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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染病树下歇
我母亲出生于1940年。她7岁那年，当地闹血吸虫病，我外公染上了，人越来越瘦，肚子却越来越大，跟快临盆的孕妇差不多。土郎中说，虫子把人身上的血吸干、肉吃光，把自己养肥了，堆积在人的肚子里，准备后事吧。 我外公外婆在当地以“舍得”闻名，不管是谁遇到难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点也不含糊。乞讨的人上门，他们宁肯自己少吃一点，也会把碗里的饭匀给他。外公来日不多，邻居们纷纷来探视，走出门就哭得稀里哗啦。 那年夏天，阳光炽烈似火，门口的两棵枣树也晒死了，焦黄的叶子落了一地。外公全身发冷，外婆搬一把椅子，让他坐在门口晒太阳。坐着的外公，身体折叠，巨大的肚腩往胸口挤压，顶到下巴，脸涨得通红，连气也喘不过来。 邻居黄大婶见我外公坐着难受，就送来一张竹躺椅让他躺。黄大婶的丈夫是篾匠，这张竹躺椅是他以前自己打的。三年前，黄篾匠到河里洗澡淹死了，竹躺椅一直闲置在墙角，于是黄大婶把它送给了我外公。 三十里开外的紫竹山有一座慈云寺。有人说，吃了慈云寺香炉里的香灰，能治血吸虫病。我外婆动了心，两名青壮男子主动要求帮忙，用两根长竹竿，把竹躺椅绑扎成一副滑竿，抬着外公上紫竹山。我外婆和我母亲跟在滑竿的后头。 夏日的乡道寂寞冷清，过一山包，忽见一村庄；拐一竹林，忽见几户人家。走出十五里地，过一道田塍时，滑竿一颠，竹躺椅散架。我外公掉在地上，人就过去了。两个青壮男子脸都吓白了，外婆忍住悲痛安慰他们说：“这事不怪你们，你们是在帮我。” 两根长竹竿，被简单扎成一副担架，两个青壮男子专拣没人的小路，抬着外公往回走。一路上，外婆没哭，母亲也没声响。过了览景桥，外婆在母亲的屁股上狠狠一掐，母亲吃痛，号啕大哭。外婆也大放悲声。镇子里的人跑出门，知道我外公是从竹躺椅上掉下来摔死的，说黄大婶不地道，把一张快散架的竹躺椅给人家，这下人都摔死了。有人建议，把尸体抬到黄大婶家，这事她得负责。 黄大婶得到消息，哭着从家中迎出来。担架经过黄大婶家门口时，她两腿发软，脸色铁青。我外婆轻声对她说：“姐，当初你是好心，这事不怪你。”外婆让两个青壮男子把外公往自己家抬。 两个青壮男子见我外婆没什么亲戚，帮衬的人手没几双，不忍心撒手不管，留下来守灵、抬棺、圆坟。 外公下葬半个月后，黄大婶来跟我外婆辞别：“住在这里，我心里不踏实。” 黄大婶说：“我天天夜里梦见有人追我，看不清脸，心里慌。”黄大婶女儿小翠，五年前嫁到了十里外的四明村。黄篾匠死后，小翠让黄大婶住过去，黄大婶一直不愿意。出了这事，黄大婶就托人捎话给小翠，说要搬过去跟她一起住。 外婆让母亲跪下，给黄大婶磕了三个头，说：“记住了，这是你亲婶。”黄大婶把我母亲搂在怀里，泪水哗哗往下流，说：“英子，记住了，往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婶。”![]()
母亲认亲黄大婶
外公祖上是江西南丰的，清朝咸丰年间，背井离乡四方讨生活，后来流落到常山县球川镇安家落户。球川镇位于浙江省与江西省的交界处，四周大山环绕，只有南面一个口子通车进入。“山环成球、水流成川”，球川的地名就是这么来的。 外婆生于1917年，是江西省玉山县白云镇人。1922年，春季洪灾，夏季旱灾，到了秋季，田地里连一根稗草都找不到。外婆两个未成年的哥哥饿得受不了，去田里挖白土吃，撑死了。那年冬天，5岁的外婆随她父母一路讨饭到球川。外公家知道他们来自江西，就有了几分亲切，多了几分同情，马上给了吃喝。 外公家几代人省吃俭用，已攒下了几亩薄田，农闲时，还做点纸张换钱。镇子历来手工业发达，大家利用藤楮、毛竹、芒杆和丰富的水利资源，生产一种质地上乘、洁白如雪的纸张。造纸业鼎盛时期，镇上人晾晒纸张时，十里溪滩上铺得满满当当，“似月似霜还似雪”，白茫茫一片，风动如蝶，人称球川晾雪。 外婆吃下东西，力气回到身上，跟在外公后面，在屋子里跑来窜去。他们的命运，被绑在一起了。 外婆的父母问外公的父母，要不要招个童养媳？外公父母仔细打量我外婆几眼，见她眉清目秀的，就应承了。家里多口人，也就是多往锅里加一勺水，多添一双筷子。等两人成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让他们圆房，省心省钱。外婆父母拿着外公父母给的两块银圆和30斤大米，匆匆辞别，从此再无音讯。 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外公万分开心，有什么好吃的尽让着她。外婆也十分黏外公，外公走到哪里，她屁颠屁颠跟到哪里，嘴里“哥哥、哥哥”叫个不停。左邻右舍说：“你应该叫老公。”外婆朝他们翻白眼：“成亲以后，我才可以叫他老公。”左邻右舍笑得东倒西歪。 外公20岁、外婆18岁那年，家里安排他们圆房。拜堂前一天，外公的父亲叮嘱他，在门口种下了两棵枣树，说：“早生贵子哩。” 1942年7月11日，外公的父母被人雇去插秧。当天，一队日本兵从江西玉山过来扫荡，他们和村民钻到一处茅草丛生的水坑里躲避，最后被发现。13条无辜的生命全被杀害。这个水坑被后人称为“血泪坑”。每年清明节，外公外婆会带着母亲去烧香祭拜。 外公的父母被日本兵杀害时，我母亲2岁；外公因血吸虫病死时，我母亲7岁，不懂事，全然不知道往后日子的艰辛。但这对外婆而言，无异于天塌地陷。几年时间，走掉了视她如掌上明珠的公婆，走掉了相亲相爱的丈夫。往后的岁月，就像一个无尽的山洞，张着黑漆漆的大口。 那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外婆去镇子上买来两包雪片糕和两筒月饼，给母亲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带她去住在四明村女儿家的黄大婶那里走亲戚。 外婆带着母亲，走在了南方肃杀的秋色里。她们过了镇子口的览景桥往东，走过一个大水塘，是一所破败的风雨亭，有几个挑夫，坐在扁担上歇息。又走过两里地，是四棵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香枫树，几头老牛被绳系着，无精打采地甩着尾巴。再往南走三里地，是一个麻石牌坊。外婆对母亲说：“这是四明村，你黄大婶就住在这里，来的路记住了吗？往后，你要经常一个人来黄大婶家走亲戚。” 黄大婶看到我外婆和我母亲，又哭又笑地。黄大婶留她们吃饭，我外婆说：“姐，腊月里，我们还来。今年春天养下的鸭子肥了，到时给你捉来过年吃。”走时，黄大婶回了一大包的吃食，有米糕、葛粉、笋干，在门口，又摘下两只大香柚塞到母亲怀里，一直把她们送到牌坊下。 外婆还带着母亲去了当初抬外公的两个青壮男子家，给他们一人送上两双熬夜做起来的布鞋。两个青壮男子，一个姓占，母亲叫他占叔，住在镇子的东头；一个姓金，母亲叫他金叔，住在镇子的南面。占叔和金叔看到外婆和母亲，喉咙发紧，说：“嫂子，你放心，英子就是我们的亲侄女，往后有什么事，你们捎个话就可以。” 外婆记住中秋前对黄大婶的许诺，到了农历腊八日，一早从笼子里把鸭子捉出来，用稻草捆绑了双脚，然后递到母亲手里说：“英子，妈今天脚痛，走不了路，你一个人把鸭子捎给黄大婶。” 母亲上路前，外婆又递给她一支三尺长的竹竿，说：“路上有狗吼你，就用竹竿撵它。” 腊月里的乡村，天寒地冻，枯草上披着厚霜。几棵柿子树孤单地站在路旁，尖顶上挂着两三颗柿子，被鸟啄破了皮，流出果汁，夜里经风一吹，冻得硬邦邦光溜溜。有鸟又去啄食，尖喙被弹回，就无趣地飞走了。过风雨亭时，真有一条黑狗支着前腿，把脑袋压到地面，呜呜低吼，作攻击状，母亲扬起竹竿，它一溜烟跑远了。 腊月里的乡村，过年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一路上，走着赶集办年货的男女老少，有人跟母亲打招呼：“小女娃，大冷天拎只鸭子干嘛去？”母亲说：“我黄大婶住四明村，我走亲戚哩。” 这一天，外婆都守在镇子的览景桥头。邻居问她做什么，我外婆说：“英子去她黄大婶家走亲戚，我等她回来。” 傍晚，母亲提着一大包黄大婶回过来的年货，蹦蹦跳跳地出现在冬日的余晖里。外婆先是眼圈红了，再就是宽慰地笑了。 自从外公去世后，外婆变得生无可恋，已经没有了在人世继续走下去的热气。人凭一口热气活着，热气藏在人的胸口。外婆的热气被外公带到了地下。而年幼的母亲，是外婆最放不下的人。多年后，母亲才明白过来，外婆带着她竭力地维系和深化着与黄大婶、占叔、金叔的“亲戚”关系，是她实施的一个计划——等她离开后，在这个炎凉的世界上，还有几个人，会伸出手，拉扯着我母亲长大成人。 1949年年初，球川镇作为江西进入浙江西部的第一站，经常会看到国民党残兵从这里经过。那年，镇子外田野里的油菜花，开得比任何一年都要黄灿灿。 那天是1949年3月17日，一早，外婆烧好了早饭——一碗煮得浓稠的粥和两个煮鸡蛋。看着母亲吃下，外婆进屋换了一身衣服，还对着镜子，先是用清水把花白的头发抿平，然后扎了一个发髻。母亲高兴地问外婆：“妈，今天又要到黄大婶家走亲戚？”外婆说：“英子，妈今天出去办点事情。如果中午还没有回来，你就去占叔、金叔家，让他们来我们家后山的竹林里找我，你再去四明村找黄大婶。” 出门前，外婆把母亲头上的几缕乱发抚了又抚，叮嘱说：“英子，妈跟你说一句话：‘舍得舍得，只有真心待别人好，别人才会真心待你好。’” 中午，外婆没有回来。母亲就去镇子里找占叔和金叔。后山的竹林，是外公在世时种下的。镇里人喜欢种毛竹，整根的竹子，可以做用具，可以做纸，可以卖钱。冬春两季，挖出竹笋，鲜卖或晒笋干。占叔和金叔找到外婆时，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外婆安静地躺在地上。春日的阳光透过竹叶，斑驳地投在她苍白的脸上，身边有几个刚刚钻出泥土的春笋。 占叔、金叔把外婆从后山上背下来，拦住母亲不让看。母亲这才想起来，她应该去四明村找黄大婶了。那天，黄大婶在村口的牌坊下与几个妇人在剥笋，远远地听到母亲的啼哭声，就迎了上来。黄大婶一只手拉着母亲往镇子里赶，一只手还紧紧地攥着几根笋。过了镇子的览景桥，才把捏得发黑的笋扔在路边。 外婆的丧事，是黄大婶、占叔、金叔帮着料理的。农村里有哭丧的习俗，黄大婶哭得撕心裂肺，把镇子里的人都哭得心里发酸。外婆的坟墓就葬在外公坟墓的边上，两个小土包紧紧地挨着。他们终于在地下相伴在一起了。 外婆下葬的第二天，黄大婶去了一趟四明村，将自己的换洗衣服一包，回到了镇子里，住进了外婆家。专门叫来占叔、金叔和左邻右舍，跟大伙儿说：“往后，英子就由我来抚养，她就是我亲生闺女。” 农村里的丧事，有做七的习俗——人死后，亲属每七天设斋会奠祭（或称“追荐”）一次，一共七次，“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一个人在世间，算是走到头了。1949年5月4日，常山解放了，这一天，正逢外婆“七七”。黄大婶带母亲去上坟，黄大婶说：“妹妹，你不能再熬些日子吗？现在新政府成立了，咱们穷苦人家翻身了，不会过以前的苦日子了。” 那年，家门口两年前晒死的枣树又活过来了，春天开了花，秋天结了果，吃起来又沙又甜。 黄大婶待我母亲视若珍宝，连她女儿小翠姐都有些不满和妒忌，说：“妈，我和英子，哪个是你亲生的？”黄大婶说：“两个都是我亲生的，你是姐姐，要让着妹妹。” 占叔、金叔待母亲，也是十分的怜惜。家里做了好吃的，或者上山采到山楂、酸枣、猕猴桃之类的野果子，就捎过来，坐在一边，笑眯眯地看她吃下。那年母亲上学堂，担心她被顽皮同学欺负，上学第一天，人高马大的占叔和金叔一左一右牵着我母亲的手，把她送进教室里。 母亲小学毕业后，怎么也不肯去上学了。黄大婶50岁了，前几年害了寒腿病，已经干不了重活，虽然有占叔和金叔帮衬和接济，但要供母亲继续念书，有些力不从心。母亲决意退学，是想减轻他们肩上的担子。 这以后，挑水做饭、下田干活这些里里外外的事情母亲全包了，从日出到日落，一刻也不得清闲。占叔的孩子刚出生，一有空，母亲就过去抱孩子、洗尿片。金叔家里穷，还没有娶上媳妇，母亲隔三天就去帮他洗衣服、扫屋子。金叔喜欢抽烟，一得空，就坐在门槛上一锅接一锅地抽个不停。母亲像大人一样训他：“金叔，你能不能少抽或不抽烟？抽烟费钱又伤身，身上一股臭味，哪个女子会看上你？”金叔被唠叨得兀自嘿嘿笑，再也不敢当着母亲面抽烟。黄大婶、占叔、金叔三人凑在一起，话题说到母亲时，都有些哽咽，说：“英子这孩子，我们没有白心疼她。” 母亲18岁那年，黄大婶、占叔、金叔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商量要给她找个好婆家。托过好多媒人，相中了家在县城东门外的我父亲。又经过排八字、认亲、订婚、下聘等流程，母亲和父亲的结婚日定在1958年5月6日。母亲出嫁的全套嫁妆，也是他们三人置办的。 闺女出阁，我们当地有母女哭嫁的习俗。黄大婶专门去我外婆坟上，把我父亲的照片朝墓碑亮亮，说：“妹妹你看，这小伙子不错。妹妹，你别怪我，英子出嫁时，我替你哭嫁。” 那天，迎亲的队伍已经在门外，黄大婶哭道：“听娘开导你，你到婆家要争气。衣要洗得好，鞋要做得高，丈夫穿起四处跑。兄弟妯娌多，总是要笑和，闲言闲语少要说……” 我母亲回应：“我的妈呀我的娘，你为女儿办嫁妆，十天赶三场，一月赶九场，大路走成槽，小路跑起毛。娘的好处千千万，十天半月数不完……”黄大婶和我母亲都哭得情深意切。看热闹的左邻右舍听了，嘘唏不已，纷纷拿出手绢，把眼角擦了又擦。 新婚第二天回门，敬酒时，母亲跪在黄大婶面前，说：“婶，你跟我们一起过，我们给你养老送终。”黄大婶仰脖喝下酒，把我母亲扶起，说：“你们两口子过你们的日子，有空了，就经常回娘家，走走亲戚。” 父亲在二轻局下面的一家机械厂工作，母亲做家务，偶尔去居民委员会下属的纸袋厂做小工，赚几个油盐钱，日子过得不咸也不淡。不过，隔上十天半个月，母亲总要腾出几天时间，回娘家走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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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路回娘家
母亲晕车，一嗅到汽油味，就吐得天翻地覆。别人告诉她，坐手扶拖拉机不晕车。母亲坐上拖拉机，才开出半里地，还是吐得天昏地暗。母亲回娘家，只好靠两条腿走着去，清早从家里出发，到镇子里，已是午饭时间。跟黄大婶挤一床住上一个晚上，第二天看过占叔、金叔，再走回东门外。
父亲看母亲走亲戚如此受罪，劝她：“何必呢。”母亲回一句：“你不懂。”
我生于1967年。我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和母亲吵了一架。气头上，父亲动了手，推了母亲一把。母亲扭头往外走——回娘家了。
第二天，球川那边托一个进城卖山货的熟人捎话，让我父亲去一趟。父亲一只脚刚踏进门槛，怒目圆瞪的金叔，手执一根硬木棒，抡圆了朝他打来。父亲往外跑，金叔在后面穷追不舍：“打断你的狗腿，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侄女。”追出半里地，父亲跑得脸都发白了，大家才把金叔劝住，又把惊魂未定的我父亲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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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叔执棒追我父
趁金叔去厨房找水喝，我母亲跟过去，不安地问道：“金叔，你真打他吗？”金叔说：“不真打还假打啊。”见我母亲担忧的样子，金叔笑了起来：“我哪里舍得打，打坏了我赔不起，我是要在众人面前煞煞他的威风，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侄女。”我母亲听后捂嘴一笑。那一次，我父亲被整得灰头土脸，赔了罪之后，乖乖地陪着我母亲，一路步行回东门外。
小翠姐、占叔、金叔他们，还有他们的亲戚，还有他们亲戚的亲戚，也经常来我家走走。有进城看病的，有进城出售土特产的，有进城采购日用品的。黄大婶只在每年的中秋节前来一次，给我母亲捎家门口枣树结出的枣子。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外婆临终前叮嘱的话，母亲始终铭记在心。我们家有两套碗，一套大碗，一套小碗，大碗比小碗的容量大了三分之一。小碗是自家人吃饭用的，大碗是用来接待亲戚的。饭菜上桌后，母亲亲手给每个人盛饭，用饭勺在碗里压了又压，怕他们吃不饱。
有舍就有得，亲戚们每次来家里，从没有空过手，他们会带点刚碾的新米、刚摘的蔬菜、刚采的野果，有的甚至会带几瓶自己酿的酒。父亲就和他们大口大口地喝起来，直喝得满脸酡红。而母亲，坐在一边纳鞋底，有时听他们说笑，有时起身进厨房，再炒上一个菜。
小时候，母亲经常带我走亲戚。刚出家门，我陪着她在路上走，但要不了多久，我就不愿意抬腿。母亲站在路边，拦下一辆顺路的货车或者拖拉机，甚至是一辆自行车，让他们把我捎到镇子里。我母亲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亲戚，他们都认识她，知道她是一个坐不得车的“怪人”。
从县城东门外到球川，四十里路。一直以来，母亲回娘家，都很平安。有一年立夏日，母亲回娘家，算好本应该回家的，仍不见她的身影，叫人忐忑不安。那时候黄大婶家尚未通电话，我叫了一辆车子赶过去，黄大婶吃惊地说：“你妈早上走的呀，走时还跟我说，端午还来。”难道母亲走丢了，或者路上出了什么意外？我焦急万分。 第二天中午，母亲笑眯眯地出现在了家门口。原来，母亲在半路上，不小心崴了脚，路边一户人家把她扶进门，留她住了一晚。母亲高兴地对我们说：“你那春花婶真好，用草药给我敷了脚，第二天就能下地。还给我做汤面吃，放了三个荷包蛋。下次回球川，我顺道去你春花婶家走走。”就这样，在母亲常走的那条路上，又结下了一个亲戚。 母亲年岁往上增长，在那条回娘家的路上，亲戚数也在不断地增加，除了原来的黄大婶、占叔、金叔和春花婶之外，又多了土香姨、腊梅婶、翠玲姑、仙琴嫂、红月姐。我母亲以她“舍得”的人生哲学，结下了许许多多的亲戚，散布在四十里的路上。 1998年的春天，节气刚过春分，母亲坐立不安，对父亲说：“我心里慌，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父亲说：“你别瞎猜测。”母亲开始收拾东西：“我要回一趟娘家。”话声刚落，电话铃响起，是小翠姐打来的。母亲一下哭了起来——黄大婶不行了。那一年，黄大婶94岁。 这是母亲第一次坐汽车回娘家，路上，差点把肠胃吐出来，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母亲想早一刻见到黄大婶，送她上路。弥留之际的黄大婶，看到我母亲，眼睛亮了一亮，像风中的烛光。 2002年，金叔得了肺癌。金叔一直单身，母亲腾出一个房间，把他接到家里来照顾。金叔没有去过杭州，母亲让我带金叔游了西湖，逛了灵隐寺，还吃了一次肯德基。金叔拖了一年，临终前，拉着我母亲的手一直不肯放。 2007年，占叔也去世了，丧事办了七天，我母亲披麻戴孝，也哭了七天。 3年前秋日里的一天，母亲已处于弥留之际。我发现她嘴唇动了一动，于是俯下身子，母亲用最后力气对我说：“做人，要舍得啊……” 母亲下葬那天，我让车子载着母亲的骨灰盒，沿着她回娘家走亲戚的路，再走上一回。 车子缓缓地开着，经过了上埠、炉里、金家畈、金川弄、山边、官庄、彤弓、三溪边、龙绕、棋盘山、王家、红旗岗，最后到达她的娘家——球川，然后又绕回来。透过车窗，我仿佛看到，母亲慢慢地走在路上，一脸微笑地和已经故去的黄大婶、占叔、金叔、腊梅婶、翠英姑等人聊着家常，和健在的土香姨、仙琴嫂、红月姐说着笑话。 我一直牢记着母亲临终时对我说的话，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一舍一得的重复，当一个人真正把握了舍与得的机理和尺度，生活就会充满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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