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可能是苏美尔人对他们自己家园的称呼。从苏美尔文献中可以看到，“苏美尔”大致指古代城市尼普尔以南，包括尼普尔在内的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即今天的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苏美尔学是亚述学的“副产品”，从属于亚述学；或者说，亚述学包括苏美尔学。
从晚清到民国，介绍西亚地区重大考古发现、亚述学领域重大研究成果的文献和报道始终没有间断。那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的学术动态持续关注，并不断把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介绍给国人。但他们的介绍都只停留在介绍和报道层面，始终没有中国人真正研究亚述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开始有更多学者关注西亚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参与介绍和研究西亚古代史的人多了起来。至今，中国的亚述学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专业研究者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拱玉书撰写的《苏美尔文明》，近期由译林出版社“方尖碑”品牌隆重推出，力图呈现苏美尔文明中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部分。
作为《国外文学》编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副理事长，拱玉书教授多年深耕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研究，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级项目，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苏美尔、阿卡德及赫梯文学文献翻译与研究”，在《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北京大学学报》以及《东方世界》《亚述学杂志》《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等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2022年，因翻译出版《吉尔伽美什史诗》荣获第十届春风阅读榜“春风金翻译家奖”。
《苏美尔文明》一书，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对苏美尔文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详细考察了苏美尔文明的发现过程、苏美尔人的典型国家、苏美尔历史的兴衰更迭以及苏美尔人取得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文字、文学、教育、法律和建筑方面的成就，论述了近代以来对苏美尔文明遗迹的发现与挖掘过程，全方位展示了这一古老文明的独特魅力。本书带领读者跨越时空，为读者打开一扇进入久远深邃、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的大门，读者可以通过一次阅读旅行，见证一个古老文明的魅力。
拱玉书在书中写到，“历史始于苏美尔”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说法。“历史始于苏美尔”不是说苏美尔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发源地，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在公元前3200年至前1800年的这一千多年里，苏美尔文明是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文明，它在人文领域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企及的。公元前3000年，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产生了比较发达的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千秋，甚至在某些方面独领风骚，但总体而言，苏美尔文明在多方面引领当时的世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美尔文明有三大独有的标志：塔庙、滚印和楔形文字。书中通过巴比伦塔庙的兴建起源，展示了早期乌鲁克时期的滚印，从类型学角度介绍了公元前3200年左右滚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并释读了图案中的楔形文字，对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使用的滚印材质进行了区分。标准的滚印通常约大拇指大小，因其可以印出连续的图案，且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所以很受欢迎。拱教授认为，如果光有塔庙和滚印，还不足以说明“历史始于苏美尔”，但再加上楔形文字这一最早的成熟文字，这个说法便顺理成章。在他看来，文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经济和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经济活动频繁起来。于是，楔形文字常用来书写经济、管理方面的内容。他向读者展示了公元前3200年左右乌鲁克出土的楔形文字辞书类的文献，从文献中记载的一百二十多种职业切入，分析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社会。
以乌尔王陵中的“死亡坑”等墓葬为例，书中阐述了苏美尔文化中的人殉习俗。《乌尔娜玛法典》是比《汉穆拉比法典》更早的成文法。在作者看来，阿拉塔王与使者之间发生的与苏美尔文字起源相关的故事，反映了苏美尔人的一种文字观——即文字是语言的可视符号，它可以记录语言，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记录信息、传达信息。
《苏美尔文明》是“方尖碑”书系的作品之一。方尖碑，是记录历史的载体；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将彼时的诸般要事刻于其上，以此传之后世，象征着“过去”与“现在”的勾连。历史类图书品牌以“方尖碑”为名，旨在呈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关键的人、物、事，铭刻值得记忆的过去。
《苏美尔文明》，拱玉书/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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