《徒手攀岩》导演金国威带领的纪录片团队，在珠峰北坡的中绒布冰川发现了一只包裹在袜子与靴子中的脚。
金国威描述道：“我拿起袜子，上面有红色标签，绣着A.C.欧文。”
即便没有听过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你可能也对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的这句回答不陌生：“因为山就在那里。”
1924年，经历两次登顶失败后，马洛里决定再次探险。6月8日，空气澄澈，一路平安无虞，马洛里与欧文向珠峰顶峰发起挑战。突然，“一阵奇特的发光薄雾笼罩山体，两人消失在迷雾中”，他们是否登顶也成了一个谜团。如果登顶，他们便将人类首次登顶珠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29年。
作为先驱，他们尸体的去向也成了珠峰谜团，吸引无数人试图找到。
1999年5月，两人失踪75年后，一支搜寻队找到了马洛里的遗体。而100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续集”。
在《念念远山》中，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麦克法伦根据信件往来与官方记录复原了人类最初挑战珠峰的狂热往事，书写了一部人山之间恐惧、迷恋与征服的罗曼史。此处摘录马洛里与欧文最后一次挑战珠峰并消失于山顶之下的片段，让我们一起回到100年前的珠峰山巅。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这次是在利物浦码头，一场兆头不佳的离别。露丝来送马洛里，当然，是最后一次。他站在甲板上，靠着亮闪闪的栏杆，头戴软毡帽，穿着毛领外套。她则在码头上，加利福尼亚号轮船一解缆，就挥手道别。
为什么这次他又去了呢？到现在，整件事情有了不由自主的意味，他们都知道，有某些力量在支配着一切，完全不受她控制，也远非他能左右。更不妙的是，马洛里对这次远行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觉得自己回不来了。
马洛里与妻子露丝
漫长的航程又一次开始了。头两天他们饱受西风痛击，费劲地航行在比斯开湾钢灰色的海面上。
马洛里在船上的健身房锻炼，他十分崇拜桑迪·欧文的好身材。安德鲁·欧文（即桑迪）是牛津大学本科生，念二年级，凭借挪威北极之行中展现出的适应能力打动了珠峰探险队的选拔者。他是牛津大学赛艇队队员，不过今年因为远征无法参赛了。马洛里很喜欢欧文，认为他是“去做任何事都可以信赖的人，不过也许聊天不行”。
航程大部分无甚可记。不过有一个难忘时刻——那种让他激动得浑身战栗的时刻。一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时，他们正靠近直布罗陀海峡，马洛里来到甲板上，就像三年前一样，去看船经过陆地的窄口。
穿越屏障、跳进洞口、解开谜题——一言以蔽之，那种探索的念头，对马洛里最有吸引力。于他而言，珠峰就是最美妙的未知、最深奥的秘密。
穿越印度的火车之行比以往还要炎热，上了大吉岭，呼吸到不冷不热的空气，让人如释重负。这次布鲁斯还是领队，他刚从尼泊尔边界胜利猎虎归来，在这里与他们会合。他们此番住在珠峰大酒店。
三月二十九日，他们开始穿越锡金。这一回他们跋涉五个星期，到达东绒布冰川上的大本营。天气寒冷，风一直刮，但气温不像一九二二年那样低。其实这年的主要危险不在于雪，而是太阳。
在岗巴宗附近的沙漠里，每个人的脸都晒成了栗色，黑得发亮。马洛里的嘴唇和两颊都开裂了，他带着一罐油脂，涂在裂口上。他拄着牧羊人用的曲柄杖，留起了山羊胡子。欧文戴着摩托车头盔和目镜，试图阻挡大风和阳光，效果并不佳。除了日晒，马洛里倒觉得身体比前几年都好，这次破例没有拉肚子。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次该有个了断了，不成功，便成仁。
四月十一日到达岗巴宗时，探险队受到第一次打击。布鲁斯将军因旅途劳顿大为虚弱，恐怕心脏受不了，决定不再前行。诺顿升任领队，马洛里任副领队和登山队长。有了指挥权，马洛里很振奋，他迅速拟定一套万全之计。他们将兵分两路，从北坳上的第四营冲击顶峰。第一队两人不带氧气设备，第二队两人稍后出发，携带氧气设备。马洛里把自己安排在有氧气设备的那队，自信如此定能成功登顶。
1924年珠峰远征队合照
离大山越来越近，马洛里开始兴奋起来。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在绒布扎营，情况几乎马上就变糟了。一场暴风雪——来时路上经过崎岖地区时没有遇上，却在这里等着他们——猛扑向大本营，一时风狂雪骤。气温猛跌，几乎跌破温度计的下限。这年的登山计划比两年前更复杂，更环环相扣，要建更多营地，雇更多挑夫，带更多设备。如果天气好，这都不成问题，可如今无情下降的气温——晚上可以跌至零下五十摄氏度——让整个行动中最简单的部分，也就是登上东绒布冰川，都变得极其漫长艰巨。地表的蓝冰质地像玻璃，硬如钻石，穿着平头钉靴都很难走下去，穿普通鞋子的挑夫更是几乎寸步难行。然而探险队伍仍然奋力前进，人人都逐日衰弱下去。到了北坳之下的第三营，马洛里发现了一九二二年远征中留下的废旧氧气钢瓶，就堆在为纪念七名遇难的夏尔巴人而建的粗糙堆石标旁。整个地方变化很小，他觉得匪夷所思：寒冷和高海拔出色地将一切保存下来，制止时间的行进。这里一切都不会老去；雪自会来了又来，飘上石堆，又纷纷消融。没有什么能标示光阴的流逝。
第三营上，天气持续不利，他们整日困在狭小的帐篷里。雪到处透进来，随风卷入，细粉一样落到所有物体的表面。此时此地，他们身处的山坡上终日落雪，雪簇拥在帐外。一夜似睡似醒，清晨马洛里发现自己陷在两英寸厚的积雪里。他拉开帐篷门，看到冰晶旋风在空中回旋盘绕，除此之外便是皑皑一片：唯有茫茫白色和呼啸的狂风。
马洛里与欧文在营地的合照
除了撤退，别无他法。在高海拔的如此境地中，每过一天都以身体为代价。登山者和挑夫们撤回大本营。五十个挑夫擅自离队，在风暴中偷偷溜走，回到山下的家园和农田。大本营里建起一间医务站，治疗严寒导致的损伤。冻伤、雪盲症和低温症最为常见。一名挑夫死于高海拔所致的脑血栓，另一名腿部剧痛，不得不让人割开靴子，结果发现双脚冻伤发紫，上至脚踝，仿佛踏进过墨水里。这名挑夫后来也去世了。
马洛里奇迹般地健康无恙，只是为了这番耽搁气恼。他想再上山去，完成任务。“撤退不过是暂时的挫折，”他在一封信中宣称，“行动只是搁置了。这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再上绒布冰川，会是最后一次。”
灰白砾石周围、大本营里储物的箱子之间，有黑亮亮的乌鸦来回踱步。它们好奇地歪着脑袋，或者两脚并拢四处跳跃，像跳远一样，要不就栖息在一起，好似一群人披着黑斗篷。肥硕的鸽子和古怪的山地野羊也进来一探究竟。而珠峰，在看得见的日子里，就像马洛里说的，在“使劲抽烟”——山顶上扬起长长一股羽毛般的冰晶，足以证明风力强劲。
他们休整了一周，在大本营里恢复元气。之后天空放晴，马洛里、萨默维尔和诺顿再度上山，向北坳推进。然而暴风雪又包抄上来，气温跌到零下三十一摄氏度，他们被迫又一次撤退到第二营。这回冻伤了更多挑夫，登山者们身心俱损，连马洛里都不再乐观。
然后，仿佛是嘉许他不愿彻底绝望，天气居然暂时好转。大风停歇，出了太阳。是时候了。马洛里给露丝写了倒数第二封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发起冲锋。
他们登上北坳，在更高的地方扎了营。按计划，萨默维尔和诺顿不带氧气设备，做第一轮严格意义上的登顶尝试。他们贴着山脊边缘前进，行进得很顺利。这里吹不到风，但地面更难走。诺顿后来写道，那好比爬上一片片交叠的巨大屋瓦，没有可以抓握的点，一切都在和你作对，设法让你跌下来。萨默维尔不得不停下，诺顿则继续艰难攀登到海拔八千五百三十四米，然后意识到，再不折返就要送命了。他战战兢兢爬下一片片岩板，与萨默维尔会合。两人一同下山，朝山坳走去，诺顿大概在萨默维尔前方二十码。突然萨默维尔剧烈咳嗽起来，痛苦万状，只觉得身体里有东西脱落，哽在喉咙里。他死命地咳，喘不上气，也没法呼唤诺顿。诺顿曾转身朝后看，以为萨默维尔落在后面，是在对着大山画素描，哪里知道其实不然，他落在后面是快要死了。萨默维尔跌坐在雪地里，眼看着诺顿一步步走远。最后他垂死挣扎一番——握紧拳头，猛捶胸口和喉咙，同时拼命咳嗽。这下有东西掉了出来，涌进嘴里，被他吐到雪地上。原来是一大块咽喉组织，因冻伤而坏死。
马洛里与欧文在做登山前最后的准备
萨默维尔和诺顿下到大本营，欧文和马洛里则准备离开北坳。六月六日早晨，他们在软塌塌的A字形帐篷里吃下最后一顿早餐：沙丁鱼、饼干和巧克力，然后出发，爬上已被人踩过的北坳的荒凉雪地，为攀登做最后的准备。两人各携一对银色氧气囊，用带子扣在背架上，看着就像早期电子游戏《矿工威利》里的小人，仿佛只要摇动操纵杆，他们就能离开地面，垂直升上顶峰。两人还戴着厚实的绑腿、手套和镶银边的王牌飞行员目镜，为的是防止雪盲症。
两人顺利上到第五营和第六营，一路平安无虞。六月八日一早，他们出发登顶。攀登开始时，空气澄澈，然而一小时之后，一阵奇特的发光薄雾开始笼罩山体。诺埃尔·奥德尔从山上海拔约七千九百二十四米的有利位置眺望，看到两个黑点沿着通往巅峰的山脊移动。然后，雾霭四合，罩住了他们。
离开大山之前，幸存的登山者搭起一座堆石标，里头嵌进石板，刻着三次珠峰探险中为大山丧生的十二个人的名字。有九个人的尸骨尚未寻到，但不会有人忘记他们长眠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标志乃是世上最宏伟的纪念碑。
而在马洛里位于剑桥的家中，六月十九日傍晚来了一封电报。简短冰冷的电报文体，开头是“委员会非常遗憾地得到噩耗”。露丝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带到她床上，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好几个星期，马洛里给她的信陆续抵达，却已是逝者的书简。
一九九九年五月，马洛里失踪七十五年之后，一支搜寻队找到了他的遗体。他位于珠峰北坡，海拔约八千二百三十米处，脸朝下倒在突出的岩石斜面上，两臂朝上甩出，仿佛把鞋钉扎入石头时一个趔趄，之后用这样的动作阻止自己滑下去。
数十年风霜摧折下，马洛里的衣裳已然剥离，碎成布条。但极寒保存了他的身体，皮肤褪成亮白色，皮下肌肉犹在，背部依旧起伏有致。高地之上，他的遗体不曾腐化，却被岩化，肉身望去不像别的，正如岩石。遗体照片发给各国媒体，一众评论者将他比作白色大理石雕像。
马洛里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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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再返回珠峰。他多次被问及这个问题，也只能徒唤奈何。一九二三年在美国做讲座时，有人问起这个问题，马洛里回答说：“我猜我们回到珠峰……是因为忍不住要回去。”在给朋友鲁珀特·汤普森的信中，他说：“或许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踏上这样一次冒险？”而马洛里的不朽名言是在一九二二年回答一名纽约记者时说的，记者问他为何要回到珠峰，他说：“因为它就在那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什么并不重要。马洛里去了珠峰，没有回来，就是这样。对于他的行为，没有令人满意、全面详尽的解释，但这并未有损马洛里神话的力量。神话就是如此。
然而，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马洛里为何那样做又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很有可能，正是处于更有利位置的我们，可以回答这个他屡次被问及却无法应对的问题。和他相比，我们更容易察觉，正是他所继承和培养的情感传统让他如此轻易地为珠峰所俘获。
大山的传说要了马洛里的命，但自去世起，他自己也成了这个传说的新要素，并且影响深远。他身处历史之中，传扬着山峰的魔力，令其流布愈广。他像无数前辈后人一样为高山险峰之爱献身，但这无损群山奇特而迷人的分量，反而为之增添魅力。马洛里身后长存的，正是那使他罹难的情感——他让人们心中的山峰愈加壮丽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