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当时年少春衫薄

文摘 2024-10-30 18:13 河南

作家走笔•文学芳草地•心灵的驿站

Writers in Central Plains

当时年少春衫薄

文／野夫

一

今年春好的时候，我带导演王小帅去过一次金三角。

那片传说中曾经罂粟花灿烂的山地，如今早已错落着无数茶园。山道陡峭而曲折，在临近著名的美思乐村时，山湾的悬崖边伸出几处瓦檐。我知道那是一个村民的茶舍，把车弯进去小憩，正好让大家品一壶泰北的茶与咖啡。

那真是一个风水奇异的所在，坐在露天悬空的阳台上，望出去万山奔来如龙脊踊跃，层林分色成染坊的招展。脚底下山岚卷云，忽晴忽雨。目尽处的一线远山，那就是缅甸，山背后再往北，便是故国云南了。

茶姑端着托盘奉上泡好的红茶，以及每人各自点的各种花式咖啡。我们在听风赏云，小帅的目光却在追随那个身段袅娜的茶姑。那女孩头发上扎着一张扎染的白花青巾，衣衫也是素朴的蓝花布，还有一点部族特色的环佩。她走来走去不卑不亢侍候顾客，眉眼的姣好确实是咄咄逼人的。但是眉眼之下，却被一副口罩覆盖着。单从手型和肤色，也能看出此地山水的养人。

小帅移樽到我的边上，低声对我感叹——这么好看的女孩，城里真是难找了。

他是名导，可谓阅尽人间春色的人；他执导的片子，多是演员获奖，足见他选角的眼力毒辣。我虽也看出这位茶姑的身形端正，但终归是半面佳人，一时还无法窥见其全貌。

这个泰北最高山地的小村，曾经是败退而来的国军五军的军部。军长段希文领着这些云南子弟，神奇地盘踞于此，并最终为泰王室建功立业，让上万兵丁眷属获得泰国国籍，这真算是二十世纪的一本传奇。眼前这位姑娘，必定是这些孤军的后裔。小帅将她请过来闲聊，果然印证了我的判断。她的汉语依旧是滇人的遗韵，口罩后传出的声音还是那种山间铃响的清澈。

晚上到民宿夜酒时，小帅还在余兴未尽地对我感叹——你写个本子吧，这么好的历史，把这个姑娘编进去。他边说边拿出手机给我看，他说你们上车之后，我还是恳请她取下口罩，让我拍了一张照片。你看，你有多久没看见这种本色的美了。你写你写，我请她来演，一定让世界惊艳……

二

我当然是见过这样的美的，那还是1983年，在我的故乡利川。

那时的小城，其实还是古镇的规模和遗范。东门到西门是一条主街，南门到北门也算主街，但要短很多。房屋多是木板瓦顶，穿插着的水泥砖房，基本全是政府的各个单位。我的单位唤作教研室，在一中的正对面，是一个有着花墙的小院。从我的院子左转出去一百米，就是北门街的尽头。那尽头处有一排两层的砖房，住着财政局的家属。

我的外婆和母亲住在西门，我隔三岔五要回去蹭饭，必须要徒步从北门向南，再转向西，西边有个单位是畜牧局。畜牧局竟然有个天外飞仙般的美女，在我回家的路上，每次和我迎面而来交臂而去。

但凡有过1980年代小城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全城的美女都是有数的。每个成年男子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美女地图，哪个在东门，哪个在西门，几乎人人皆门清。甚至每个美女从小学开始，在小城都已经家喻户晓。看着一天天长大，看着一个个出阁，那都是男孩子心底的一抹惆怅。

如果突然某天街面上多出来一个美女，那一定是横空出世的。一时半刻人们追随着她的背影，往往如面临一个悬案，暗自争着想要打听其出处。这个从畜牧局走出来的姑娘，就这样在每一次的暮色中，模糊了我扭头回望的视线。

那时小城的大学生和美女一样，稀少得也是有数的。二十出头的我，小公鸡一样自豪地行进在老街坊之间，有着某种顾盼自雄的骚气。一个骚气蓬勃的年轻人，无端要遭遇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美女，往往难免要提前跨入发情期。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我在那个春天的悬望和惆怅。

三

美女是最难形容的，中文系毕业的我，一生都在文字中打滚，依旧还是最怕给人描述这样的美。我只能说，她的气质形貌和身段，都不属于我们那个还比较土气的山城。首先是她的高挑，目测接近一米七，这个身材便迥异于我们当地。其次是她的白嫩，就是古语中那种肤如凝脂。至于五官的周正和精致，完全像从《大众电影》的彩插中走出来的人物。

她剪着山里人少有的齐耳短发，但衣衫却是素朴的，很少有花色。甚至很少穿裙子，规规矩矩的衣裤，还是掩饰不住她那错落有致的身材。在灰黑基调的小城，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走出单位，也没有一个认识她的人。她每次都是尽量低头地走着，那几分匆匆里，有着小鹿入市的惶惶，似乎还有一点想要努力掩藏自己青春美颜的羞涩。

打小我就算那种胆大妄为的孽子，身上也有一些三刀六洞的野性。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庄敬自持的美女时，忽然有点露怯了。每次鼓足勇气想要给她打招呼，每次擦肩而过时，又都装出一副不沾荤腥洁身自爱的样子。心里想哼哼，你高冷，我比你还高冷。那年头我的偶像是高仓健，要的就是那种冷峻装逼的范儿。

但是暗恋这种青春情绪，就像是棉絮中掉落的火星，即便装出一副没有明火熊熊的样子，但身体内部却早已狼烟滚滚。多数青春期突围出来的男孩，应该都能明白那种内在的烧灼，不是欲火，真的是爱的蔓延成河，足以窒息的淹没。

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了，在即将失之交臂的那一刻，我驻足尽量装得一点也不流氓的样子，很有教养地低声问她——喂，请问西门大桥怎么走啊？她完全像是受惊了的样子，脸色绯红浅笑一下回答我——你一直向前走，就是啊。

我的个天啊，她说的竟然是一口绝对正宗的普通话，比央视的播音员还要好听的国语。我的普通话到今天都还翘脚，可以想象那时我的窘迫，根本不敢用普通话再跟她往下说我早已蓄谋准备好的台词——其实我就住西门大桥边，我主要是想认识你。这句原本设计好的幽默搭讪，被我活生生地硬吞了回去，以至于若干个日夜，一直在我的春心中滚动胀气。

一个骄傲大学生的自信，忽然被一个美丽声音打败，顿时变得自卑起来。我再也不敢跟她搭讪，即便我们还是经常邂逅在街角。我某个黄昏鼓起最大的勇气，在杨花漫天的飞絮迷蒙中，尾随着她，遥望着她走进了北门财政局的宿舍那排小楼。她身影闪进的那个木门边上，是我高中同学牟平的家。我终于露出窃喜……

四

牟平毕业后一直在开大货车，奔波在318国道上。

他每周大约会有一个往返，每次回家都喜欢来百米外的教研室找我喝酒。318从有以来，就是一条多情的公路。他每次带回的故事，都是惊险绮丽并让人春心荡漾的。我那时在写诗，而他代表的则是真正的远方。远方才有会说普通话的姑娘，我决意要离开这个小城。当然如果能爱上眼前这个说普通话的女孩，那我似乎也可以选择留下。

他听了我的打探，立马大笑起来说：你原来爱上了她啊，这个简单。我说怎么简单啊。他不紧不慢地说先喝酒，喝好了再说。我说你日马再不说，老子先把你酒瓶子砸了。他一看我真的急眼了，只好说——她叫柳霏，父母都是利川人，当志愿军出去的，转业后在北大荒哪个农场，生下了她和妹妹。父母一直想回乡，找了各种关系，今年初才调到财政局的，是我父亲的同事。她被安排在畜牧局做打字员，没有上过大学，比你小一岁。你要是认真的，我就叫我父母去帮你做媒，以你的家世和条件，保证一说就成。

喝酒喝酒，干杯干杯。如此美丽的相逢，如果以说媒开始，以定亲告终，那岂不是毁灭了我心中的那份浪漫。我只想知道这个天外来客的踪迹，却并未俗气到要搬出门当户对的外挂，去借助父辈完成这样的攀援。

我对牟平说，你千万不许说出去，我只是好奇而已。牟平说这个女孩确实好，性格特别温良，从来就没听见过她高声说话。你要不趁着现在人家正单着下手，只怕过两年稀饭都吹冷了。

我是那个珍惜她的美好的男子，我暂时只想在心底温着这样一瓶春醪，暖暖地私赠我几分醉意就好。那时我理解的爱，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而不是一件亟待完成的俗务。我宁愿她飘忽在我头顶，弥漫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宁愿一步三回头地恋慕张望，而生怕自己一开口那土鳖粗鲁的乡音，顿时粉碎了她的呢喃。

我已经有了我如何追求她的主意，或者说，我独特地爱她的方式。

五

那时的通讯就是写信，每封信八分钱的邮票，而同城的邮递，则只要四分钱的。我在教研室负责给全县的小学语文考试出题，并要寄出密封的样板考卷和标准答案。因此我手上就有大批的邮票，公款报账。我最早学会的腐败，就是用公家的邮票，来寄送我私密的情书。

那个年头所有的信件，都要通过邮局和各单位的收发室。凡是不想别人知道寄信者的地址的，就在信封的落款处写上“内详”两个字。那时有经验的收发员，一旦看见署明内详的信，都知道是情书。那是我写诗的高峰期，尤其当有了一个暗怀的倾诉对象之后，那简直是灵感爆棚。我几乎每天给畜牧局的柳霏都要寄出一封“内详”的信，所谓的信，只是一首手写的情诗，并且绝不署名。

我乐此不疲地干着这样一件认真而荒诞的事，像是那些愚蠢的乡村反革命在给台湾邮寄情报一般紧张惊险。我暗中猜想她从收到第一份情诗时，可能产生的惊惶不安和猜疑。那些雪片一样按时抵达的朦胧诗，她是否能够看懂？她有没有可能从那些笺谱手泽中，嗅出我指上的酒香和烟痕。我偶尔出差下乡，会停止几天邮寄，她会焦渴地等待吗？她究竟会怀疑是谁在暗中传达这样的美意呢？

我还是会若无其事地与她在小街上有期而遇，我远远地盯着她步步惊心地向我走近，每次临到要四目交错时，各自又不约而同地颔首低眉远去。我的某些诗似乎暗示了这样的邂逅，她应该能猜出那些情诗的主人，就是那个问她西门大桥怎么走的男人。

但是我不说，她也不问，我们都里应外合般缄默在1980年代初的小城。我沉醉于这样的暗恋和追求，甚至有某种猫戏耗子的促狭。而她也羞涩在她的豆蔻年华中，也许抱持着一份隐秘的甜与慌乱，在悄悄等待命运的揭晓。

由于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成型，且寄出的原稿，我至今也记不得我曾有过怎样的才情。我偶尔还能想起一些句子，类似于我在心里筑一座监狱，你将是我唯一的囚徒。或者说我在冬天阻止那些扫雪的人，我怕他们抹去你的脚印。那个年头青春的诗风就是这样，连爱情也是这样简洁干净。干净到只想拿爱去温暖她的冷，真的没有去想该要怎样的回音。这个在小城没有同学故旧的女孩，一个每天独往独来，说着北方话却无人可以沟通的女孩，在读到我那些滚烫的诗歌时，是否有过独自的春愁和饮泣？

六

怀抱暗恋与诗的日子，总是倥偬而慌张的。春天萌芽的故事，一夏一秋都没有结果，但果香却充盈了我的生活。山里的冬天明目张胆，万事万物都被深雪所覆盖。我还在教研室的蜗居写诗，写累了学风雪山神庙的林冲，出门左转去北门的向阳小酒馆，炒一个菜打一壶散酒，回来在火盆边自弹自唱。

诗社的同人方舟和苏家桥，在乡下的中学教书，周末回城，注定是要来我这里夜饮的。那夜的风雪好大，正是喝酒杀人的好天色，我们都有些醉了。醉了的我经不起这些顽皮兄弟的盘查，很快就招供了关于这些情诗的主角，而且说出了她就在百米之外的拐角处的门牌。

这俩坏蛋是低我两届的学弟，素来胆子比我还邪性。一听野哥如此缠绵悱恻的情怀，直接说我们现在就去把她请来。这些色胆包天的匪类，恨不得帮哥哥当夜成就其好事。我一来是劝不住他们的横逆，二来也是雪夜酒阑，也想还这件事一个清白。包藏了一年的美丽祸心，终该是要挑破的时候，该流血就流血，该拭泪就拭泪。但我打赌，他们绝对请不来这样的规矩女孩，彼此押上了三餐酒钱。

他们信心满满而去，半个小时后铩羽而归，但又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已经去说好了，女孩在她家等我，家里人也欢迎我自己去。而且说你不去就把我们毁了，我们赌咒发誓并留下了各自的单位和姓名，你不能让人家怀疑我们是流氓。

酒壮情胆的我，只好愣头青一样去单刀赴会了。那一路的雪花，铺垫着我咯吱作响的怯懦。敲开门之后，堂屋的火塘边只有一个严肃的父亲，在那里客气地接待了我。看得出他有着老军人的稳健，也有着一个父亲应有的审慎和关切。在我去之前，他可能已经审问了女儿，关于我那俩弟兄所说的情书的事。甚至他已经看过了几封信，看出了我的才华和真诚，于是愿意礼貌地审查我。

从对话中他相信了我就是拐角不远处的教研室的干部，一个还算珍稀的大学生。他甚至知道了我就是郑书记的儿子，他说你爸爸，我们还是熟悉的。那一刻我就像被捉奸在床的尴尬，我特别害怕他去告诉我那威严的父亲。一番得体的例行盘查之后，他的妻子出来打了个招呼，一切都像是预演过的程序。阿姨对他说我们上楼去休息吧，让孩子陪小郑就在家里聊聊。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大人上楼，柳霏满面绯红地坐到了我的对面，羞涩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颤颤巍巍地拿火钳拨弄着火盆，木炭爆出噼噼啪啪的火星，仿佛就要引爆整个房间。写得出那么多情诗的我，此刻一样张口结舌不知怎样打破这样的对峙。最后只好嗫嚅地说：你喜欢那些诗吗？

外面风声大怒，雪花拍打着窗户，在玻璃框上堆砌着寒意。她羞怯地迟疑点头，依旧不敢说出一个词喜欢。我们都能想象，也许两位大人的耳朵，还藏在里屋的黑暗中。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混乱年代，他们确实不敢让美丽的女儿雪夜赴约。接下来还说了一些什么闲话，几十年后垂垂老去的我，确实已经完全模糊。只知道那样的初夜是尴尬的，满怀情愫的挑破，只剩下一地零落的残雪。我告别出门时，她第一次抬眼看了看我，她的眼中有惶恐，有哀愁，也有难得的秋波一现。我们竟然都不敢再约——等雪消的日子，去那春山上踏青……

七

之后我再也没有给她写信了，我的情诗之旅打住在那个寒冷的雪夜。那是怎样一场暴雪啊，次日早起，我还看见我自己那两行通向北门拐角处的脚印。那夜唯一的旅人，那条没有车马经过的背街，我完成了我青春的一次艰难跋涉。

我至今也想不起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乃至于让我一夜之间灰熄火尽。火塘边的她，还是那么姣好动人；她异乡的声调，还是那么温婉好听。那种端庄中的娇媚，在炭火的明灭中闪耀她的纯净之光。如此动人的女孩，我为什么要戛然而止对她的歌颂？

若干年之后，我也成为一个养育了美女的父亲。我对我情窦初开的女儿说，该恋爱就去恋爱吧，不要带男孩来看我。等你要结婚的时候再带来，我这样的父亲，不会参与你的恋爱。

也许青春创伤的那夜，是不该有那样的闯入方式。大人最正常最谨慎的参与，对几个泼皮恶少的警惕，都是无可非议的介入。但是，他们确实破坏了那一场纯情之恋的美感，我一想到接下来该是我那格外严厉的父母，要去托人提亲或者派人打探，我就觉得这一切正在远离诗与爱的初衷。

后来，我还是偶尔会与她邂逅在路上，我们终于学会了像两个故人一样相视一笑。在那个严谨清纯的年代，我们甚至没有停下来寒暄过一次。很多次我还是会悄悄目送她的背影，孤独地消隐在那个街角。对于未能坚持的爱恋，我是深感愧意的，就像失手打碎了一个青瓷，再也无从缝合。两年后我去了远方，在以后的回山中，我听说她也嫁去了州城。利川很少有人知道她曾来过，年年依旧的暴雪，掩埋了我们悄然存在过的痕迹。

前些年，陈丹青兄邀请我们去参观他亲手打造的木心纪念馆。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木心的两句诗，一句是——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还有另外一句是——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想起木心孤独终老的坎坷平生，想起我自己的那个青春雪夜，我忽然离开人群悄然拭泪。我想，我是读懂了他的那个晚辈。一代又一代的人啊，都会面对各自一生中大雪纷飞的黑暗……

2022年8月25日于清迈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文：野夫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70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被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诵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地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八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做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做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与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家庭危机顿现。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剧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备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地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遭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老人家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信，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做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七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那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竟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见拙文《地主之殇》），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八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婆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十年代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九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厄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十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头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表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待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12年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闯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

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现场所有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

十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落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残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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