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城市化”，两种看法，一样的结局，一样的悲剧。
」
米哈伊尔·奥赫托维奇（Mikhail Okhitovich），二三十年代苏联建筑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是布尔什维克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和建构主义建筑理论家，他以OSA小组成员的身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并在OSA公报《Sovremennaia Arkhitektura》上发表文章。
他是最早提出“去城市主义”理论的人，激进理论主张废除传统的城镇概念，采用一种分散在苏联境内的定居点规划，在道路交叉口设置公共餐饮、娱乐设施和就业中心，有点像赖特的“布罗德克拉克城”（Broadacre City）。
横跨全国的运输、能源和通信网、玻璃隔间和活动房屋集群，去城市主义者把单户住宅散布在乡村各地。他们试图消除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创建新的、自给自足的居住区，居住人口少于50、20甚至3人。
米哈伊尔手稿
鉴于在创造力蓬勃发展、技术飞速进步的苏联早期可以立即进行实验，去城市化的愿景实际上是极其具体的：在1930年金兹堡的绿色城市计划中，国家向每个人发放预制轻质房屋，让他自由组合和排列模块，从单个单元到家庭或社区群落，利用公路、铁路、汽车和飞机将它们串联起来。
在构造主义诗人维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和作家尼科利·阿谢夫的笔下，伴随着“去城市化”设想的是移动式聚合玻璃箱或借助磁悬浮漂浮在乡村的移动城市的故事，被大规模城市化解放出来的莫斯科将变成一个公园。
1930年，奥基托维奇、金兹堡、泽连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计划是“去城市主义”的缩影，它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传统中心城市，追求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个人的个性，而不是大型的集体主义住宅。
100人的住宅
500人的住宅
奥赫托维奇写道：“集体的联系越紧密，个人的个性就越鲜明”。
他们的模块化“吊舱”，即个人住房单元，可根据个人的个性和界限的演变自由组合或拆卸。一个或多个吊舱之间的物理“联系”相当于一对夫妇之间的情感联系。有了更多的吊舱，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婴儿出生，而分离则没有空间和财产方面的不利因素，因为离婚的夫妇只需解开吊舱，就可以分道扬镳。
吊舱
亚历山大·帕斯捷尔纳克（Alexander Pasternak）写道，固定的房子“不合时宜，冷漠而格格不入，不再是活跃而快速发展的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1929年，米哈伊尔·奥赫托维奇发表了文章《论城市问题》，里面写道：
「
有必要根据时代要求重新评估可能的性质。
在目前的条件下，由于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的费用与地块的宽度成正比，住宅必须向上向后建造，而且必须在坚实的地基上用结实耐用的材料建造。
难道拥挤的城市是技术和经济可能性的必然结果吗？是否所有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技术上或经济上都是不可能的？
城市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它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综合体。
现在需要阐明的问题是，“城市”的不同功能是否必须存在于一个整体中；它们是否会像生物体的各个部分一样，因分离而产生致命的隔阂？换句话说，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大量人口、建筑等聚集在一个地方的现象是否不可避免？
现在，工业企业的规划可以反映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规模的传送带生产的可能性。
机械运输工具在强度、质量、数量和速度方面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现在可以从中心分离出来：空间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时间本身也开始缩短。
交通领域的革命，领土的自动化，颠覆了所有关于交通拥堵、建筑和公寓拥挤在一起不可避免的惯常论点。
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将在哪里安置所有的城市人口和企业？答案是：不是按照拥挤的原则，而是按照最大限度的自由、方便和快捷的通信可能性的原则。
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功能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综合体。但城市也是一个综合体。在摧毁了一种形式的城市之后，我们是否会创造一个新的城市？如果你喜欢争论术语，那就让这个综合体成为一个城市吧。
让我们称它为“共产主义星球上的红色城市”吧。
如果从本质上讲，那么这个新的综合体将不是一个点、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被称为“去城市化”。
去城市化是离心力和排斥力的过程。它的基础正是技术中的这种离心趋势......它颠覆了所有以往的假设。在这里，接近是距离的函数；社区现在是分离的函数。
」
金兹堡还是1928年至1932年期间苏联派驻CIAM的代表，他改信“去城市主义”让柯布大失所望。据说米哈伊尔将他扣押在一间办公室里，说服他放弃柯布的城市化思想。
这是柯布写给金兹堡的信：
「
亲爱的金兹堡：
我今晚就要离开莫斯科了，他们要求我写一份关于最近莫斯科绿色城市竞赛的报告。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想对同事们的工作妄加评论。另一方面，我间接地回答了向我提出的要求，向绿色城市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莫斯科和绿色城市发展的一些评论'。我的结论与'去城市化'这个简单的词目前引起的讨论似乎并不一致。
这个词本身就存在矛盾，这个词是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它欺骗了许多西方理论家，浪费了各行业管理委员会的大量时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误解，一切事实都在反对和驳斥这个误解。
社会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谁想匆忙地、倾向性地解决社会问题，谁就会遭到反对：社会会自我报复，会陷入危机状态，尽管有各种变化和规定，但社会不会任人摆布：决定一切的是生命！
昨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在苏联副主席列雅瓦先生的办公室里，人民委员之一米留廷先生为我翻译了列宁的一段思想，这段思想非但没有支持去城市化的论点，反而证实了城市改革的必要性。
列宁是这样说的：如果要拯救农民，就必须把工业带到农村去。列宁并没有说'如果要拯救城市居民'；我们不能混淆，这是完全不同的！
把工业推向乡村，也就是把乡村工业化，也就是创造人类集中的地方，让机器为他们服务，机器会让农民思考。大自然对城市人来说是好的，因为他的思想已被城市激发，他在城市中将其思想的勤奋机制投入工作。
正是在集体中，在震撼与合作中，在斗争与互助中，在活动中，心灵才会成熟，才会结出果实。人们愿意这样想，但现实就是那样；不是农民在看树木，不是农民在听百灵鸟的歌声，城里人才会这样做。老实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你们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人们总是觉得有必要聚在一起，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气候如何。群体给他们带来安全和防卫，带来陪伴的乐趣。但是，一旦气候变得恶劣，群体就会鼓励工业活动，鼓励生产，而生产正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
智力生产是人类团结的产物，在群体中，智力得到发展，得到磨练，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获得了它的精妙性和无数优势。这正是集中的成果，分散使人恐惧，使人贫穷，使人失去所有肉体和精神上的约束，缺乏这些约束，人就会回到原始状态。
国际统计数字表明，在人口最稠密的聚居区，死亡率最低；随着人口的集中，死亡率降低。这些都是统计事实，必须接受。
历史表明，人类思想的伟大运动都发生在数学上最集中的地方。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人口稠密，就像我们现代的城市一样，所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能够在那里讨论纯粹的思想。
更确切地说，十个世纪的前机械文明为我们造就了这些城市，而这些城市在机械扩张时却显得可怕而危险。那就承认，罪恶就在那里，就在那份遗产中，而它的救赎就在这里：调整城市，因为城市将继续越来越集中，现代进步的统计数字和伴随要素：交通工具、知识吸引力、工业组织；调整我们的城市，使之适应当代的需要，也就是说，重建城市（从城市诞生之日起，它们就在不断地自我重建）。
亲爱的金兹堡，现代建筑正是肩负着组织集体生活的伟大使命。我是第一个宣称现代城市应该是一座巨大的公园、一座绿色城市的人。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看似奢侈的目标，我将密度增加了四倍，并缩短了距离。
不过，我可以很好地想象，作为任何工作和生活城市群的卫星城，一个供人休息的绿城，最终会像你们一样每五天轮流组织一次。
」
摘自1930年的《苏维埃建筑学》的金兹堡回信：
「
亲爱的勒·柯布西耶：
我们最近关于城市规划的谈话和您的来信迫使我重新思考整个问题，回想起您的反对意见，您与我见面时提出的反对意见，以及您现在在信中写到的反对意见。
和我所有的朋友一样，我非常珍视您，不仅因为您是一位精妙的建筑大师，而且因为您有能力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组织方面的重要问题。
对我来说，您是当今建筑行业最伟大、最杰出的代表，是您赋予了我生活的内容、目标和意义。
因此，您在城市规划领域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重要性。
您经常对我说，您热爱大自然，希望永远生活在绿树丛中......您在信中说，您是第一个提倡在城市中建造一个巨大公园的人......我们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现在的高尔基大街）散步时，您告诉我，佩雷特和所有最好的法国建筑师都曾试图把住房从城市中搬走。
换句话说，您自己提出了为人类提供理想的物质环境的问题，而我们正在我们的项目中努力寻找根本的解决办法。但你们却认为有义务考虑这种彻底的解决方案。尽管您才华横溢，却发现自己无力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
仔细研究您的作品就会发现，您的作品实际上是在始终如一地、顽固地试图磨圆城市规划中的尖角，磨平和软化其所有粗糙的棱角。
您是现代城市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您想不惜一切代价治愈城市的疾病。因此，你们把整个城市建在高跷上，希望以此解决无法解决的城市交通问题。你们在高楼的屋顶上建造美妙的花园，希望给人们多一片绿色，你们设计的住宅让居住者享受到完美的便利、宁静和舒适。
但你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想治愈城市，因为你们想让城市保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本质不变。
我们苏联人的处境更为有利——我们不受过去的束缚。
历史向我们提出了只有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无论我们的资源多么薄弱，我们都将不惜一切代价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正在对现代城市进行诊断。我们知道：是的，它病了，病入膏肓，但我们不想治愈它，我们更愿意摧毁它，并打算开始研究一种新的人类居住形式，它将没有内部矛盾，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把城市建在高跷上（你们也看到了，在这方面我们正在效仿你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在柱子之间行驶与在狭窄的街道上行驶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屋顶花园是一种很好的建筑解决方案，但它无法解决卫生问题和开放空间问题。同样，我们也希望为居住单元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但不是以豪华私人住宅或欧式酒店的形式。
您自己也谈到，国际统计数据显示，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出生率最高，死亡率最低。这是很自然的。人口稀少的中心地区都是贫穷的村庄，没有医生，没有文化，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像样的食物。
您写道，只有在人口集中的地方，文化才会发展。这完全可以理解。它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但不是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们苏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城市人口，都能享受到文化。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把一亿农民转移到大城市，否则就会破坏我们的农业。因此，我们既要享受集中对文化发展的一切有利影响，又要享受分散和权力下放对尽可能均匀地在人口中传播文化的一切有利影响。为此，必须在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人口居住形式。
您对人类历史上集体的高度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的分歧不在于此。集体主义和工业集中的更高要求在空间上分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高兴地注意到，您认为有必要引用列宁的话。您说，他只想到通过把工业引入乡村来拯救农民，却根本没有想到要拯救城市居民。
但您错了，我亲爱的勒·柯布西耶。不仅是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也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长期而频繁的思考。或者说，对他们来说，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请允许我引用他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人类必须重新定居，消除农村的荒芜和闭塞，消除大量人口不自然地挤入大城市的现象。
——列宁
城乡分离使农村人口陷入几千年的落后，使城市人口沦为单纯的雇佣奴隶，它摧毁了前者精神发展和后者身体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
城乡之间的矛盾是人格受制于劳动分工的最粗暴的表现，劳动分工一方面把个人变成了有限的城市动物，另一方面又把个人变成了有限的农村动物。
——马克思
您提到佩雷特试图将住房从城市中迁出，但没有成功，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把一个孤立的成员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中分离出来，这个成员不可避免地消亡了。我们正在从城市中移除的不只是城市本身，而是它的整个供应和文化系统。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有机体。这与佩雷特的想法完全不同。
您写道，农民不爱鲜花，听不到云雀的歌声。当他们为繁重的劳动而精疲力竭时当然听不到......但我们希望农民能倾听云雀的歌声。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只需减轻他的劳动强度，为他的生活注入更多的文化气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靠消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而是靠创造更符合未来需要的新的人类居住形式。
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但我们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不能不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希望成为社会主义建筑师的责任。
此外，我们希望今后也能像过去一样，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希望我们学到的东西能帮助我们解决新的难题。
我和我的朋友们向你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M. 金兹堡
」
多年后，柯布在其《光辉城市》一书中汇编了他对“去城市化”的意见，74页：
「
在1930年的莫斯科，“去城市化”是当时的流行趋势。
'城市的杀人石炮，城市居民的窒息和压迫，纯粹是资本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将城市砸成万块，散落在乡村、树林、草地上，让房屋位于大自然本身的中心。这样，人类就回到了内心和谐的第一泉源。
我回答道：'一切都很好，但城市的工作呢，因为这里绝不涉及农村的开发问题，必须在每天24小时的太阳周期内完成的工作呢？
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将修建任何必要的道路，将所有分散的房屋与市中心连接起来。每个人都将拥有一辆汽车，无论需要多少汽车，无论需要多少道路，他们都要制造出来。
为了回到苏联，他们制定了计划，放映了宣传片，让委员会从中受益。鼓励人们做一个空想：'城市将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我将住在离办公室50公里远的一棵松树下；我的秘书也将住在离办公室50公里远的另一棵松树下。我们都将拥有自己的汽车。我们将用掉轮胎，磨损路面和齿轮，消耗机油和汽油。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工作；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是巨大的；足够所有人使用：未来不会再有失业的威胁，再也不会有了...
然后有一天，苏联当局说：'够了！一切都结束了！别笑了！'
去城市化的神秘信念彻底破灭了！
」
135页：
「
我的一位莫斯科朋友，一位以解决各种苏联城市规划问题为己任的技术人员，在我们的工作室展出我的“光辉城市”计划时表示反对，因为这些计划不符合当前的苏联理论......这就是目前[1930 年]在苏联风靡一时的“去城市化”理论。
让我们回到苏联，回到革命的俄国，在这一领域，由于目标的灾难性混乱，我可以肯定最终不会被苏维埃组织者的远见所击败，此刻的俄国正在接受我们西方学术委员会提出的所有论点中最腐朽的论点。因为苏联也打算拆除它的大城市，就像我们自己的当局都梦想着把我们送到田野里（他们的花园城市），在许多假想的洋葱周围刨土，实现让·雅克十八世纪的幻想（但没有他的机智）。
俄国人一心否定城市，创造了“移植”一词来对付这些人。他们试图将这些城市浮尸变成殖民定居者，他们希望这些寄生虫成为开拓者。
」
尼古拉·多库恰耶夫（Nikolai Dokuchaev）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前卫建筑师，他对这一方案也不满意。他于1930年在《莫斯科新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规划竞赛”的文章：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带状城市提案（1930年）
「
OSA小组和Stroikom的“线性规划”项目重复了众所周知的想法，即沿交通路线线性分布城镇，房屋为独立或半独立式（如这里的OSA项目，由组长 I. 列昂尼多夫领导）。
最近，OSA小组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在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推进这一“去城市化”理念。其基本原则和论点，至少是奥基托维奇同志提出的原则和论点，是我们大多数专家所熟悉的。
在“斯特罗伊科姆”计划中，作者们在其解释性说明中再次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以与自然直接交流为形式的“工业化”牧区、每个人的高跷上的小房子以及在房子下面等待主人的汽车，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城镇。
个人住房和私人汽车是作者对列宁主义理念的回应，即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人类居住形式，消除农村的落后和与世界的隔绝，以及大量人口向大城市的反人类集中”。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小别墅将自己与城市集中区隔绝开来；汽车消除了农村的与世隔绝。这是一个真正'天才'的解决方案！
OSA项目还提供两层小楼，可容纳16人，结构轻巧，用炉子取暖，服务区面积大于居住区面积。这也是一种“高便利性”住房，有利于培养个人主义习惯和私人能力，将这种类型的住房合并到摩天大楼中丝毫不会改变其组织结构，所选择的住宅和公共建筑在城镇中的分布系统主要是出于对图纸和模型底板上某些图形效果的追求，而不是出于作者在其解释性说明中如此自信地谈到的便利性和合理性的考虑。
在这个项目中，“基于新的社会结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对现有资源的最经济的利用”，“新的劳动组织、生活方式和文化等”表面上是存在的，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呢？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是通过什么方式在城市设计中表现出来的？为什么在住房和公共建筑偶然而混乱的分布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城镇的新方案，而不是某个自建别墅协会的另一个殖民地？
显然，答案在于公开辩论，而不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要求对这些建筑协会提出和实施的问题采取严肃的态度和一些详细的实际解决办法。
」
米哈伊尔也是列昂·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与共产党不和，在抨击了个人崇拜之后，先是因其思想和建筑作品而受到政治局的斥责，指责他提出的“去城市化”理论可能会在经济上造成损害，继而被捕，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最终于1937年被枪杀。
去城市化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大胆设想一样，惊雷一般横空出世，震惊所有人，然后像被戳破的泡泡一样消散在风里，后来人们很少想起，也很少谈及，像这些理论从没出现过。
”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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