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家族都是乐于尝鲜的。
雅各布和赫尔曼兄弟二人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主营业务是当时最前沿的革新技术：电气化。他们让德国南部的大街小巷都亮起了电灯，成了这个国家在19世纪末最超乎想象的进步之一。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随后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因此，此时的德意志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统一前的25个公国和王国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级帝国，拥有庞大的陆军、迅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以及引领整个欧洲大陆发展的学术和文化机构。这样的德国，似乎已经是“现代性”的最佳范例了。
马克· 吐温曾在1878年访问德国，他写道：“这真是一座天堂，人们的衣着是那么整洁，面容是那么友善，洋溢着那么安静的满足感，这里是那么繁荣，有真正的自由和一流的政府。”
在马克· 吐温到访德国一年后，赫尔曼的妻子波琳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阿尔伯特。当时他们一家住在多瑙河畔一个规模不算太大的城市乌尔姆（这里的城市格言是“乌尔姆人都是数学家”）。
没过多久，爱因斯坦一家就从乌尔姆举家搬到了位于德国南部的大都市慕尼黑。幼年时的阿尔伯特很晚才开口说话。他习惯于先把要说的话反复讲给自己听，确定正确无误后才开口讲出来。他发脾气的样子也很出名，整张脸会变得蜡黄，鼻尖变得雪白。
爱因斯坦一家是犹太人，但已几乎完全世俗化了。爱因斯坦一家也深深融入了德国的世俗文化。父亲赫尔曼会在晚上给孩子们大声朗读席勒和海涅。母亲波琳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钢琴师，她希望阿尔伯特能成为自己的音乐伙伴，因此在他6岁时便开始教他拉小提琴。直到多年以后，阿尔伯特发现了自己对莫扎特奏鸣曲的热情，才开始全心全意地学习小提琴。他在多年以后曾回忆说：“我完全相信，相比于责任感，爱是更好的老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阿尔伯特几乎没有朋友，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很独立了（4岁时就可以独自走在慕尼黑最繁华的街道上）。他最喜欢的游戏是用纸牌搭房子。与那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所描述的不同，阿尔伯特的成绩其实并不差。学校总是强调对经典语言的学习，这并不合阿尔伯特的胃口。因此，阿尔伯特所接受的持续性教育大多来自家庭。
老年阿尔伯特曾经忆起那个点燃了自己对科学之热爱的瞬间。那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他那喜欢小物件的父亲把一个罗盘当作礼物送给了他。罗盘里的指针总是指向北，这个简单的现象深深吸引了年幼的阿尔伯特。在现象的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力始终保持不变，也绝不会出现差错，阿尔伯特为此而着迷。这些是什么？是不是还有更多这样的事物？可以去理解它们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
11岁那年，阿尔伯特开始严格恪守犹太教规（这既不是家人的要求，也没得到家人的支持），不过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到了第二年，阿尔伯特就发现了自己心目中“神圣的几何学小书”。爱因斯坦一家会定期邀请一位名叫马克斯·塔木德的医学院穷学生到家里来吃晚饭。塔木德和雅各布叔叔给阿尔伯特带来了大众科学和数学领域的书籍。在阿尔伯特看来正是这些书促使他开始了自由的思考。在这些书籍中，最为关键的几何学内容便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是2000多年来欧洲数学教育的基础。整本书以几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比如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为起点，经过缜密有力的论证，发展出多个复杂的推论（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让阿尔伯特感到震惊。
阿尔伯特曾这样描述这种感受：“对这些结论的证明是如此确定，不容有任何质疑。这种明晰和确定给我留下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这成了阿尔伯特思考自然世界时的一个范本：从一个明确而又有力的想法出发，通过推演得出结论，而在推演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有用的想法。
对阿尔伯特来说，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书中的知识似乎是超越人类个体的，是一种深刻而超验的真理。十几岁的时候，阿尔伯特宣布自己将来想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恰恰是因为理论物理学可以让他独立自主，独立于社会与常规，他也承认自己缺乏实用主义意识，这意味着理论物理学比应用物理学更适合自己。
所有德国男性在毕业后都需要进入陆军服役，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学校生活已经够糟糕了，他不认为自己能活着过完实打实的军中生活。于是，1894 年，他稍稍动了动脑筋，找到了自己家的一位世交，说服他给自己开了一张诊断证明，上面写着自己“极度神经衰弱”。在19世纪，这种病症极为常见，特征是用脑过度、神经系统极度疲劳。爱因斯坦用这张诊断证明让自己没能毕业，并提前从学校退学。后来，他甚至更进一步，正式放弃了德国国籍。这样一来，德意志帝国就再也无法约束他了。
不出所料，面对这样一个突然没了文凭也没有工作的儿子，爱因斯坦一家一点都不开心。幸运的是，有一所优秀的学校并不要求学生在入学前必须取得高中文凭，这就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阿尔伯特说服家人让他通过自学来参加这所学校的入学考试。他第一年没考上，又准备了一年后就成功被录取了。他发现与慕尼黑相比，瑞士（特别是苏黎世）是个更加自由的地方，他在这个新环境中如鱼得水。
不过，爱因斯坦的学习习惯并没有明显改善。如果他觉得某一门课没什么意思，就常常会逃课。这其中常常会有数学课，哪怕当时多位欧洲中部最优秀的数学家都在这所学校执教。幸运的是，爱因斯坦与勤于做笔记的数学系学生马赛尔·格罗斯曼成了朋友。爱因斯坦会研究格罗斯曼的笔记，然后参加考试，尽管考试成绩不错，但也会因为不重视学习而收到学校的正式训诫。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爱因斯坦对格罗斯曼充满感激，他说：“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那些笔记我会落得什么下场。”
《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美]马修·斯坦利/著，孙天/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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