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YSPP播客系列 | 从汽车到豆腐：深入剖析个人环保选择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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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社会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让减排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各国政府及民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陈捷胜与其合著者发表了一篇题为《基于成本效益分析识别需求侧减排的关键机会》(Using Cost–Benefit Analyses to Identify Key Opportunities in Demand-Side Mitigation) 的研究文章。该研究通过细致的成本效益分析，评估了环保行为在财务及非财务层面的影响，还揭示了哪些环保行为对个人及社会具有积极影响，哪些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并据此指出了政府实施精准政策干预的潜在机会。

David：陈教授，能否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进行这项研究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选择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另外，能否解释一下“需求侧减排”的含义以及是什么促使您研究需求侧减排呢？

我们知道，个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少碳足迹。但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做？是缺乏相关知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作为经济学家，我的假设是，很多这样的行为可能不利于人们的福利，因为改变行为需要付出资源。所以我们想要研究的是，采用这种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会降低人们的福利。

我选择成本效益分析作为研究方法，是因为我想从货币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效益分析似乎是最自然的选择。

需求侧减排则是气候解决方案中常被忽视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政策一直针对企业和工厂，试图让生产者改变行为、生产技术或能源使用方式，从高碳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但需求侧减排更多地关注消费者和个体，因为我们的很多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排放温室气体。

这项研究的灵感来源于我与新国大一位生态学家的对话。他告诉我，需求侧减排在生态/生物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大多关注减排潜力，即某种行为在减少碳足迹方面的有效性。比如2017年发表的一项著名研究就发现，减少碳足迹最有效的方法是少生孩子。但我认为，人们不会因为关心碳足迹就不生孩子，这更多可能是出于福利提升的考虑。这让我开始思考，或许很多需求侧减排行为，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福利将如何受到影响。这正是这项研究的初衷。

David：您在研究中涵盖了12种行为，如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燃油车转电动车、关灯、改变饮食及用可重复购物袋等。您还考虑了货币成本（pecuniary components）与非货币成本（non-pecuniary components）。请问，您是如何定义非货币成本，并为其赋予价值的呢？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所有变量需用统一单位衡量。但某些变量如时间，则难以直接用金钱衡量。例如，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虽省钱，但需更多通勤时间。在环境经济学中，我们已开发多种方法将非货币属性货币化。对于时间成本，我们使用“时间等于金钱”的换算率。而对于注意力成本，如关灯，我们采用技术替代成本，比如安装自动感应灯。

David：那您研究的核心发现是什么？

研究发现，大多数需求端的减排措施实际上对个体福利有害，这令人非常意外，但也在预料之中。因为若这些措施能提升个人福利，本研究便失去意义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计入碳成本，许多行为在社会层面上仍对个人福利是不利的。这意味着这些行为的减排潜力有限，因此，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看，必须要慎重考虑政府是否应继续大规模推行这些措施。

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个体视角审视成本效益和福利影响。在经济学中，我们通常假设个体并不真正关心环境结果，这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因为许多环境结果都是所谓的公共物品。从个体层面来看，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去关心这些公共物品。

另一大发现是，温室气体是全球性污染物。因此，个体权衡成本效益时并不考虑减排潜力是情有可原的。但从社会视角看，政府会关心环境结果是其职责所在，因为政府需考虑所有公共物品和福利，即社会福利。这意味着，我们在考虑个体福利的同时，还要加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效益。

David：研究发现，12种有利于气候的行为中有8种会损害个人福利。这些行为会导致个人福利降低，您认为这对个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些行为大多具有一个特点：虽然采取低碳行为会在经济层面增加福利，但非经济因素却大大降低了整体福利水平。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通过货币节省来评判低碳或有利于气候的行为。比如以从私家车换乘公共交通为例，虽然能节省金钱，但也会带来诸多不适成本和犯罪风险成本，这些都会使该行为的总成本上升。尽管大多数需求侧减排措施有助于节省经济开支，但伴随的非货币成本往往大于节省的货币支出，从而导致对居民的总体影响为负。

David：研究提出了一些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如同“唾手可得的果实” (Low-hanging fruits) （指的是一些最简单的、最容易达成的目标）般的行为，您认为这些行为具体是什么？基于这些发现，您会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什么建议？

“唾手可得的果实”本质上是指那些既能在个体层面带来正面福利影响，又具有高减排潜力的行为。这些是我们认为政府可以更多关注的行为，因为它们已经对个体福利有益，说服人们改变这些行为并不需要太多努力。

我们已确定的三类行为包括：（1）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汽车、（2）中短途旅行时由飞机改为高铁、（3）以豆腐等植物蛋白替代肉类食品。这些行为不仅能为个人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提升，还具备显著的碳减排潜力，应成为政策推广和公众倡导的重点。

我们意识到，仅仅指出这些行为是好的，并不足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足够的行动依据。例如，在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发现车辆价格是说服人们改变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因此，能够拉开这两类车辆价格差距的政策将产生重大影响。有趣的是，尽管有传言说油价上涨导致人们转向电动汽车等，但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发现，能源价格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无论是电价还是油价，它们对整体成本效益或整体福利数字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关键的是车辆价格。

David：研究发现，在考虑减排后，动物蛋白转向豆腐是研究中唯一能提升社会福利的行为，主要是因为豆腐在中国是熟悉且广泛消费的蛋白质来源。这对新加坡有什么特别的相关性吗？还是这里的饮食文化太不一样了？

新加坡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是华人，我们也确实将豆腐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就能说服人们用豆腐替代一部分肉类，这样也能满足平常的饮食需求。

但我们实际上可以将这一发现推广到其他文化。因为我目前正在研究的是，很多文化都有传统的备选蛋白质来源。例如，马来人有豆腐的发酵形式——天贝，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印度人有扁豆和鸡肉作为他们的素食蛋白质来源。拉丁美洲人则大量食用豆类，这同样是蛋白质的来源。 

我的观点是，与其重新发明那些昂贵的，旨在模仿肉类质地和口感的现代植物基蛋白质，我们为什么不去深入地研究人们过去一两千年来一直在消费的食物，并尝试借鉴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豆腐能被转变为提升社会福利的行为。主要原因是豆腐的成本远低于植物基肉类。在个人层面，由于豆腐的价格，对个体福利的不利影响并不大。而且当我们考虑到社会利益，转向豆腐其实并不难。我猜测其他传统的替代蛋白质来源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对新加坡有很大的相关性，不仅对华人群体如此，对中东和印度人也同样适用。

David：展望未来，您认为还有哪些行为或领域应该使用类似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进行未来的研究？

对于任何想要倡导这行为的城市、国家或其他实体，我的建议是使用成本效益分析。同时，我还正在进行其他一些研究，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些行为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一个普通北京居民的角度来看的。但我们认为，不同的人口群体有收入和教育水平差异，而这些行为可能对他们有不同的福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