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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图书馆史话》
顾诵芬 师元光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关于合众图书馆的史料已经出版得很多、很详尽了，本无需我再写什么。但我在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的同事师元光听我谈起合众图书馆往事并参观长乐路746号的旧址后，深受感动，希望我从个人的角度写一些回忆文字，以彰显当年办馆者的无私奉献精神。此书在文字方面得到了师元光同志的帮助。他虽然也是学航空技术的，但近10年来，他为航空界的科技专家和领导者写成了多本传记，并已出版发行，颇得读者好评，因此，此书文字结构应该是有保障的。至于其中内容，除我记忆外，也征引了父亲的遗著，以力求准确。
在燕京大学适楼前全家合影
我从1939年7月随父亲南迁上海后，可以说是和合众图书馆一起成长的。回忆我在馆中12年的生活，办馆老先生们的优秀品质，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事业、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都是我一直不能忘怀的，我觉得有必要将我对合众图书馆的感情写出来，供有兴趣研究该段历史者参考。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的创办人都是热爱祖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提出创办的是原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先生，他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对古籍抄校本，特别是先儒未刊稿本情有独钟。还有张元济先生，他是清代进士，参与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张元济先生受累被革职后，开始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曾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后任公学代总理（相当于校长），1901年转入商务印书馆，创建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东方图书馆被日寇摧毁，使老人更珍惜我国的古籍善本。
左：叶景葵，右：张元济
1948年，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一次院士大会，张元济、顾颉刚两位先生都参加了，即合众图书馆董事、顾问中有两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而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总共只有几十人。张老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发表了提倡和平、反对内战的长篇演说，当时蒋介石也在场，他却毫无顾忌，会后好些人都为他捏把汗。他们参加会议回来，还送给我一个参观时买的恐龙石膏模型。
1947年6月，为营救参加爱国运动被捕的学生，张老先生发动上海“十老”致函国民党政府，10人中有4人是合众图书馆董事，即张元济、叶景葵、李宣龚（字拔可）、陈叔通。这份信稿未经发表，后交合众图书馆保存，近年已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公司出版。
左：李宣龚，右：陈叔通
1949年9月，张元济先生以83岁高龄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回来后他将所有会议文件都移送给合众图书馆。当时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国徽、国旗和国歌确定时的各种方案图册，印得很讲究，都是道林纸彩印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老人忘我、热心地为我国民族文化事业奔走，合众图书馆才能在短短的14年历史中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文史界的一枝奇葩。
顾诵芬手稿
1939年7月23日，叶景葵先生捐赠自己的藏书84箱，约计1822种、19883册。蒋抑卮先生赠书首批计667种、4755册。1941年11月，蒋氏家人又捐书2456种、32820册。加上其他捐赠，图书馆藏书很快达到10万册。当时我父亲感叹地说，全国图书馆满10万册的能有几家？到1953年捐献给政府时，合众图书馆已有“图书25万册，金石拓片15000种”。
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
顾廷龙（顾诵芬之父）
叶先生所捐藏书以抄校本，特别是先儒未刊稿本为特点。蒋抑卮先生藏书多为较早的印本。李宣龚先生所捐藏书大都为近代人的诗文别集。陈叔通先生所捐藏书中有《冬暄草堂师友手札》及清末新学书刊。叶恭绰先生藏书的珍品有山水、寺庙、书院等志以及亲朋书札。胡朴安先生所捐藏书多为经学、文字学、佛学书籍以及亲朋手札。顾颉刚先生所捐藏书多为近代史料方面的书刊。潘景郑先生所捐藏书是清人传记资料及大宗金石拓片。周志辅先生所捐藏书为戏曲文献。胡惠春先生所捐藏书为明代刊本及名家校本。
1941年春，张元济先生以历年收藏的嘉兴先哲遗著476部1822册赠与合众图书馆，并将海盐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张氏先世著述和刊印、评校、藏弄之书104部856册，以及石墨图卷等寄存此处，冀日后家乡宗祠书楼恢复或海盐有图书馆之设，领回移贮，后来“鉴于祠屋半毁，修复无力，本地图书馆之建设更属无望，遂改为永远捐助”。
本着收藏无遗的想法，合众图书馆也收藏关于马列主义、宣传革命与进步、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便会有杀身之祸。但父亲注意到它们的史料价值，还是悉心保存了下来。国民党政府只知道合众图书馆收藏古籍，但不时也有特务擅自闯入滥施淫威。为了妥善保存，父亲把这些革命文献密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处，直到解放后才取出来。解放初，中宣部曾派人来上海征集革命史料，合众图书馆提供了一大批，有1921年版《列宁全书》、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1927年版刘少奇著《工会经济问题》，以及《工会基本组织》等百余种。
合众图书馆虽仅成立了14年，但它在抗战期间为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与创办者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当时创建图书馆的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先生等都是竭尽全力、不计个人得失地投入。叶景葵除了捐赠全部藏书外，几乎把自己家产全都投入创建合众图书馆的事业中，他去世时几乎无存款，以至身后家人给合众图书馆的房租都交不上。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青年时代都积极为维新变法奔波过，到了中年时代，清政府被推翻后，为了国家振兴富强，都曾创办实业。抗战时期，他们已年近（或年逾）古稀，但仍想着为保存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
陈陶遗
这些老先生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的，国学基础相当雄厚，但他们活到老，学到老，虽已至耄耋之年，还在不断做勘校工作，给胡适的《水经注》研究提供意见，印出《读史方舆纪要》校勘本。他们的道德学问，爱国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事业，对学问精益求精、永不止步的精神，是我永远忘不了、永远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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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图书馆史话》
顾诵芬 师元光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资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编辑：葛 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